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军

但凡去过哈尔滨的人，还有哪个不知道圣索菲亚教堂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哈尔滨人，冯淑慧当然很早就去过圣索菲亚教堂，并对它高高的尖顶、曲折的回廊、奇形怪状的浮雕圣像印象深刻。哈尔滨开埠虽晚，却曾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当然它的洋派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打从记事起，冯淑慧就见惯了街上走来走去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当中多是俄国人和犹太人，也有俗称“小鼻子”的日本人，因为和中国人长相差别不大，好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太清楚。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了，昔日耀武扬威的“皇军”逃的逃，抓的抓，杀的杀，留下来的都是些走投无路的侨民，早丢了从前的跋扈，灰头土脸的，见人就鞠躬，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儿。

这些都是冯淑慧在俄国洋行里当襄理的父亲跟她讲的。父亲说，世道变了，咱们中国人可以伸开腰了。父亲说这话时两只小眼睛透着光亮。他招了招手，十岁的小冯淑慧就识趣地端起小酒壶给父亲的酒盅倒满了酒。父亲高兴的时候喜欢喝两口，他喝酒只喝南岗区老裴家烧锅出的二锅头。老裴家烧锅当年在哈尔滨可是很有名的，一般人想喝都喝不着，得提前预订。父亲喝酒时对酒的要求挺讲究，至于下酒菜就很随便了。通常情况下就是两个咸鸭蛋外加一块大豆腐，偶尔也开开洋荤，来一根俄罗斯红肠就酸黄瓜、黑列巴下酒。冯淑慧的父亲在洋行里工作，他有这个条件。

父亲那年虚岁五十，冯淑慧是他快到四十岁才得的小女儿。照理应该很是受宠，可惜身为俄国皮货洋行的老襄理父亲，虽然经常和“老毛子”打交道，嘴里时不时蹦出几句俄文，但骨子里却还是“老八股”，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所以，冯淑慧打小就学会了看人脸色，她帮母亲拾掇屋子，抢着给要出门的父亲找鞋、拿衣服，在邻居眼里，她是个乖巧懂事、让人省心的孩子。

顺便提一句，冯淑慧的娘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当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她父亲。父亲本来不同意，不过最后还是在家里的百般催促下把她娘娶了过来，过门后就一直不得烟儿抽（不受待见）。只不过娘的肚子挺争气，第二年十月怀胎居然生了一对双胞胎大小子，乐得远在牡丹江的冯淑慧的爷爷一蹦多高，托人捎信儿，连称儿媳妇给他们老冯家立了一大功。冯淑慧的父亲心里头也高兴，他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就上菜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亲自下厨房炖了一锅鸡汤，连鸡肉带汤盛了一大碗，颠颠地给在里屋炕上坐月子的母亲递了过去，自此将这个婆娘撵回娘家的念头也就断了。冯淑慧俩双胞胎哥哥刚到六岁，父亲就忙不迭地把他们送到哈尔滨国立第三小学去上学，等到冯淑慧出生的那年，又把他们送到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去考国立高等中学。冯淑慧的两个哥哥也真争气，谁都没落榜，齐刷刷地都考上了国立高等中学。

老一辈东北人都知道，当年在伪满洲国能够考上国立高等中学可是不得了的事。据说，学校里有很多日本老师，上课时都讲日语，学生讲不流利就扇嘴巴子。国高学生的校服也跟日本学校差不多，清一色的白衬衫、黑制服，脚上蹬着黑皮鞋，老师和学生见面彼此要鞠躬敬礼，总之，学校里的规矩特别多。还有个好处，上了国高之后学生的学杂费用就不用自己掏了，学习成绩好的还有补贴，毕业之后优先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去深造，再不济也能在伪满洲国政府弄个差事。现在想想，当时读国高的所谓优厚待遇，不过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实施奴化教育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确实蒙蔽了很多人。眼皮子浅的且不说，连老襄理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也把念国高当成光耀门庭的事。谁能想得到呢，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不可一世的日本人连同他们扶植的伪满洲国说败就败了。从感情上讲，老襄理当然希望鬼子完蛋，但是身为父亲的他理所当然地还是有点儿担心他的两个读过国高的儿子。

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从国高毕业后都在长春谋得职业。大哥在二道警署当上了巡官，二哥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做翻译。两个儿子出来进去的一个戴警帽，一个穿洋服，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薪水待遇都不错。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了两年多，就到了“八一五”光复，日本人和他们扶持的伪满洲国哗啦啦倒台，随之而来的是对汉奸鬼子的大清算。一时之间，哈尔滨街面上是风声鹤唳、鸡鸣狗跳，昔日那些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人自危，每天都有被五花大绑、背插汉奸标牌的人让大卡车给拉到松花江边上枪毙了。老襄理就开始惦记起他远在长春的两个儿子来，这俩儿子一个给伪满洲国做事，一个给日本人做事，那小日本自不必说，现如今连满洲国的名字前边也加个“伪”，论起来不都在国民政府所列的汉奸的条条框框之内吗？弄不好，这次政府就得把他们哥儿俩划拉进去，要是那样，这个家可就毁了。老襄理一想到这儿就唉声叹气，却又一筹莫展，连着几天喝闷酒。

这一天，长春那边终于有信来了。开始以为是凶信，拆开后上边说的却是大喜讯。信是哥儿俩写的，大意是请父亲不要心焦，他们哥儿俩一切都好，原来，这一次他俩不仅都没受到冲击，反而都撞上了好运。老大单位警署被国民政府接管后，派来的新署长也是哈尔滨人，一唠嗑他们是小学同学。这个同学署长挺仗义，在对其甄别审查时不仅给了他个“合格”，还推荐他当上了警署副署长，老大没遭贬反而升了职。老二呢，在洋行里一直待得很平稳，光复之后他们洋行照常运转，没像别的洋行那样早早地被查封。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洋行老板早就和国统区暗通款曲，生意对象有好多都是国民党内的大人物，经他们一疏通，洋行自然无事。不仅无事，生意貌似更加活泛了。没几天，政府需要一名日语翻译，洋行老板就把老二介绍了过去，试用期间人事部门对老二的业务能力很中意，老二摇身一变就也成了政府的公务人员。老襄理头上一片乌云全散去，这才卸下身上亡国奴的重担，算是彻底伸开腰来。

因为两个哥哥常年不在哈尔滨，即便是偶尔回来他们也是应酬不断，很少在家。所以小冯淑慧和这两个大她十多岁的哥哥并不亲。现在想起来，其实这哥儿俩对冯淑慧这个唯一的妹妹还是很疼爱的，每次回来都不空手，闲下来的时候也带着她出去玩。不是到松花江上去滑冰，就是逛俄国人开的秋林商行，那里边琳琅满目的都是俄国货。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都喜欢吃秋林商行里賣的里道斯红肠，而小冯淑慧只对橱窗里摆的俄罗斯套娃感兴趣。后来，在冯淑慧七岁生日的时候，她终于得到了一套俄罗斯套娃。冯淑慧不记得是哪个哥哥给她买的了，有可能是大哥冯守哲，也有可能是二哥冯守理。两个哥哥长得太像了，有很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反正见面时叫哥总没错。冯淑慧还记得两个哥哥都挺好看，喜欢穿西装扎领带，出门时皮鞋擦得铮亮。这样的装扮当时在哈尔滨的年轻人当中是很常见的。不是讲南有上海，北有哈尔滨吗，哈尔滨城这个“远东巴黎”的称谓可不是白叫的。

也就是在哥哥写的这封信里，再次提到了让冯淑慧上学的事。两个哥哥语重心长地劝父亲，说时代变了，女孩子也要读书识字，将来参加工作为社会服务，从前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都是封建糟粕要不得。他们还夸赞父亲在洋行里做事思想开明、识大体，能够担当起倡导新文明的表率。

老襄理此前对让冯淑慧读书的事并不上心。

街坊邻里有好多家都把女孩子送去读书了，有的家里条件也算不上好，但在孩子教育方面却一点儿都不含糊，关键是人家对待女孩儿的态度，是把女孩儿放在和男孩儿同等地位上。这样的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很前卫的，别忘了那可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走出来，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还不深。别说让女孩子上学读书了，有的地方连给女孩子裹脚缠足的陋习还保留着呢。所以感觉哈尔滨在当时也真是座思想开放的城市。老襄理事事好强，唯有在这件事上差点儿劲，其实他心里也在犹豫，家门口拐过两条街就有所小学校，但那所学校是教会办的，男生女生都收，而且是男女混班一起上课。让一帮丫头小子整天混在一起，这事让老襄理犯膈应。老襄理的意思是想让冯淑慧上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哈尔滨的女子学校已经不多了，道里街有一所，香坊街有一所，而且收费都挺高。老襄理虽说谈不上多有钱，可这点儿钱也不差，他担心的是这两所学校离他家都挺远，那时小学校又普遍没有寄宿，都得走读，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上下学实在不方便。

转过年秋天，冯淑慧终于背上书包，到位于道里区的国立哈尔滨第二女子小学校去读书了。仅仅过去一年，老哈尔滨人都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巨大变化。首先是当政的国民党蒋总裁撕毁了国共和谈协议，率先打起了内战，紧接着共产党的林彪率领十万军队入关，占四平、打长春，千里奔袭来到了松花江南岸。这一年春夏之交，东北民主联军所属的三五九旅在林彪手下干将李天佑的指挥下，赶跑了哈尔滨的国民党守军，一举收复了哈尔滨城。新的历史一页就此翻开。街头巷尾的哈尔滨人都热烈地谈論着共产党新政府，怀着对未来日子的美好期待，当然也暗含着少数人的惶恐和惴惴不安。

老襄理也感受到了这次时局之变与以往的不同。共产党进城后没多久，他的犹太人老板彼德洛维奇就飞快地把洋行出兑，然后又变卖所有不动产举家去了比利时。出兑的理由是他在国外经商的儿子破了产，他要回去帮助儿子渡过难关。老襄理跟犹太老板干了快二十年了，知道这老家伙根本没儿子，就一个女儿在上海，两年前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二等秘书，还是个黑人。老犹太人对女儿的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一喝醉就骂他这个黑人女婿。

老犹太人彼德洛维奇据说是个白俄贵族，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一待就是近三十年，洋行也开了这么些年。老家伙头脑灵活会来事，无论是苏联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也无论是商场上的，还是官面上的，这个彼德洛维奇都能处得来。这些年尽管时局不稳，哈尔滨城头变换大王旗，洋行的生意却始终不倒，且有蒸蒸日上的趋势，足以见得老犹太人的手段。老犹太人向来视财如命，撂下这么大的生意突然出走他乡，肯定是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临出国之前，老犹太人请老襄理喝了一顿酒，酒桌上他什么也没提，只是塞了一沓钱给老襄理，分别时又跟老襄理来了个西方式的拥抱，给老襄理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那阵子冯淑慧家里挺不顺当的，接连出了好几件事。头一桩是老襄理的父亲也就是冯淑慧的爷爷突然去世。老爷子立秋那天晚上还好好的，睡了一宿觉后第二天早上就再没有睁开眼睛。老襄理一边急慌慌地赶到牡丹江乡下去奔丧，一边捎信给两个在长春工作的儿子，让他们从吉林那边赶过去给爷爷送葬，结果爷爷都烧头七了也没见到哥儿俩的影儿。再一打听，原来是东北民主联军正在打长春，出城的交通线都给掐断了，哥儿俩给堵在城里出不去了。老襄理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刚回哈尔滨没两天，冯淑慧的母亲早上到胡同口倒炉灰，被一辆拉煤的马车给剐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感觉，也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中午下炕的时候一骨碌就摔到地上，再想爬起来可就动弹不了了。

父亲听到消息，急忙请来道外街和盛堂医馆的坐堂先生柳子鸣来诊治。柳子鸣先生眯着眼睛号了半天脉，说是肝阳暴亢、肝火上扰引发风痰淤血、痹阻脉络之症。用了含有怀牛膝、龙骨、甘草等十几味中药的方子，连着吃了半个多月，还真有点儿疗效，母亲让人搀扶着勉强能下地了，但腿脚依然是软绵绵的。柳子鸣先生说这个病治到这份儿上已经很不错了，这种病属于风疾之症，难去根，只能维持现状。

母亲患病的这些时日，日常的看护、照料工作自然由小冯淑慧来承担。老襄理白天忙着处理老犹太人洋行里留下的善后事宜，晚上还得回家给病老婆煎汤熬药，又牵挂着长春城里两个好久没有音信的儿子，不免心烦气躁，哪儿还顾得上考虑让冯淑慧上学的事。再说了，老婆病成这样，白天家里没人照看又怎么能行。

就这样，冯淑慧上学读书的事又迟缓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冯淑慧上学路上，要穿过两条胡同，还要乘坐有轨电车行驶三站地，下了车往北拐一个街口，等到可以清楚地望见圣索菲亚教堂那个洋葱头样的尖顶时，学校就快到了。

时间长了，冯淑慧上学时也学会了抄近路，她和同学下了电车，贴着教会医院的东墙根走，斜插到彼基廖夫公馆后门，再往北走个百十来米，就到了学校的大操场。这么走的路线最短，但是就看不见圣索菲亚教堂巨大的门廊了，只能从侧面望到教堂围栏里面怪里怪气的建筑轮廓，不时地有钟声从里面传出来。

即便是放到现在，圣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之一。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由俄国建筑师克亚西科夫主持设计，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后来对普通教民开放，在当时已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以其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闻名。小冯淑慧后来是从书上读到有关圣索菲亚教堂的介绍的，开始她还没有把这个每天上学都路过的洋教堂和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对上号，认为只是名字巧合而已，彼圣索菲亚非此圣索菲亚。她和同学还是习惯性地管眼前这个高大的建筑叫作“洋葱头”。至于“洋葱头”里面，她一次也没有进去过。据说那里面可以随便出入，穿黑袍、手拿十字架的洋神父态度很和蔼，看见小孩子还会拿出糖果给他们吃。但是不知为什么，那阵子冯淑慧对圣索菲亚教堂总是怀着一丝恐惧，每次路过教堂时她都快步走过，似乎稍有停留就会撞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就像她在松花江滩头草丛中看到小猫、小狗和弃婴尸体时的那种感觉。

1946年的冬天，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在关外，蒋介石调动大军疯狂地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国共两党正打得热火朝天。在南满一带，国民党军集结重兵进攻通化，共产党陈云、萧劲光两人离开哈尔滨取道朝鲜来到临江，开始酝酿指挥我党东北战史上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相对而言，处于北满的哈尔滨城却是一片风平浪静，平民百姓该干啥就干啥，似乎离战场上的硝烟很遥远。

这天晚上，冯淑慧给母亲熬完药，刚要坐下来写作业，父亲就急慌慌地进来。先到里屋和母亲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就回到堂屋里让冯淑慧回她自己小屋里去睡觉，连作业也不让她写了。第二天就是礼拜天，冯淑慧约了同学去松花江边上的太阳岛玩，所以打算提前把作业写完，以免到时候分心。听了父亲这么一吩咐，冯淑慧也没说什么，乖乖地收拾起东西回屋睡觉去了。她合上眼睛，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过了一会儿，她听到院子里的门响了一下，紧接着就听到堂屋里父亲在和人说话，答话的是个男声，听声音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来是哪个。冯淑慧爬起身来，隔着门缝偷偷往堂屋里望，看见父亲正和一个男人在喝酒。那个人背对着冯淑慧，看起来是一身车老板打扮，黑棉袄，腰间扎着黑布带，屋子里不冷，头上戴着的黑毡帽却没有摘下来。冯淑慧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在那个人起身给父亲倒酒偶然一个回身的当口儿，冯淑慧终于把他认了出来，这个人竟然是她的大哥冯守哲。

自打光复之后，冯淑慧就再也没见到她的两个哥哥，父亲母亲在家里也很少念叨他们，对外人更是闭口不提，讳莫如深，而在此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冯淑慧学校里新开了一门政治课，老师上课时讲起当前的政治形势，总要提到国统区和共产党解放区，冯淑慧虽然听不太懂，但也模模糊糊地猜到两个远在长春的哥哥不回家的原因。长春那会儿还在国民党手里，属于敌占区。哈尔滨和长春这两座城市虽然离得不算远，现在却分属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阵营。大哥和二哥不仅待在国统区长春，而且都是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做事的人。在政治老师的口中，这类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是与人民为敌的丑类。老师讲得声严厉色，让小冯淑慧不寒而栗，怎么也没法儿将两个阳光帅气的哥哥与凶残的敌人对上号。

哥哥的脸变黑了，看起来像是瘦了一些，换上了那身车老板装束，跟个普通的乡下青年没什么两样。冯淑慧突然有点儿心疼起哥哥来。他是偷偷跑回哈尔滨的，否则他也不会穿着那套土里土气的衣服。为什么两个形影不离的哥哥这次只回来一个，另一个哥哥在哪儿呢？其实，她只是凭感觉认为，堂屋里坐着的是大哥冯守哲，而不是她二哥冯守理。两个双胞胎哥哥长得都差不多，以前她也经常将他们认错。冯淑慧已经有很久没见着她的两个哥哥了，屋里的灯光又不亮，隔着门缝儿看把他们弄混也是极有可能的。

那天晚上，哥哥和父亲喝了不少酒，后来母亲也从里屋里走过来。看见久未谋面的儿子应该是很激动，冯淑慧听到母亲在和哥哥说过几句话之后突然哭了起来，但随即被父亲的低声呵斥给止住了。屋子里静了下来，很快有脚步声奔向冯淑慧的小屋，冯淑慧急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不一会儿，哥哥走了进来，在冯淑慧躺着的小炕前站了一会儿，俯下身轻轻摸了下冯淑慧的脸，叹了口气，转过身走出了小屋。冯淑慧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冯淑慧起来，发现堂屋里已收拾得利利索索，看不出来昨晚有人来过。父亲母亲闷头吃饭，绝口不提哥哥回来的事。冯淑慧也不敢去问。到了下午，就传出了圣索菲亚教堂出事的消息，说是教堂里被埋了炸弹，炸弹响了。

炸弹据说是被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安放的，目标是哈尔滨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市长刘成栋。刘成栋当天下午要到道里区检查食品安全工作。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发现有不良商家在食品中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的行为，政府下大力气进行了专项整治。刘成栋这次就是想看看整治的成果，了解一下老百姓对新政府的看法，顺便他也想到圣索菲亚教堂看一看。刘成栋是黑龙江省肇源县人，年轻时就来过哈尔滨，对圣索菲亚教堂并不陌生，他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可能是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这趟出行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知道了，事先在教堂东角门口安放了炸弹，准备等刘成栋一行一到就触发机关引爆炸弹。特务们计划得很周详，可惜行事不密，夜里安放炸弹时被一名在角落里解手的黄包车车夫发现了。黄包车夫是街道党组织发展的积极分子，对敵警惕性颇高，当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第二天，不知就里的特务们按照预定的暗杀计划刚刚集结，就被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公安部队围堵了起来。慌乱之中，有个躲在暗处的小特务触发了另外一枚炸弹的引爆机关，他自己当场被炸死，教堂主建筑部分墙体轻微受损，其余特务无一漏网。据被抓获的特务交代，此次暗杀行动的总负责人是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行动组组长柳镜轩。他这次也潜入了哈尔滨，但没有与其他参与行动的特务们公开见面，只是躲在一个隐秘地方，遥控指挥着手下特务们的行动。哈尔滨警方随即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搜捕国民党特务的清查统一行动。

那几天街上乱哄哄的，路口上多了荷枪实弹的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对来往行人进行仔细盘查。因为怕特务们再搞破坏，冯淑慧上学的学校门口也加了双岗，老师们告诫学生上下学走大道，不要再图捷径走偏僻小道。冯淑慧和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走了两天大道，之后还是在胆子大的同学带领下重新开始走原来的小路，毕竟可以少走差不多一里多路呢。路过圣索菲亚教堂旁边时，同学们就指指点点，说特务们引爆的炸弹埋在哪儿，民主联军从哪儿冲出来把特务包围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像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一样。冯淑慧注意到，教堂西墙檐角下有一块椭圆形的破损之处，露出了里面的青砖，下面的栏杆都东倒西歪的，看起来炸弹当初就是从这里炸响的。有个同学指着地上一摊黑褐色的污迹说，这个就是那个被炸死的特务身上流下的血。冯淑慧身上一阵发冷，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老襄理父亲这些时日老是阴着脸，连酒也不大喝了，冯淑慧整天赔着小心，唯恐稍不注意再惹父亲生气。这天是周日，老襄理拿着算盘闷在里屋算账。母亲看外面天气好，破天荒地提出来让冯淑慧扶着她到外面透透气。胡同外面就是道外街，街上人来人往挺热闹，母亲和几个赶早集回来的邻居打过招呼，又和一个相熟的婶子聊上了几句，心情好了许多，就让冯淑慧扶着她再走几步，她打算到街角俄国人基里夫开的熟食店买块熏肉和酸黄瓜，中午给老襄理下酒。母亲走路慢，娘儿俩磨磨蹭蹭刚走了百十来米，就发现街头巷尾忽然涌出很多人，闹闹吵吵的，个个伸头往街面上瞅，像是有什么热闹看。

母亲转头问一位路人怎么回事，那人说刚刚中央广场上政府开了公审国民党特务的大会，现在正押着特务游街，待会儿车队要打这里经过，游过这条街之后就要把宣判了死刑的特务拉到松花江南岸那片河滩上枪毙了。母亲向来见不得这种场面，拉着冯淑慧想要回家，却被拥挤的人流堵住行不得半步。这个时候有人欢叫着说“来了”。冯淑慧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就见从街口驶过来三辆卡车，头辆卡车上载满了荷枪实弹的民主联军官兵，车顶上架着高音喇叭，喇叭发出很大的声响，似乎正循环播放着即将被处决的特务们的罪状。

身边闹哄哄的，冯淑慧除了听到特务名字中有个叫柳镜轩的，别的什么内容都没听清。果然，在后面那辆车上五花大绑的柳镜轩被两个战士押着从众人面前经过。冯淑慧当然不认得柳镜轩，她是从挂在特务脖子上那个大牌子上的三个字当中识得这个人就是柳镜轩的。那阵子整个哈尔滨的人都在谈论柳镜轩，知道他是政府通缉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据说这家伙血债累累，杀人从来不留活口，是个凶残歹毒的狠角色。

或许是自觉罪孽深重，柳镜轩一直垂着头。愤怒的押解战士时不时薅着他的头发强迫他把脑袋抬起来，以便于让围观群众看清他的真面目。就在他抬头的瞬间，冯淑慧惊呆了，车上押解的那个人竟然是她的大哥冯守哲。她仔细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大哥冯守哲。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大哥咋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柳镜轩？冯淑慧脑袋里空白一片，忽听身边有人惊呼“快来看看这个女的咋的了”，回过神来就发现母亲已经瘫倒在地上。冯淑慧忙俯下身子去扶母亲，再站起身来，押解车队已拐过街角不见了。

时光荏苒，历史很快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赢得了抗美援朝的全面胜利之后，很快着手了对于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制订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冯淑慧十八周岁了，两年前她小学毕业后没有升入初中读书，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了新组建的秋林公司道外街副食店当了一名售货员。

自打大哥出事之后，冯淑慧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份打击，回到家躺炕上就再也没起来，挺了大半年到底没挺过去，走了。又过了一年，老襄理父亲续弦娶了香坊街柳家油坊二掌柜刘大脑袋的大闺女刘桂芳进了老冯家。刘桂芳那年三十多岁，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先前嫁的丈夫是伪满洲国齐齐哈尔警察署的一名副署长，因为帮着日本人干活儿很卖力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血债他手上都沾了不少，“八一五”光复后免不得遭到了清算，被国民党政府长春高等法院判了无期徒刑。刘大脑袋见女婿失了势，就撺掇女儿和他离了婚，刘桂芳就带着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回到了哈尔滨。开始手头有点儿余钱日子还能将就过，后来就有点儿紧巴了，又赶上刘大脑袋得了肺结核，刘桂芳给他爹治病住院搭进去不少钱，结果刘大脑袋命也没保住，一口气没上来还是死了。临死之前，他央求朋友给刘桂芳找个人家，好让娘儿俩有个归宿。就这么经人介绍，刘桂芳带着她的拖油瓶儿子嫁给了冯淑慧的父亲，成了她的后娘。

老襄理娶了个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女人，自然有所偏爱。偏偏刘桂芳又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过了门仗着父亲的娇宠，很快把持了家里的财务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主人。冯淑慧眼见老父亲对年轻后娘谄媚迎合的丑态，想起母亲生前所受的委屈，心头不免生火。她年纪尚小，做事又不懂得克制，没几天就冲撞了刘桂芳好几次，两个人之间自此龃龉不断。刘桂芳哪儿能咽下这口气，连吹枕边风数落冯淑慧的不是。老襄理父亲年齿增高，脾气已改了许多，尤其是两个哥哥失去消息之后，他对身边仅剩的这个小女儿怜惜之情日渐加深，父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大有缓和。如今夹在娇妻和女儿之间受夹板气，先是采取绥靖政策，说话前拉后拽地两头都不得罪，时间久了就偏向了刘桂芳一头，最后就干脆站到了刘桂芳这一边，不再去考虑小女儿的感受了。

冯淑慧小学成绩还不错，她本来是想要读初中的，可是老襄理父亲借口家里负担重，就没有让她把书再读下去。冯淑慧清楚还是刘桂芳从中作梗，晚上躲在被窝里暗自落泪，想着要是哥哥还在，绝不能容忍刘桂芳这个娘儿们在家里一手遮天。冯淑慧老是一阵阵恍惚，搞不清楚1946年冬天在街上看到的那個被押赴刑场的人到底是大哥呢，还是一个和大哥长相相似的人。实际上，事后政府也曾有人到家里来调查过，也问起哥哥的情况，老襄理父亲信誓旦旦地表示两个儿子虽然都在国统区工作，但做的都是正当职业，与国民党反动派素无瓜葛。老襄理父亲这套说辞显然是在撒谎，可是来调查的人居然信了，也有可能是政府对哥儿俩的情况并不了解。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有些事情瞒是瞒不住的。1952年春天，街道派出所接到军方发来的秘密函件，称当年被镇压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柳镜轩真名叫冯守哲，是道外街廊坊胡同冯文启家的大儿子。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冯守理，原来在国民党政府做事，后来加入了曾泽生的第60军，是个上尉参谋。1948年曾泽生部队起义时这个人突然失踪，后来经调查搞明白，他是铁了心要跟国民党走，趁着混乱化装逃出了长春，辗转跑到了南边，投了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后来随着部队溃逃到了台湾。可以说，这个冯守理和他的哥哥一样，都是个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冯淑慧的两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阵营里的人，那他们家理所当然就是反革命家属，民警再找老襄理父亲问话就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政府划定阶级成分的时候，因为老襄理父亲早就辞了洋行襄理的职务，那会儿正给一家公私合营的酱油厂当会计，他在厂子里也没有什么股份，就把他的阶级成分定成了工人。老襄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能把阶级成分划定为工人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因为和他出身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定成了资本家，最不济的也是个小业主，只有他成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那阵子老襄理的腰板挺得溜直，走路都带着风。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政府就为两个哥哥的事找上门来，原来老襄理家居然出了这么两个反动的儿子，那么再把这样的家庭放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就不合适了，应该划分到反革命分子家属之列。于是让老襄理重新填表登记，只等着哈尔滨市公安局政保处审核裁定，冯淑慧的家庭成分就从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变为让人唾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

全家人顿时陷入巨大的恐慌中，老襄理父亲的续弦刘桂芳首先不干了。刘桂芳因为和她当过伪满洲国官员的丈夫离了婚，属于主动和反动阶级斷了关系，新政府成立之后并没有受到冲击。她嫁给老襄理本来是图个安逸，如今眼看着老襄理连同他的家庭都要被打入另册，以后的日子没啥盼头了，就吵着要跟老襄理父亲离婚，老襄理父亲只好低三下四地哄着刘桂芳，暗地里又拿出些钱来给了她，才勉强让她回心转意，不再提离婚的事。说来也怪，政府那边居然再无下文，并没有谁来宣布他们家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随后就有人议论说是老襄理父亲拿出两根金条贿赂了一名政府干部，让这个人帮着运作维持了他们家的工人成分。冯淑慧听到后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她很清楚依据父亲那时候的实力根本拿不出什么金条来，而且共产党政府里的人和国民党政府不一样，革命意志坚定不说，个顶个地都是两袖清风，搞行贿送礼那套旧衙门作风基本上行不通。

1985年春夏之交，家住山东省曹县程家堡村的五十岁农妇冯淑慧收到了哈尔滨市民政部门发放的烈士证书，这是一张迟到了三十余年的烈士证书。烈士名字叫作冯守理，也就是冯淑慧的二哥。冯淑慧这才知道，冯守理在读书时就在思想上要求进步，很快加入了我党地下组织，后来受党指派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做情报工作。他和大哥冯守哲早就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49年，二哥带着党的秘密任务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1950年由于叛徒出卖，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包括吴石将军在内的十多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后枪杀，牺牲的烈士当中就有二哥冯守理。

藏在心头这么久的疑惑总算有了答案，冯淑慧接过了烈士证书，盯着上面的名字看了一会儿后，就把证书收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冯淑慧总爱去圣索菲亚教堂，不为别的，只为了教堂里边的清静。教堂里原本有十几个洋神父，现在差不多都走光了，只剩下一个叫彼得的俄国人，当年都八十多岁了，连走路都走不稳，说不上哪天就去见上帝了。陪着老彼得的只有一个叫沈秋福的敲钟人，还有五六个俄裔老妇人，据说是铁路上苏联派来的工程师的家属，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背着自己的家人偷着来教堂做弥撒。人民政府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对于教会活动并不制止，但也并不倡导，毕竟，这是来自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东西，稍有觉悟的革命群众都要对此坚决抵制。所以，教堂里面的萧条是很自然的，来的人也仅是为了看西洋景和凑热闹，与神圣的信仰根本不搭边。

时间久了，冯淑慧就对教堂布局有了深入的了解，原来教堂平面布局为东西走向，呈十字形，墙体全部采用洋灰青砖砌成，最上面那个曾被同学们称为洋葱头的东西就是教堂巨大饱满的穹顶，周边围绕着四个大小不同的帐篷顶，形成主从式的布局。四个楼层之间有楼梯相连，前后左右有四个门出入。正门顶部为钟楼，七座响铜铸制的乐钟恰好是七个音符，每次做弥撒时，敲钟人沈秋福就登上钟楼手脚并用，敲打出抑扬顿挫的钟声。不知为什么，冯淑慧每次听到钟声，都有一种莫名的忧伤。

有多少次，冯淑慧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堂里想着心事，她觉得很孤独，想跟人说会儿话，可是她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教堂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穿军装的男青年。当她转过脸望过去，迎面就撞上了他那热辣辣的目光。十八岁的冯淑慧的心悠地荡了那么一下。

就这样，冯淑慧认识了青年军人小张。

小张的老家在四川，读书时却是在沈阳。他是1948年春天沈阳解放时入伍参加了林彪的四野部队，在部队上他由于懂俄语，出于工作需要，就被组织上调到哈尔滨，具体负责与苏联派驻哈尔滨铁路局工作人员的联络。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期哈尔滨铁路局所属的中长铁路依然由中苏两国共管，只是根据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将于1952年之前将共同管理的中长铁路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的现状不变，但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自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派出了很多专家在中长铁路各级部门任职，帮助尽快修复铁路，培养中国铁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小张的日常工作就是和这些苏联派驻的专家打交道。因为有了这个方便，身为部队军官的他才得以自由出入教堂这种地方，也因此有缘结识了冯淑慧。

冯淑慧至今依然记得小张的那张娃娃脸，还有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小张书读得多，经的事也多，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冯淑慧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小张，觉得小张正在为她打开一个新奇的世界。小张有一台产自苏联的旧费德牌照相机，他的照相技术很好，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小张老是变着法儿地让冯淑慧摆出各种姿势给她拍照。小张带着她去松花江溜冰，请她到中央大街莫斯科红房子餐厅去喝正宗的罗宋汤，还跟她说等部队一放假就陪她到长春去看伪满洲国皇宫，顺便坐一坐溥仪当年登基时坐过的那把龙椅。和小张在一起，冯淑慧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她满面红光，在单位里见人就笑，像是换了个人。即便是回到家里，对后娘刘桂芳的挑衅，她也是毫不在意，懒得再去理会。

事情出在了和小张相处大半年之后，本来冯淑慧约好了和小张在圣索菲亚教堂门口见面，到了时间却不见小张的踪影，从此之后连着一周都没有小张的消息。冯淑慧坐不住了，决定到部队去找小张。可这个时候冯淑慧才发现，她只知道小张是部队的，却根本不清楚小张是哪个部队的。哈尔滨驻扎的部队多了去了，到哪里才能找到小张呢？实际上，小张在说话时很少提到部队的事，他是个保密意识很强的人。冯淑慧向洋神父老彼得打听小张这个人，老彼得手上画着“十”字，说他对这个会讲俄语的年轻军人有印象，但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却一点儿也不了解。再问其他几个经常来教堂做弥撒的苏联大妈，有个叫玛蒂诺娃的胖女人说她认识小张，小张曾经和她在哈尔滨铁路局当副段长的丈夫一起开过会，据她丈夫说，小张是哈尔滨卫戍部队对外联络处的参谋。冯淑慧费尽周折找到了小张的部队，一打听确实有小张这个人，但是这个小张几天前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被紧急调走了。冯淑慧急忙问调到哪里去了，对方答复说，这属于军队机密，无可奉告。

冯淑慧呆愣在那里，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后娘刘桂芳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对冯淑慧的态度好了起来。冯淑慧下班回家，她不仅笑脸相迎，还主动端来热饭热菜招呼她来吃，隔天又从自己房间里拿出好几袋护肤霜、雪花膏送给冯淑慧，说冯淑慧挺大的姑娘应该捯饬得漂漂亮亮地出门。冯淑慧嘴上不冷不热地敷衍着刘桂芳，心想她平白无故地献殷勤，保不齐又要起什么幺蛾子。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冯淑慧就听到邻居刘二婶给她透话，说是刘桂芳有心将冯淑慧嫁给她娘家的一个叔伯侄子。那小子当过国民党兵，1948年打长春时中了一颗流弹，右腿上落下残疾，如今在香坊区一家肉食品加工厂当司炉工。他家里有点儿闲钱，可因为身上有残疾，快三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他父母为这事急得火上房，托人送礼地到处给他张罗亲事，作为亲戚里道的刘桂芳当然知道这事，就把心思放在了冯淑慧身上。这两天她正缠着老襄理父亲，想让他答应这门婚事，虽然老襄理父亲现在还有点儿犹豫，但他终究经不起刘桂芳的软磨硬泡，没准儿哪天就会松口。刘二婶跟冯淑慧说这些是想让她自己拿个主意，刘二婶说新社会倡导婚姻自主，父母包办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冯淑慧应该冲出封建社会枷锁，做一个追求婚姻自主的新女性。刘二婶虽然也是家庭妇女，但她是这条街上新当选的居委会主任，平时总去区里和街道上开会，接触的社会面很宽，说起话来自然也就不一般。

其实，刘二婶这次和冯淑慧见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她是代表街道组织来找冯淑慧谈话的。当然谈话的对象不光冯淑慧一个人，还有街道上的许多人。这些人和冯淑慧一样，都是十八九、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而且都还没有结婚。谈话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就是鼓励她们同封建包办婚姻做斗争，用实际行动赢得个人幸福。至于怎么行动，刘二婶都安排好了，她说，这个周日区里和哈尔滨铁路局联合在火车站前的铁路职工俱乐部搞一次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到时候参加的都是铁路和街道上的年轻人，是大家沟通交流的好机会，她希望他们都按时参加活动。谈话结束的时候，刘二婶很正式地和冯淑慧握了握手，说，机会都是自己把握的，何去何从自己看着办吧。

关于那年秋天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举办的那场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好多参加过活动的老哈尔滨人至今提起来都记忆深刻。实际上所谓的联谊活动，说白了就是当时的铁路局工会为了解决单身职工婚姻问题与地方上搞的相亲会。据说，那场活动搞得相当成功，俱乐部里人挤得满满登登的，以至于稍微晚到的人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整场活动的气氛始终都很热烈，高潮部分是来自莫斯科苏联国家大剧院的舞蹈家洛斯诺娃现场跳了一段芭蕾舞剧《天鹅湖》。美轮美奂的芭蕾舞姿，连见多识广的哈尔滨人都不得不承认开了眼界。

当然，那场活动取得的效果也很好。根据事后统计，在那次活动上相识的青年男女有十五对发展成了恋爱关系，并在半年和一年之内相继喜结良缘。他们中间最出名的是机床厂十九岁女天车工张雅兰和苏联援华铁路局工程师廖库斯的爱情故事。两个人在联谊会上一见如故，很快就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后来廖库斯奉调回国，张雅兰不顾组织上和家庭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随着恋人去了苏联的明斯克。在明斯克郊外一处简陋的工人宿舍，女天车工张雅兰一口气为工程师生了八个孩子，被苏维埃政府授予了“英雄母亲”的称号。张雅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带着自己的苏联丈夫廖库斯回到哈尔滨，那时候位于站前的铁路俱乐部还没有拆除，两个人故地重游，还专门在俱乐部门前合影留念。报纸和电视台当时都做了宣传报道，一时之间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

按照大概率事件的可能性，若是冯淑慧也参加了那次活动，没准儿她也能成为那十五个幸运女孩儿中的一个。论颜值，冯淑慧长相不错，自身的条件也不差，平时在人群中的回头率还是很高的。果真这样，冯淑慧的境遇就会有所转变，而这正是她所迫切希望的。她很清楚这个家她是待不下去了，或许嫁人是她逃离这个家的唯一出路。冯淑慧打定了主意，出门前描眉擦脸精心做了打扮，她照了照镜子，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她还特意提前半个小时上路，为的是赶在俱乐部里人少时能提前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一路上冯淑慧都在想，会有什么样的人来和她搭讪呢？就像她当初在圣索菲亚教堂小张主动和她搭讪，装模作样地向她打听路，她当时就看穿了小张的目的，可是心里并不反感。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小张从她眼前消失快两个月了。每次想到小张，冯淑慧的心里还一阵阵地有疼痛的感觉。

走在中央大街的一个岔路口时，冯淑慧遭遇了意外，被一辆自行车给撞了。那个路口是个斜坡，骑自行车的人顺坡而下，车速挺快，看见冯淑慧在前面便急忙拉自行车手刹。偏偏手刹这时候不好使了，在惯性力作用下，就把在路边正常行走的冯淑慧给碰倒了，肇事的骑行者连同他的自行车也重重地摔倒在马路上。冯淑慧站起身，看了眼一正狼狈不堪爬起身的骑车人，觉得刚才的事故纯属意外，便不想再为难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步就往前走。结果，她脚腕处一阵刺痛，哎哟一声就瘫坐在地上。那个刚爬起身的骑车人急忙走过来扶起冯淑慧。冯淑慧抬起头，发现这个人是个年轻小伙子，穿着一身蓝色的铁路工装，看起来是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她忍着痛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家诊所说，我这脚好像是扭了，快点儿送我去诊所。

事实上，冯淑慧脚上的伤情远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因为她当天穿着一双高跟鞋，被撞的时候一脚踩空致使右脚踝骨严重骨折。大夫检查完之后对受伤的脚踝做了骨头复位，敷上石膏、打上夾板，说这种骨伤并无大碍，只是一时之间不能下地，需要在家静养。冯淑慧没有办法，只好耐着性子在家煎熬。撞她的小伙子无意间闯了这么大祸，自知理亏，便隔三岔五来看她，来时还不空手，大包小裹的东西总不少拿。冯淑慧这时候已经知道了小伙子叫程志国，是哈尔滨铁路局车辆段信号班的班长。当天那么着急赶路，是因为车辆段里要搞业务骨干培训，请新来的苏联援华工程师给大伙儿讲解有关车辆编组方面的业务知识。恰巧赶上外事部门派来的俄语翻译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段里领导想着程志国平时会讲几句俄语，赶鸭子上架临时通知他到培训现场去救场，没想到半路上竟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冯淑慧早就看出程志国是个实诚人，见他跑前跑后也过意不去，就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我就是遭点儿罪，也没落下什么大毛病，你不要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后就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了。

程志国一脸憨厚地答应着，可过后该来还是照常来，而且手里拎的东西不断加码，放下东西还帮着家里干这干那的，忙得汗流浃背也不停手。开始的时候老襄理和刘桂芳对程志国又是拿东西又是帮着干活儿的事挺高兴，可时间长了就看出来了，原来这小子心里存着别的想法。老襄理那边倒没说什么，刘桂芳却抢先发难了。她还指望着冯淑慧和本家侄子的那门亲事能成呢，哪儿能容忍姓程的小子在这里横插一杠子。于是，她再见到程志国进家门就冷言冷语把他往外撵，还把他从老盛德昌点心铺刚买来的一包槽子糕扔到街上。冯淑慧本来对程志国不怎么待见，但看后娘对他这个态度，就有些生气，觉得打狗还要看主人呢，程志国再不济也是她冯淑慧的客人，刘桂芳的态度摆明了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冯淑慧就当着程志国的面和刘桂芳撕破了脸，告诫刘桂芳不要再干涉自己的私事，程志国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刘桂芳管不着这事。

到这时候冯淑慧也没往深里想，直到有一天刘二婶来家里看她，拐弯抹角地提到了程志国，说程志国是车辆段信号班的业务骨干，组织上很器重他，准备把他当后备干部培养，还拿出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豆腐块大小的一段文字说，上面有铁路局对程志国的宣传报道，言外之意这个程志国是个前途无量的人物。冯淑慧很奇怪，从刘二婶口里介绍的程志国和自己印象中的程志国根本不像是一个人，但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整个车辆段也就只有一个叫程志国的。平时看这个程志国普普通通的没个出彩的地方，张嘴一口山东腔，一着急还磕巴，任谁也不会把他这号人物和有为青年相提并论，原来他这是深藏不露啊。一个人深藏不露有可能是居心叵测，也有可能是虚怀若谷，冯淑慧思来想去琢磨了大半宿，终于把事情原委想明白了。再见到程志国态度就变了，她嗔怪程志国，说，你一个大男人有啥话就直接跟我说，别托这个求那个地找什么刘二婶李二婶了。程志国红着脸吭哧了半天，说，我想跟你好。冯淑慧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她低下头，心想这就是命。

两个人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冯淑慧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既然她在心里认定了程志国这个人，就不再考虑别的了。实际上，以冯淑慧家里当时的条件，能够找到程志国这样的工人阶级实属难能可贵。老襄理父亲当然记得两年前因为两个儿子的历史问题，自己家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遭遇，他很清楚若是女儿和程志国的婚事能成，就相当于自己家庭已同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转过来和无产阶级站到了一起。说到底，这笔政治账还是相当划算的。所以，老襄理首先改变了态度，也不再顾忌老婆刘桂芳的反对了，转而支持起冯淑慧来。

而冯淑慧通过这段时间与程志国的交往，觉得他人也的确靠谱。人和人相处得仔细品，有的人表面上装老实，可是处的时间长了就会暴露本来面目。程志国却不是这样，不管冯淑慧怎么耍态度，他都是笑脸相迎，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后来，连老襄理父亲都看不下去了，说，人家程志国毕竟是车辆段的班长，是个有身份的人，你别老跟人家掉脸子。冯淑慧对程志国无端发邪火，有女孩儿任性撒娇的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还是对程志国烟不出火不进的沉闷性子不满意，冯淑慧问上三句话，程志国搭不上一句，两个人说话唠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冯淑慧想象不到就程志国这个吭哧瘪肚的窝囊劲儿怎么能当上了铁路上的班长，还居然会讲几句俄语。

听程志国自己讲，他老家在山东曹县农村，因为不想像父辈那样老守田园，土改那年孤身一人辗转来到哈尔滨，经人介绍到铁路局车辆段当了工人。由于在家乡念过两年书，所以在班组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再加上他熟悉业务又快，所以很得领导赏识，没多长时间就成为业务骨干，被推荐上了铁路局举办的业务骨干培训班，他那几句半吊子俄语也是跟培训班上的苏联工程师学的。程志国还说，那帮俄国老毛子都喜欢喝酒，他自己的酒量不错，没事总陪他们喝酒，一来二去就处出了感情，他的老毛子话就这么练出来了。程志国说的这些确实都是真的，只是他删繁就简把有些事给忽略了，而他忽略的那部分对他来说却才是最重要的。说起来他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靠着撞大运遇到了贵人，当然，这个贵人也不是白捡来的，是他好心行善事得到的回报。这个贵人叫奥斯托洛夫，是苏联政府派驻哈尔滨铁路局专家组的首席专家。这个奥斯托洛夫时年五十多岁，论专业业务能力那可是响当当的，为人也热情，属于敬业奉献、诲人不倦的那种。可以说，这人哪样都好，就有一样不好，这人好酒。苏联老大哥当中好酒的居多，可这个奥斯托洛夫喝得尤甚，因此，他隔三岔五就得喝多一回。

那年腊月初八夜里，外面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连柏油马路都被冻得硬邦邦的，奥斯托洛夫在道外的马克西姆餐厅又喝多了，一个人晃晃荡荡往前走。走了有一段路，他感觉自己到了所住的专家公寓门前，于是推门进屋脱衣上床，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打起了呼噜。睡得正香的时候，奥斯托洛夫被一阵猛烈的摇晃给弄醒了。他抬头看自己哪还在公寓床上，分明是躺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小胡同里！一个中国人穿着单薄的夹衫，冻得哆哆嗦嗦的，正使劲摇晃自己的脑袋。再看自己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件黑棉袄，不用问就是那个中国人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给他披上的。奥斯托洛夫顿时明白过来，自己酒喝蒙了躺在地上睡着了，要不是这个好心的中国人把他救了，自己再有九条命，在数九寒天的哈尔滨街头也得交待了。

清醒过来的奥斯托洛夫连说带比画地感谢这个中国人，非拽着他和自己一起回专家公寓喝一杯他存了二十年的伏特加。他说，我要和你这个好心的中国人交朋友，是朋友就要坦诚相待，有困难就尽管跟我提。当然，奥斯托洛夫说的是俄语，中国人根本听不懂。不过，奥斯托洛夫说到做到，他说的话后来都兑现了。这个中国人，就是刚从山东乡下来到哈尔滨的程志國。

奥斯托洛夫1954年8月结束援华工作任务回国，回国之前，哈尔滨铁路局领导给他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请他为今后铁路局的工作留下宝贵意见。奥斯托洛夫工作上的意见没提，却向铁路局领导提出了一个私人建议。奥斯托洛夫了解到车辆段缺个副段长，他认为这个职务信号班的程志国就很合适，希望组织上给予考虑。奥斯托洛夫说的话当然有分量，铁路局领导到底下一打听，程志国在信号班里工作干得也确实不错，就准备研究提拔他当副段长，谁知道在讨论的时候铁路局一名副书记突然提出了程志国还不是党员，把一个非中共人士提拔到副段长的位置上有些不合适。副书记也不是反对程志国当副段长，他想出个折中的办法，先解决程志国的组织问题，再提拔他的职位。于是，就让程志国写入党申请书，很快把他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程志国加入党组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程志国在工作上出了严重事故。他在车站指挥来往车辆通行时，把信号旗打错了，误把一辆货车导入了另一条轨道。那条轨道对面方向正有一辆客车准备进站，两辆列车对向而行，距离越来越近，眼瞅着就要撞上了，幸亏货车司机反应还算快，见情势不妙赶快紧急刹车，拼命地鸣笛，终于引起了客车司机的注意，两辆列车最后几乎是脸对着脸才把车完全停住。这场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财、物上的损失，可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那辆客车上的乘客中还有几位重要领导，有关部门当时就考虑是不是有敌人在搞破坏。愤怒的铁路局领导下令严查，保卫处当即把程志国从信号班给带走了。

冯淑慧几天之后才知道程志国出了事。程志国因为马上要当干部了，工作上干得就更卖力了，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冯淑慧对于有日子见不到他人影儿早就习惯了。两个人正在商量结婚的事，程志国在离他们车辆段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房子，准备临时作为婚房。他有些歉意地对冯淑慧说，租住这间房是临时的，等他当上了副段长，单位就能给他分一套公寓房，那可是过去苏联专家住的房子，俄式建筑带壁炉的那种，卧室铺着地毯，连脚下踩着的地板都是红松的，那才真叫气派呢。程志国的意思是，冯淑慧和他结婚之后的前景一片光明灿烂，他也是能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幸福生活的人。此时此刻的程志国踌躇满志，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因为工作事故接受组织审查，然后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务农，一夜之间命運发生了彻底转变。

面对这个结果，冯淑慧当然难以置信，可也由不得她不信，因为组织上的处理意见很快就下来了。据熟悉情况的刘二婶透露，程志国那天当班之前被工友撺掇着喝了一点儿酒，他本来不想喝，说待会儿还要值班不能喝酒，可工友不依不饶的，还拿话挤对他，说他这是要入党提干了，拿他们那帮老哥们儿不当回事了。程志国抹不开面子，只好勉强喝了一杯，程志国平时酒量不错，这次也就没在意，可没想到偏偏出了事。经过组织上调查，程志国交代的情况属实，幸亏他只是因为喝酒误事，并没有其他政治目的，但即便是这样，造成的影响也很恶劣，涉事单位的好几个领导都做了深刻检查。本来有人提出要把程志国交给专政机关法办的，考虑到他平时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对他的处理还算不得严厉。不过，他的公职是保不住了，只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他山东老家继续去种地。刘二婶委婉地提醒冯淑慧，她和程志国还没结婚，一切还来得及。山东那地方远在千里，冯淑慧一个哈尔滨大城市里的姑娘犯不着跑那么远跟着他去农村受罪。

程志国托人捎信想见冯淑慧一面，他不敢白天来，只能等到天黑。他也没勇气进冯淑慧家大门，到了之后做贼似的敲她住的小屋后窗户。冯淑慧找个机会，好不容易摆脱了刘桂芳的监视，在家门口的胡同里见到了程志国。程志国的脸黑了，人瘦了一圈，见到冯淑慧好半天也没说一句话，只是怔怔地望着冯淑慧。冯淑慧瞅着他可怜，又见他身上穿得单薄，就拽着他的胳膊往自己家门走。程志国边挣扎着边说，我咋还有脸登你们家的门？我这次来就是跟你告别的，过两天我就要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咱俩的事就算了，亏欠你的我以后找机会一定偿还。冯淑慧说，瞅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个窝囊样儿，你就算是个农民我也认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一起回去收拾东西，我要跟你一起回山东。

冯淑慧真的开始收拾东西，提前做好了和程志国一起走的准备。她到街道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和街坊邻居及单位里的同事告别，还请了照相馆的师傅给她和程志国专门在铁路局门前照了一张合影——本来她是要叫上老襄理父亲照一张全家福的，可是那天正赶上老父亲身体不舒服，就没有成行，这成了冯淑慧终生的遗憾。父亲这次对她的决定没有反对，只是叹了口气，说，我老了，也帮不了你什么了。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怎么走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绸子包裹的物件递给冯淑慧，说，家里坐吃山空，我也只能拿出这么一点儿东西了。冯淑慧把物件握在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根金条。她顿时明白了父亲说这话的意思，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冯淑慧的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

临行之前，冯淑慧和前来送别的小姐妹依依惜别，大伙儿都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冯淑慧的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趁着列车还没进站的当口儿，有个叫小芬的姐妹悄悄把她拉到一旁，很神秘地交给她一封信。信是挂号信，是邮到她原来工作的那家副食店的，收信人写的是冯淑慧，寄信的地址一栏却是空的。冯淑慧拆开信，才知道信是失踪了很久的小张写给她的，小张在信里先向她道歉，请她原谅自己的不辞而别。小张说，自己不辞而别是有苦衷的，他是接受了组织上交给他的重要任务。这项任务是秘密的，跟谁都不能提起，而且，这个任务完成起来很危险，搞不好人就得牺牲。这一年多时间他吃尽了苦头，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和外界联系后，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冯淑慧，想和她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小张还说，组织上已经同意他继续回到哈尔滨工作，过两天他就能乘火车回哈尔滨，到时候他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冯淑慧。另外，如果冯淑慧愿意的话，他想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定下来。自己已经二十八岁了，可以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了。当然，这一切还得征求冯淑慧的意见，他相信冯淑慧会给他满意的答复。冯淑慧把小张的信仔细看了一遍后，什么也没说，就把信揉碎了，团成一团，扔到一旁的垃圾桶里。

冯淑慧和程志国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傍晚到了济南火车站，又连夜乘坐大客车，赶在第三天黄昏时分到了山东菏泽地区曹县程家堡村。远远地望见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榆树，程志国就很没出息地放声大哭起来。冯淑慧当然清楚，他痛哭流涕是为了什么，但是她并没有出声劝慰他，而是任由他酣畅淋漓地哭了那么一回。程志国哭得昏天黑地、肝肠寸断，似乎把他这二十多年的不如意都给倾吐了出来。哭到最后，连冯淑慧都觉得程志国有些过分了，她说，程志国你有完没完，别忘了，还有我指着你过日子呢。程志国这才抽噎着止住了眼泪。

冯淑慧想，程志国原来是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自己这辈子怕是有的罪来遭了。

这天晚上，程志国像换了个人似的，变着法子在床上折腾冯淑慧。冯淑慧默默承受着，任凭程志国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宣泄，直到他累成一摊泥躺倒在她身边沉沉睡去。窗外是漆黑的夜，冯淑慧睁着眼睛毫无睡意，她轻轻揉搓着程志国被汗水浸湿的粗硬头发，感觉他像个孩子那样茫然而无助，她的心一点一点地软了下来。她想，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生活还得撑下去，总会想出什么办法的。天快亮时，她坐了起来，给远在哈尔滨的老襄理父亲写了封平安家书，她在信里说，她在这里一切都好。

转过年的六月初七，冯淑慧生下了她的大女儿小娣。小娣刚出生时没有奶水，程志国的娘淘弄了好多偏方都不管用，那时候农村条件艰苦，别说奶粉了，连奶豆、饼干都算奢侈品，没办法只好给孩子喂米糊。孩子肚子吃不饱，自然要哭闹，搞得冯淑慧整宿睡不好觉，程志国在旁边陪着，也熬得眼睛通红。程志国这些日子总算缓过点儿精气神来，也能帮着家里去地里干些活了。他以前赶过马车，入冬之后村上要往县里送公粮，就安排程志国当了送粮的车把式。这一天要赶早去送公粮，小娣又闹了大半夜，天亮前冯淑慧和程志国才睡着。他爹程恩元心疼儿子也就没叫醒他，自己拿起墙上挂着的赶车鞭子替他去出了这趟公差。车子走到青石岭的时候，不知怎的，驾辕的枣红马突然惊了，带着那辆马车连同满车的粮食倒扣到岭下的深沟里，程恩元被压到粮食堆里，当场就没了气。

程志国的娘死于1964年，她得的病到死都没有确诊，就是人越来越瘦，到最后都瘦得脱了形。冯淑慧为了给她治病东拼西借地花了不少钱，关键时刻老襄理父亲送给冯淑慧的那根金条派上了用场，换来的钱都用来买药了，可终究没能救回程志国他娘的命。程志国他娘临终之前拉着冯淑慧的手半天不撒开，说，娘是不成了，可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山东这地方人多地薄还老闹洪灾，远不如东北那地方风调雨顺过日子，我看你和志国带着孩子还是回关外老家吧。冯淑慧那时候正怀着大儿子小峰，她挺着已经显怀的肚子，苦笑着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拖家带口的我们还能去哪儿呢。

冯淑慧的大儿子小峰生于1965年春天。这年夏天收土豆的时候，哈尔滨那边传来消息，老襄理父亲已于当年的三月初三因为肝病去世，临死时还念叨着冯淑慧的名字。冯淑慧大哭了一场，晚上偷着到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给父亲烧了一刀纸钱，顺带着也给小张烧了纸钱，虽然她知道身为革命军人的小张活着时并不信这个，自己不过是留个念想而已。她想小张走了，如今父亲也走了，这世界上她就只剩下程志国一个人可以依靠了，但程志国显然是靠不住的，那么从今以后就只能靠自己了。

没过多久，在程家堡大队新一轮干部调整当中，冯淑慧被公社任命为大队妇女主任。妇女主任主抓全大队的妇女工作，管的事多，说话又算数，而且要经常到公社、县里开会，是个在领导面前很吃得开的人物。程志国当时还挺美，觉得自己老婆到底是大城市来的，论能力和水平都很强，是凭着本事上去的。可是没过几天，就有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说冯淑慧和新来的大队书记老方好，自己在公社参加学习班的时候，冯淑慧没少往屯子边上的小树林钻，据说就是去会老方。程志国脑袋嗡的一下，便抱着不到两岁的小峰去找冯淑慧。冯淑慧正在门前的自留地里侍弄辣椒，程志国一脚把辣椒秧踹倒在地。冯淑慧骂了声程志国，你疯了。程志国抱着脑袋蹲在地上，说我他妈过的是啥日子，活得连狗都不如！冯淑慧知道他是在外面受了委屈，便低头抱起吓得大哭的小峰，拍了拍程志国的肩头，说，咱们回家。程志国就站起身乖乖地跟着她往家走。

冯淑慧给程志国一共生了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其中长女小娣出生于1956年，她从小聪明好学，上学时成绩很好，但因为赶上“文革”只好回家务农。这丫头模样长得好，心气又高，本来早到了结婚年龄，却任凭介绍人说破天也始终不肯出嫁，冯淑慧没办法只好依着她的性子。1977年到底盼来了国家恢复高考，小娣也真争气，没怎么复习就考到了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读完后继续考研读博士，读博士时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两人毕业后都留在了北京。长子小峰学习也不错，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山东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分到青岛市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遇到市政府扩编，就转行到政府办当了一名秘书。他在秘书岗位上干得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当了秘书科科长，他娶的媳妇是政府档案室的档案员，生了个儿子虎头虎脑的着实可爱。姐弟三个当中，只有小儿子小松学习成绩最不好，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读书，而是回到屯子里养起花草来。菏泽是牡丹之乡，好多养牡丹的都发了家。小松悟性高，也喜欢琢磨，人又勤快，所以很快就从众多花卉养殖户中脱颖而出，成了远近闻名的牡丹栽培专家，钱自然赚了不少。小松的不足之處就是三十多岁了还不张罗找媳妇，任凭冯淑慧怎么说他也不听。

2000年又称千禧之年，这一年冯淑慧虚岁六十六。按照山东人的习俗，老人的六十六岁生日要提前到正月初六来办。恰逢着春节假期，小娣、小峰带着各自的家人齐聚曹县冯淑慧的家里，阖家团聚，搞了个欢欢乐乐的生日宴。席间，小娣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去养老，小峰却建议老两口到青岛他家，说青岛山清水秀，靠着大海，是天然的绿色氧吧。小松反驳说，就像我们曹县这边没林子没水似的。姐弟三个各执一词，听起来像是吵闹，可骨子里却都是一片孝心。冯淑慧听得受用，就说你们几个也别争了，我们俩哪儿也不去，就在程家堡这儿待着了。这地方多好啊，抬头就能望见老黄河湿地的万亩荷塘，你们说有哪里的风景能有这儿好呢？

这年的立春刚过，冯淑慧帮着小松在花圃里拔草，突然觉得胸部不适，程志国扶着冯淑慧回家躺了一会儿，胸口愈加疼痛，并伴着剧烈的咳嗽。小松见了，急忙开车拉上冯淑慧往菏泽市中心医院赶，验血化验、胸部造影，片子出来后医生就把小松叫到办公室里，说怀疑肺里长了东西，让他赶紧领着老母亲到济南大医院去做深入检查。到了济南，又是一番检查，最后结果出来了，冯淑慧患的病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了，医生说现在马上做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小松马上表态，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母亲的生命。他按照医生开的手术单子正要去交款，却被冯淑慧给拦住了。冯淑慧说生死有命，我知道这病花多少钱也不一定能治好，临了只能是人财两空。而且，我听说手术之后还要化疗，几个疗程下来人就会虚弱得不成样儿了，我这个人不怕死，可是我得有尊严地死。临走之前，我要领着你爸到外面走走，这么多年我们俩也没个闲暇一起出去过，你要帮助我完成这个愿望。小松含着眼泪，使劲地点了点头。

冯淑慧带着程志国这一趟走了很多地方，他们乘飞机、坐轮船，天南海北游玩了一大圈，他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哈尔滨。整整四十六年时间过去了，他们还是第一次回到哈尔滨。哈尔滨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冯淑慧一到中央大街就迷路了，她不知道太阳岛在哪边，松花江岸在哪边。她和程志国沿途打听着走到了哈尔滨铁路局俱乐部的原址，却发现这地方拔地而起的竟是一座三十多层的大厦。在大厦一层的廊间，冯淑慧买了一根据说是正宗的马迭尔冰棍，她轻轻咬了一口，有一股浓浓的奶油味，却再也不是当年的味道。不知不觉间，冯淑慧又一次来到了圣索菲亚教堂门前，望着教堂古旧的门廊，幽暗的桃心拱窗，还有它上面高高的洋葱头穹顶，旁边有一群白鸽悠然飞过。冯淑慧轻轻掏出那张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照片，照片的颜色因为年深日久而昏黄暗淡，但上面的少女却依然巧笑倩兮，花朵般灵秀明艳。她耳边仿佛听到年轻的小张把笑脸伏在镜头后面按动快门的声音，突然感觉到一切都似乎安静下来。她把头倚在程志国的胸口上，目光望向遥远的天边，嘴里自言自语道，原来，这就是一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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