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

在《明宫史》中，记载新年的第一天：“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日贺新年。所食之物如日百事大吉盒儿者，柿饼、荔枝、圆眼、栗子、枣，共装盛之”，在传统饮食中，新年中“柿饼”是必不可少的。這种习俗，长期以来成为民间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明清时期，由饮食而及绘画，由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生活习俗演变为翰墨烟云，这是一次由大众文化向士大夫文化转型的过程。

明人田汝成在《熙朝乐事》中有关于“柿”的记载：“正月朔日，官府望阙，遥贺礼毕，即盛服诣衙门，往来交庆。民间则设奠于祠堂次拜，家长为椒栖之酒以待，亲戚邻里以春饼为上供，燕栗炭于堂中，谓之旺相。贴青龙于左壁，谓之行春。芝麻梗于檐头，谓之节节高。签柏枝于柿饼，以大橘承之，谓之百事大吉。”徐渭（1521-1593）在《百昌斋记》中也说：“吴人于正朔悬柏柿与橘于堂，日百事吉”。。因“柿”与“事”谐音，故常常和“柏枝”或“橘”并列，有“百事大吉”“百事如意”之意。因其所蕴含的吉祥寓意，故常常出现在明清以来的“岁朝图”。

在现存作品中，最早在“岁朝图”中出现“柿”，是在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的《岁朝佳兆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该画所绘钟馗携一小鬼前行，钟馗手持如意，小鬼手托果盘，盘中放置两颗红色的柿子，上有明宪宗题“栖柿如意”四字，并有诗曰：“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诗意与画境相谐，以寓意“百事如意”。在清代画坛，“岁朝图”中出现柿子，也就更为常见了。现以陈书的《岁朝丽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绵亿的《宜春呈瑞图X“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便可为证。

陈书（1660-1736）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画家，字南楼，号上元弟子、南楼老人，擅画山水和花鸟，其《岁朝丽景图》代表其花卉画的主要风格。该画作者题识日：“雍正乙卯新春，上元弟子书画于来青小墅，时年七十有六”，钤朱文联珠印“陈”“书”。“雍正乙卯”即清雍正十三年（1735），乃陈书晚年之作。图中所绘天蓝釉瓷盆上种植的水仙、山茶、南天竹、蜡梅，并配有寿石。在瓷盆两侧，点缀着柿子、苹果、百合、灵芝和橄榄。画中的苹果有“平安”之意、“柿子”为“事事如意”、寿石有“长寿”之意，而水仙、山茶、南天竹、蜡梅也都是春节常见的应景佳物。

绵亿（1764-1815）系乾隆皇帝之孙，乃荣亲王永琪（1741-1766）的第五子，擅书画，传世画作并不多见，《宜春呈瑞图》乃其少见的画作。此图作者题识日：“臣绵亿恭绘”，钤白文方印“臣绵亿”和朱文方印“敬画”。在画幅右上侧，有嘉庆题跋日：“古语拈题应岁朝，玉梅香色笔端描。凌波斜倚春先报，百合清平凤律调。嘉庆壬戌新正御题”，钤白朱文联珠印“嘉”“庆”。“壬戌”即清嘉庆七年（1802）。另有清宫鉴藏印七枚，分别为朱文椭圆印“嘉庆御览之宝”、白文圆印“嘉庆鉴赏”、朱文方印“宣统御览之宝”、“宝笈三编”、朱文长方印“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和白文方印“宜子孙”。图中所绘为小口径青釉瓶中所插的数种折枝花卉，分别为月季、梅花、竹叶、松枝，而花瓶旁则有水仙、百合、玉磬、柿子和如意。画中的瓷瓶有“平安”之意、柿子和如意有“百事如意”之意、百合有“百年好合”之意，画中的每一种花卉，几乎都有一种特指的吉祥寓意。

两幅“岁朝图”中，最夺人眼目的是两个鲜红的柿子，且都位于盆（或瓶）右下侧。《岁朝丽景图》中两个柿子为正立，为茂盛的柿叶半遮半掩。柿子以墨线勾勒轮廓，再填充以朱砂，与盆景中红色的南天竹遥相呼应，又与瓷盆、水仙及其他花叶的绿色形成对比。《宜春呈瑞图》中两个柿子一为正立，一为斜侧，均有两片绿色叶子作陪衬。柿子以醇厚的朱砂绘制，鲜艳明亮，如同刚从树上摘下一般。因颜色与瓷瓶、折枝花卉的绿色迥然有别，故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

值得玩味的是，在两幅“岁朝图”中，柿子虽然也和其他花卉一样，只是众多花果中的一员，但因其具有的“事事如意”“百事大吉”“百事如意”等被赋予的祥瑞内涵，因而客观上成为了画中主角。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柿子本身是红色的，红色既可烘托节日的喜庆气氛，在民间传说中，还具有辟邪的功能，故在以春节为主题的“岁朝图”中，柿子也就成为受人热捧的不二之选。

而作为春节的应景画，柿子以吉祥物出现在“岁朝图”中，则又是文人画与世俗文化交融的反映。陈书是清代文人画家，而绵亿则是清代皇室成员。前者的绘画具有文人气，后者则具有皇家富贵气。虽然身份不同，绘画的气息也有霄壤之别，但两人在“岁朝图”中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好却是相同的，即传统文化中亘古不变的吉祥寓意。因此，在陈书和绵亿的两幅“岁朝图”中，大抵可看出清代文人阶层与民间吉祥文化相融合的审美时尚。

（编辑/李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