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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交互、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跨部门协调的作用

2021-03-09陈金亮

管理科学 2021年5期
关键词:跨部门供应商研究

王 玉,贾 涛,陈金亮

1 北京工商大学 电商与物流学院,北京100048

2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西安710049

3 中央财经大学 商学院,北京100081

引言

随着产业技术变革的深入,企业内部知识不足以维系其生存和发展,获取外部知识愈加重要[1]。组织之间交互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有效渠道[2-3],供应商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知识源[4],通过供应商交互,企业能获取有价值的供应商知识。例如,丰田与供应商保持着密切的交互惯例[5],吉利引入供应商知识设计新的汽车模型[6-7]。因此,研究供应商交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供应商交互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创造,能够增加企业内部知识的数量和多样性,从而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3]。根据已有关于创新价值链的研究,供应商知识可以通过创新活动的加工、转化,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8]。然而,鲜有研究分析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通过同时开展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有助于企业优化已有的并配置全新的资源和能力,并在研究中被视为衔接组织活动与企业绩效的重要中间过程[9-10]。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创新双元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作用,探究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的中介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

企业间组织机制只有与企业内组织机制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作用[11]。供应商交互作为企业之间界面管理组织机制,还需得到企业内界面管理组织机制的支持,以实现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和加工。研究表明,跨部门协调是企业内知识共享的重要组织机制[12]。因此,本研究将跨部门协调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内在联系的边界条件,以期为供应链创新管理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供应商交互最早由产业营销学派的学者以定性方法进行研究[13],是指企业与供应商之间进行交换、适应和协调的关系构建过程[14-15]。根据企业之间的交互形式,供应商交互分为交易交互和合作交互[16]。本研究主要关注以长期关系为导向的合作型供应商交互,有利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创造[3]。

已有研究分析了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供应商交互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和活动协调,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并挖掘其发展潜力[17]。VACHON et al.[16]认为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交互能够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物流管理能力和成本缩减能力,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 STEWART et al.[18]认为供应商交互活动意味着企业之间的资源承诺,体现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此外,供应商交互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供应商交互伴随有不可预测的信息变化,增加了企业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复杂性[19]。考虑到企业之间差异化的组织惯例和知识库,供应商交互容易形成关系冲突,增加任务对接的不确定性[20]。

综上所述,关于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尽管大部分研究肯定了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供应商交互伴随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然而,鲜有研究分析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作用的内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

1.2 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之间的关系

根据是否局限于已有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是否服务于当前客户或市场部门,已有研究将创新划分为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21]。具体地,开发式创新是企业依赖现有的知识和技术轨迹,为满足当前的客户需求进行的创新活动; 探索式创新是企业依赖新的知识或背离已有技术轨迹,为服务新兴市场进行的创新活动。已有研究大都将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看做两个独立的活动,因此企业可以同时从事两类创新活动,即创新双元[10]。

已有研究分析了供应商交互对创新活动的直接影响。供应商交互有利于企业改进已有的并创建新的技术轨迹,从而促进创新双元[22]。基于关系观,LEISCHNIG et al.[23]将 交 互 质 量 概 念 化 为 关 系 特 定 资产,认为交互质量有利于企业之间技术信息的交流和交换,从而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基于组织学习理论,盛伟忠等[24]发现企业之间的互动学习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包括机会识别、创新实现和商业化; HÅKANSSON[13]认为供应商交互有利于企业之间分享技术和商业信息,从而改善已有产品和创造全新产品,体现为对创新双元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肯定了供应商交互对创新双元的促进作用。鉴于供应商交互和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创新双元的中介角色,创新双元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3 跨部门协调的作用

跨部门协调是指企业内各职能部门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密切程度,从而协调使用各部门的知识资源,为目标客户创造超额价值[12,25]。跨部门协调不仅能够促进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26],而且能有效调动各部门的技术能力[27],有利于企业实现创新和改善绩效[28]。

关于跨部门协调的已有研究存在不一致的观点。一方面,跨部门协调通过促进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支持,有利于企业识别、内化和应用外部伙伴有价值的知识[29]。当企业具有完备的内部系统和能力实现部门之间知识共享时,有理由认为企业同样有能力实现对外部知识的吸收[30],体现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利用和加工能力。CRUZ-GONZÁLEZ et al.[31]认为跨部门协调能够提高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因而正向调节供应链知识获取与新产品开发的关系。另一方面,跨部门协调通过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支持,有利于企业获取沉淀于各部门的内部知识,从而对外部知识产生替代效应,减弱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利用和加工动机[32]。SILVA et al.[26]将跨部门协调的负向调节作用归因于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强联结,增强了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妨碍企业接纳外部知识以及开展相应的创新活动。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分别从能力和动机的视角验证跨部门协调的正向调节作用和负向调节作用,但从动机视角对跨部门协调的分析比较薄弱。考虑到跨部门协调对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影响[33],并且整合能力视角与动机视角,跨部门协调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以及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差异化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1.4 非我所创综合症

跨部门协调通过增强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的联结强度,在企业内形成更强的内群体偏差,使企业对内部知识比对外部知识具有更高的估值,因此,企业更偏爱于内部知识并对外部知识产生抵制,增强了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26,34]。非我所创综合症是指企业对外部知识产生抵制的消极态度,企业认为其内部已具备相关领域的垄断性知识,从而有偏见地低估外部知识的价值,认为外部知识不会形成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或不适用于企业内部的特定问题[32,35]。典型地,索尼公司的非我所创综合症使其错失了互联网和数码时代初期的发展机遇。

已有研究认为非我所创综合症是企业内部,尤其是研发部门普遍存在的对外部知识的抵制倾向[35]。ANTONS et al.[32]打 开 了 非 我 所 创 综 合 症 的 黑箱,对其驱动因素、内在态度和行为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企业内部员工态度的自我防御、价值表现、社会调适、知识和功利功能解释了非我所创综合症 的 成 因; BURCHARTH et al.[36]认 为 非 我 所 创 综 合 症在开放式创新实践过程中尤为突出,通过在企业内部形成选择性态度效应,抑制了企业开展流入型创新活动。有研究基于动机的视角认为非我所创综合症抑制企业之间的知识分享动机,从而抑制企业之间 的 知 识 分 享 行 为[37]。LAURSEN et al.[38]认 为 企 业内部的研发强度虽然提高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但通过增强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抑制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动机,最终表现为对外部知识源使用效果的负向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从动机视角分析跨部门协调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概念模型

通过梳理供应商交互的相关研究,发现供应商交互有利于获取有价值的供应商知识,对企业绩效和创新双元具有直接影响。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供应商交互隶属于知识获取阶段,而企业绩效隶属于知识产出阶段,因此供应商交互可以通过创新活动的知识加工过程,间接促进企业绩效[8]。创新双元被视为企业内重要的中间过程,对知识转移、学习能力和商业模式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 的 中 介 作 用[9-10,39]。据 此,本 研 究 将 创 新 双 元 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

供应商交互作为企业之间界面管理的组织机制,需要与企业内各部门之间界面管理的组织机制相匹配,以实现对供应商知识的有效利用和加工[11]。跨部门协调是企业内知识共享的重要组织机制[12,40],对 企 业 之 间 合 作 效 果 具 有 显 著 的 调 节 作用[26]。据此,本研究引入跨部门协调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以及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概念模型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2.2供应商交互对创新双元和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知识观,企业是拥有知识以及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实体,异质性的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40]。NK 模型主要通过分析系统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系统的演化规律,并逐渐被应用到知识和创新管理领域[41]。基于NK 模型视角,知识要素的数量(N)和知识要素的多样性(K)决定了知识组合的价值[42]。盛伟忠等[24]提出互动学习是企业与外部知识联结的互动性认知过程,也是企业识别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过程。在供应商交互的过程中,企业不仅能够实现对供应商已有知识的转移,而且能够与供应商共同创造全新的知识[3]。

具体地,一方面,通过供应商交互,企业能够转移供应商已有的知识,该知识集通常与企业内部知识库具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性,故而能对企业内部知识起到补充作用,同时有利于实现更大规模的知识转移,能显著增加制造商企业内部的知识数量,也就是知识要素的数量增加[43]。另一方面,通过供应商交互,企业能够与供应商共同创造全新的知识,该知识集通常与企业内部掌握的知识库具有显著的差异,故而能对企业内部知识起到互补作用,尽管具有一定的规模限制,但是能显著增加制造商企业内部知识的多样性,也就是知识要素的多样性增加[43]。基于知识观并结合NK 模型,企业内部知识数量和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形成更多且更有价值的知识组合,进而提升企业绩效[4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知识观强调创新涉及多领域且互补知识的整合,企业需要通过知识整合和再整合的加工过程,进而实现创新[44-45]。创新双元指企业同时从事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并且两种创新活动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因而是创新活动的一种存在形式[10]。本研究旨在分析企业对通过供应商交互所获取的供应商知识进行整合的知识加工过程,进而促进创新双元的实现。

企业通过供应商交互获取的供应商知识要素,需要经过知识整合机制的加工,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现实产品[46]。由于转移和创造的供应商知识要素可能属于或超出企业当前的经验范畴,因此需要改进性和创 造 性 的知 识 整合 机 制[47-48]。具 体 地,一 方面,企业对于本身熟悉的知识要素,更倾向于选择其有经验的知识整合机制,通过改进已有的知识整合机制,更有效率地实现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促进开发式创新[49]。另一方面,对于超出经验范畴的知识要素,已有的知识整合机制并不总是适用,企业不得不创建全新的知识整合机制,更有效地实现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促进探索式创新[49]。

综上所述,通过供应商交互所获取的供应商知识,能够驱动企业对知识整合机制的改进和创建,实现对供应商知识的有效率且有效果的知识加工,同时促进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供应商交互对创新双元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创新价值链的创新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加工和知识产出3 个顺序的子阶段[8],体现为由抽象创意到现实产品的链式增值过程。盛伟忠等[24]从机会识别、创新实现和商业化理解创新能力。因此,本研究认为供应商交互为企业构建了多元化的知识获取渠道,使供应商知识能更顺畅地输入到企业内部,体现为企业机会识别能力的提升[3]。

(2)通过供应商交互所获取的知识要素,需要经过与企业内部的知识进行整合的知识加工过程,形成更有价值的现实产品[45]。该过程既可以是基于已有技术轨迹的经验式知识加工过程,将改进的知识与有经验的知识要素进行整合,即开发式创新; 也可以是背离已有技术轨迹的启发式知识加工过程,将创建的知识与经验外的知识要素进行整合,即探索式创新。总体上体现为企业创新双元实现能力的提升[28]。

(3)开发式创新通过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和规模经济形成低成本优势,探索式创新通过激发当前市场中的新需求和创造全新的需求市场形成差异化优势。因此,创新双元有利于企业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和新兴的市场需求,促进供应商知识的有效产出,提高企业绩效,体现为企业商业化能力的提升[2]。

综上所述,创新双元以知识加工过程或创新实现能力的角色,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创新双元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2.3 跨部门协调的调节作用

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供应商交互获取的更多数量和更多样的知识要素,以实现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基于吸收能力视角,企业需要识别有价值的供应商知识,将供应商知识散播到企业内各职能部门,最终通过形成有价值的知识组合提升企业绩效[7]。企业的跨部门协调能够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对供应商知识的识别、内化和组合,提高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 用 能 力[30,50]。

跨部门协调通过增强企业内部门之间的联结强度,形成更强的内群体偏差,使企业更倾向于对内部知识要素的数量和多样性具有更高的估值[34],同时跨部门协调通过促进部门之间的知识共享,更能实现企业获取更多数量且更多样的内部知识[29],形成更高的本地知识搜索倾向。根据禀赋效应,企业为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会更偏向于直接利用内部知识资产提升企业绩效[32],这加剧了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认为企业内部已经掌握所有有价值的知识要素,搜索和获取外部知识只会导致额外成本和知识冗余,从而拒绝接受来自外部的知识和观点,相应地,企业直接利用外部知识的动机减弱[38]。

总体上,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行为依赖于利用机会、利用能力和利用动机的共同作用,任何一个方面受到抑制都会导致低水平的利用行为[37]。通过供应商交互,企业获取了更多数量、更多样的供应商知识要素,增加了企业直接利用供应商知识资产提高企业绩效的机会,尽管跨部门协调促进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能力,但同时形成了更高的本地知识搜索倾向,抑制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动机。已有研究认为,动机比能力对企业行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51-52],而且在机会和能力等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动机对行为具有直接决定作用[53]。因此,跨部门协调抑制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直接利用行为,使更多数量、更多样的供应商知识要素不能直接贡献于企业绩效,相应地,本研究提出假设。

H4a跨部门协调负向调节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供应商交互对创新双元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供应商交互所驱动的改进式和创造式的知识整合机制,以形成相匹配的知识架构,实现对供应商知识要素的加工。基于吸收能力视角,企业需要识别适于加工的供应商知识要素,改进或创建知识整合机制,以形成相匹配的知识架构,最终实现对供应商知识有效率、有效果的加工行为[30]。跨部门协调能促进企业调取和使用各部门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对领域内和跨领域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能力,促进创新双元的实现[29]。

跨部门协调通过增强企业内部门之间的联结强度,容易形成更强的内群体偏差,使企业更倾向于对已有知识整合机制的加工潜力具有更高的估值[34],同时跨部门协调通过对已有知识整合机制的重复使用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29],容易在组织内部形成更强的组织惯性。根据禀赋效应,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社会认同,更偏向依赖已有的知识整合机制对内部知识进行加工转化,从而加剧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32],认为已有的知识整合机制足以完成企业面临的知识加工任务,极大地阻碍了知识整合机制的改进和创建,减弱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动机。

总体上,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行为依赖于加工机会、加工能力和加工动机的共同作用,任何一个方面受到抑制都会导致低水平的加工行为[37]。企业通过供应商交互所获取的供应商知识要素,要求企业改进和创建已有的知识整合机制以形成相匹配的知识架构,这为企业提供了知识加工机会。尽管跨部门协调提高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能力,但也形成了更高的组织惯性,阻碍了知识整合机制的改进、创建和知识架构的形成,从而抑制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动机。基于此,跨部门协调抑制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行为,使企业无法形成与供应商知识所匹配的知识架构,削弱了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效率和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b跨部门协调负向调节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之间的关系。

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满足当前市场需求和新兴的市场需求实现知识产出的过程,体现为创新双元的商业化[54]。跨部门协调有利于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协作,因而有助于企业把握市场需求并提高顾客满意度[27]。具体地,跨部门协调能够打破部门之间障碍,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以满足当前市场的客户需求。同时跨部门协调能够整合各部门想法,更容易激发创意的火花,满足新兴市场的客户需求。因此,跨部门协调提高了企业的商业化能力。

企业通过供应商交互获取的供应商知识经过创新双元的加工和转化,与企业内部知识共同嵌入到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成果中,成为具有企业内部特征的现实产品。而跨部门协调增强的非我所创综合症主要是抵制对具有外部性的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和加工,因而不会减弱甚至会促进企业对具有内部特征的创新双元进行商业化的动机。

总体上,企业的商业化行为依赖于相应的商业化机会、能力和动机的共同作用。通过供应商交互实现的创新双元为企业提供了商业化机会,跨部门协调促进了企业对创新双元的商业化能力,同时不减弱其对创新双元进行商业化的动机。因此,跨部门协调有利于企业实现创新双元的商业化,促进创新双元对绩效的影响,相应地,本研究提出假设。

H4c跨部门协调正向调节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研数据源自中国珠三角东莞地区的港资制造企业,港资制造企业以原始设备制造商的角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着成本竞争和技术挑战的双重压力。随着各国深化产业变革,同时中国的要素成本上升,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港资制造企业需要创新求变,既要实施开发式创新保持低成本优势,又要实施探索式创新获得差异化优势,以逐渐实现向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的渗透和升级。因此,本研究选取中国珠三角东莞地区的港资制造企业作为调研对象。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本研究得到东莞市政府和东莞外商投资协会的支持和帮助。收集问卷的起止时间为2011 年10 月至2012 年底,分别以纸质版、电子版和传真3 种形式发放问卷330 份,收回289 份,问卷回收率为87.576%。剔除没有认真填写、欺骗填写、内容缺失严重和非制造企业的无效问卷,为了确保填写问卷的人员全面了解企业情况,进一步剔除基层领导和其他人员填写的问卷,最终得到144 份有效问卷,用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问卷有效率为43.636%。截至收回问卷的时间点,所有填写问卷的人在其所属企业的平均任职年限为9.3 年,且大多数人在现任职位工作年限超过3 年,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本科。这些数据表明填写问卷的人对企业的发展历程和战略实施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且具备理解和填写问卷的基本素养[44]。本研究分别从企业规模、年销售额、行业类型和现任职务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Samples

3.2 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变量的测量尽可能参照并借鉴已有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对于英文量表通过正译- 回译方法以确保概念的一致性和表达的通俗性。完成量表设计后,由两名相关领域的企业家对量表的内容效度进行评估,并据此对题项表述进行微调。在大规模数据收集前,选取30 家港资制造企业对量表进行试验,初步证实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水平。

①借 鉴VACHON et al.[16]测 量 企 业 间 合 作 交 互 的量表,采用其中的4 个题项测量供应商交互程度。问卷填写人根据其所在企业与供应商的交互情况,对供应商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企业与该供应商进行交互的相关描述的同意程度作出评判。②对创新双元 的 测 量,首 先,借 鉴JANSEN et al.[21]测 量 开 发 式 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量表,采用其中6 个题项测量开发式创新,采用6 个题项测量探索式创新; 其次,运用求和模型测量创新双元的最终值。这种相加的测量方式能很好地体现双元的概念内涵,并能客观地反映两者相互增强和相互竞争的平衡关系[55]。③采用NARVER et al.[25]的 跨 部 门 协 调 量 表,用5 个 题 项 测量跨部门协调。问卷填写人根据其所在企业的战略全局经营情况,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注重跨部门协调的相关描述的同意程度作出评判。针对以上概念,测量问卷采用Likert 5 点评分法,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 非 常 同 意。④采 用LI et al.[56]的 企 业 绩 效 量表,用5 个题项测量企业绩效。采用Likert 7 点评分法进行测量,1 为非常差,7 为非常好。对以上变量运用不同的测量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本研究将竞争强度、研发强度、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竞争强度表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竞争激烈程度,影响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成果 的 商 业 化 过 程,本 研 究 借 鉴JAWORSKI et al.[57]的 量表测量竞争强度,共4 个题项。采用Likert 5 点评分法,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已有研究认为研发强度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创新绩效均有影响,本研究采用企业上一年的研发投入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测量研发强度[58-59]。企业年龄反映企业内部的协调能力和组织惯性的僵化程度,本研究采用企业成立到被调研时的持续经营年限测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反映企业的资源冗余程度,影响其议价能力和创新投入,本研究采用员工数量测量企业规模。为了缓解数据偏差的影响,对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2]。所有潜变量的测量题项见表2。

表2 变量测量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Table 2 Results for Variable Measurement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相关分析和偏差检验

运用Amos 21 对本研究的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拟合度良好=1.787,CFI= 0.913,TLI= 0.901,IFI= 0.914,RMSEA=0.074。本研究使用Spss 21.0 对涉及的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由表3 可知,供应商交互、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跨部门协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阈值0.70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方差膨胀因子值远小于阈值10,表明研究结果不会受到多重共线性的显著干扰。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由于问卷收集过程中每个企业仅收取一份问卷,因此需要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步骤如下: ①使用Harman 单因素分析,对本研究用于测量潜变量的所有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输出未旋转的因子解,最终共提取出6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74.091%,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方差为34.605%,低于阈值50%。②删除测量模型的潜变量因子,并使所有指标测量同一个新增的共同因子,形成单因子模型,该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5.542,CFI = 0.474,TLI = 0.429,IFI = 0.479,RMSEA = 0.178,表明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不在可接受范围内。③在测量模型的基础上,新增一个方法因子指向所有指标,形成方

为了检验无响应偏差,本研究通过配对样本t 检验,将问卷按照收回时间进行排序,比较前10%与后10%收回的两组问卷之间企业员工数量的差异[48]。结果表明两组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r = 0.066,p =0.816; 且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456,大于0.100。因此,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不受无响应偏差的显著影响。

4.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量表的信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指标和组合信度( CR) 指标。各个变量的α 值在0.766~0.938 之 间,大 于0.700 的 阈 值; CR 值 处 于0.775 ~0.938范围内,大于0.700 的阈值。表明变量具有可接受的信度水平。为了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本研究采用平均抽取方差值( AVE) 指标,除竞争强度的AVE值 略低 于0.500,其他 变 量 的AVE 值 均 大 于0.500 的 阈值,表明变量具有可接受的聚合效度。由表3 可知,每个变量的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并且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大于相应的交叉载荷且差值超过0.200,表明变量之间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

4.3 假设检验

本研究基于Spss 21.0 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H1和H2,结果见表4。由表4 可知,该回归共包括两组共计6 个回归模型,模型1 ~模型4 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模型1为仅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和模型3 分别在模型1 的基础上引入供应商交互和创新双元,模型4 同时引入供应商交互和创新双元。模型2 的结果表明,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具有边际显著的正向关系,β = 0.171,p <0.100 ,H1得到验证。模型5 和模型6 以创新双元为因变量,模型5 为仅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6 在模型5 的基础上引入供应商交互。模型6 的结果表明,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β = 0.626,p <0.010 ,H2得到验证。

表4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Table 4 Hiera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本研究基于Spss 的Process 3.0,使用Bootstrapping 回归方法检验H3、H4a、H4b和H4c,样本量设置为5 000,置信度设置为95%。H3的检验是基于Process 模型4[60],结果表明,创新双元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β =0.164,95%置信区间为[0.067,0.286],H3得到验证。

H4a~H4c的 检 验 是 基 于Process 模 型59[60],为 了 得到更容易解释的回归结果,回归过程中对供应商交互、创新双元和跨部门协调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5。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供应商交互、创新双元、跨部门协调以及跨部门协调与供应商交互和创新双元的交互项,旨在检验H4a和H4c; 以创新双元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供应商交互、跨部门协调以及跨部门协调与供应商交互的交互项,旨在检验H4b。由表5可知,跨部门协调与供应商交互的交互项与企业绩效呈边际显著的负向关系,β =-0.144,p= 0.073,95% 置信区间为[-0.302,0.014],90%置信区间为[-0.278,-0.013],H4a得到验证。跨部门协调与供应商交互的交互项与创新双元呈显著的负向关系,β =-0.215,p = 0.035,95%置信区间为[-0.414,-0.015],H4b得到验证。跨部门协调与创新双元的交互项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向关系,β = 0.089,p =0.042,95%置信区间为[0.003,0.174],H4c得到验证。

表5 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在不同水平的跨部门协调下,各个路径的比较分析可对H4a~H4c进行进一步验证。用均值加减标准差代表跨部门协调水平的高低,由表5 可知,当跨部门协调处于低水平,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β = 0.108,p = 0.388,95% 置信区间为[-0.139,0.355]; 当跨部门协调处于高水平,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并接近显著,β =-0.208,p = 0.140,95%置信区间为[-0.485,0.069]。表明跨部门协调削弱了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当跨部门协调处于低水平,创新双元对企业 绩 效 的 影 响 为 正 但 不 显 著,β = 0.121,p = 0.133,95% 置信区间为[-0.037,0.278]; 当跨部门协调处于高水平,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β =0.315,p =0.00002,95%置信区间为[0.172,0.458]。表明跨部门协调增强了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当跨部门协调处于低水平,供应商交互对创新双元的影响显著为正,β = 0.582,p =0.0004,95%置信区间为[0.261,0.904]; 当跨部门协调处于高水平,供应商交互对创新双元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β =0.111,p=0.569,95%置信区间为[-0.274,0.496]。表明跨部门协调削弱了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的正向关系。以上分析结果再次验证H4a~H4c。

为了更直观地表达跨部门协调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调节效应交互图,见图2。由于回归分析中对创新双元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为了保持交互图的一致性,在图2( b) 的绘制过程中对中心化的创新双元进行还原处理。由图2( a) 可知,随着跨部门协调由低值变为高值,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斜率由正向变为负向,表明跨部门协调削弱了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H4a得到验证; 由图2( b)可知,随着跨部门协调由低值变为高值,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的关系斜率均为正向,但倾斜程度降低,表明跨部门协调削弱了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的正向关系,H4b得到验证; 由图2( c)可知,随着跨部门协调由低值变为高值,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斜率均为正向且倾斜程度增加,表明跨部门协调增强了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H4c得到验证。

图2 跨部门协调的调节效应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functional Coordination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分析了供应商交互、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跨部门协调的调节作用,通过问卷数据,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如下。

(1)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结合NK 模型,企业通过与供应商进行密切的交互活动,能够获得更多数量且更多样的知识要素,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2)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具有间接促进作用。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创新双元作为知识加工过程,能够将通过供应商交互获取的知识要素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现实产品,进而通过商业化过程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和新兴的市场需求,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跨部门协调负向调节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尽管跨部门协调有利于提高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能力,但跨部门协调同时促进了企业对内部知识的获取,使企业更偏向利用内部知识提高企业绩效,增强了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减弱了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动机。因此,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跨部门协调的阻碍。

(4)跨部门协调负向调节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之间的关系。尽管跨部门协调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各部门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有助于企业改进并创建知识整合机制,提高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能力,但是跨部门协调同时促进了企业对内部知识的获取,使企业偏向使用已有的知识整合机制实现对内部知识的加工,增强了企业的非我所创综合症,减弱了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动机。因此,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之间的关系受到跨部门协调的抑制。

(5)跨部门协调正向调节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跨部门协调能促进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使创新双元更好地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和新兴的市场需求,提高了企业的商业化能力。同时,通过供应商交互获取的知识要素经过创新双元的加工过程,已经转化为企业内部的产品资源。因此,跨部门协调增强的非我所创综合症不会抑制甚至会促进企业对创新双元的商业化动机,从而增强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5.2 理论贡献

(1)本研究发现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具有间接促进作用,进一步肯定了创新双元的知识加工作用,并拓展到以供应商交互为前提的研究范畴[9]。已有研究分析了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和创新双元的影响,但主要关注直接关系,甚少涉及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本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供应商交互作为获取供应商知识的渠道,通过创新双元将供应商知识加工转化为有竞争力的产品资源,为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不仅整合了供应商交互的实现创新和改善绩效的有关研究,而且为知识获取- 知识加工- 知识产出的创新价值链框架提供了实证支持[8],阐明了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2)本研究发现跨部门协调负向调节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从能力视角分析跨部门协调与企业之间合作的协同和替代效应[27,31],特 别 地,SILVA et al.[26]将 跨 部 门 协 调 的 负 向调节作用归因于与动机相关的非我所创综合症。本研究同时从能力和动机视角分析,认为跨部门协调虽然提高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能力,但同时减弱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动机,最终表现为跨部门协调对供应商交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阐明了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的边界条件,有利于调和供应商交互的相关研究的不一致性,即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受到企业内部的跨部门协调水平的调节,从而呈现正向或负向的影响。

(3)本研究发现跨部门协调负向调节供应商交互与创新双元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创新双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跨部门协调对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影响,但局限于直接关系的论证和检验[33]。本研究同时从能力和动机视角分析,认为跨部门协调提高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能力,但减弱了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动机,最终呈现负向调节作用。同理,跨部门协调提高了企业对创新双元的商业化能力,同时没有减弱对创新双元的商业化动机,最终呈现正向调节作用。简言之,跨部门协调对创新价值链的不同阶段具有相反方向的调节作用,阐明了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的边界条件,同时证实了跨部门协调的双刃性及其对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差异化调节作用。

5.3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企业实践者更科学地配置和管理创新双元和跨部门协调,充分发挥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实践启示。

(1)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供应商是企业最重要的外部知识源,为了克服企业内部知识的数量和多样性的局限,企业需要关注并投资与供应商的关系构建,通过供应商交互,既可以转移供应商已有的知识,也可以与供应商共同创造全新的知识,从而丰富企业内部知识库,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2)供应商交互通过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具有间接促进作用。在供应商交互过程中,企业不仅要致力于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而且要注重对供应商知识的加工转化,通过创造性地改进和创建知识整合机制,将供应商知识加工转化为更有竞争力的现实产品,并通过创新双元的商业化满足于当前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客户需求,进而促进企业绩效。

(3)尽管供应商交互对企业绩效和创新双元具有促进作用,但跨部门协调作为部门之间知识共享的组织机制,在提高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和加工能力的同时,也减弱了企业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和加工动机。为了更好地发挥供应商交互的价值,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激励员工对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和加工,例如,针对某一开放式创新项目,建立专门的知识管理团队管理供应商知识的利用和加工过程; 调整企业内部的激励规则,提高对开放式创新成果的认可和奖励,调动企业对利用和加工外部知识的积极性; 对企业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开放式创新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并认可外部知识的利用和加工潜力[36]。

(4)跨部门协调有助于提高创新双元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交互的知识产出阶段,企业需要注重发挥跨部门协调对创新双元的商业化能力和动机的促进作用,为企业内部各部门的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换提供管理支持,从而更有效地捕捉和分析市场需求,并鼓励部门之间技术能力的协同管理,实现更有效的创新双元商业化,进而促进企业绩效。

5.4 研究不足

①本研究仅考虑了企业内部的组织机制作为情景因素,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企业之间治理机制和外部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②本研究使用横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检验,同时单源数据无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收集纵向数据,将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开收集,并增加对二手数据的使用。③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较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未来应尽量使用近期数据,以反映企业最新的发展动态。④本研究对供应商交互的测量没有明确某一特定的供应商,在未来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应该对供应商有明确的限定,如某主营产品的关键供应商等,使调研结果更有针对性。⑤本研究不能保证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种活动存在于所有企业,未来数据收集过程中应增加相应的筛选题项,以确保研究对象同时从事两类创新活动。⑥本研究的样本企业仅限于东莞地区制造业,地域和资本结构均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应收集不同行业、地域和资本结构的企业数据,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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