※文/赵晓舟

我从小就很向往军中的那一抹绿色，这个当兵的愿望在我高中毕业后不到一年就不知不觉地实现了。临走那天，为了不愿看到父母因送我而泪流满面，便在家中茶盘底压了一张写有“胸怀红日跨征尘，甘洒热血志从军。年少自有凌云志，誓为祖国守乾坤”的纸条后，独自前往公社（即现在的乡政府）集合。

当时，我们新兵乘坐的是货运火车，历经五天四夜才到达临时指定地点。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挑选到轮训队当上了通信员，多半年后晋升为文书兼军械员，期间还被评为“雷锋式的先进战士”并荣立三等功。一年后，军地先后恢复高考，我顺利地考入某军校指挥专业。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军校，可谓是百废待兴，有水平的老师是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臭老九”，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高的老师有很多都是从地方院校调进来的。好在这些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刻苦钻研精神十分高昂，所以，教学严谨，校风清新，处处呈现出争分夺秒要把“文革”损失夺回来的氛围与状态。这“文革”后的第一届军校生年龄大小悬殊，文化程度高低不一，职务差别明显。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都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每逢节假日，这些同学的媳妇领着孩子来学校找丈夫团聚，我们这些“小字辈”就得自觉腾出宿舍回避。有时不慎冒失闯进宿舍，也常闹一些尴尬。在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初中文化程度，是保送进来的小兵，在文化课方面是我帮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