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霖

一九三0年底， 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正式发表了其于一九二八年完成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Our Grandchildren ）一文，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多数人陷入失业和贫困之际，对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凯恩斯坚信，随着科技革新和资本积累，他的子孙后代将在一百年后彻底摆脱贫困，遗留的社会问题将是后贫困时代的富裕的烦扰。今时今日，我们距离凯恩斯预测的百年之期已为时不远，凯恩斯所关注的后代正是当代的我们。那么，人类是否如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已彻底告别贫困了呢？如果答案为否，那么令凯恩斯失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当代的经济现实之一：用发展来解决贫困的有限成功

凯恩斯相信，经济发展能够带来闲暇和丰裕，关于如何满足绝对需要的经济问题在未来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但是，考察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以来的漫长历史，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相当缓慢且多有起伏。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的模型仍是我们理解十九世纪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合理起点。在马尔萨斯看来，贫困是“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其所带来的苦难和罪恶维护了“人口的增值力”和“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之间的平衡。既然贫困在马尔萨斯那里已经上升为自然法则，也就难怪时人会将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

所幸，马尔萨斯显然低估了十九、二十世纪的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给人类带来飞跃式经济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