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

劉震云参加腾讯娱乐的“星空演讲”，说了几件“一句顶一万句”的事，其中一件是《水浒传》里的郓哥，就因为他多说了一句话，死了四个人，分别是武大、潘金莲、西门庆，还有王婆。

他的这个说法，让我心有戚戚焉。

看《水浒传》，远行归来的武松对郓哥和颜悦色，跟他打听武大的死亡真相时，也曾想，他就一点也不恨眼前这小子吗？如果不是他跑到武大面前学舌，各种激将，起码武大不会自不量力地去捉奸。郓哥但凡懂点事理，就应该等到武松回来再说，即便到那时武松和西门庆有一场恶斗，武大总死不了。

对于武大的死，郓哥很难说没有责任，但是他跟武松讲述那前因后果时，没心没肺，无遮无掩，一方面因为他年轻，另一方面，只怕也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对的，武大都戴上“绿帽子”了，怎么可以不带他去捉奸呢？

不管男女，配偶出轨都会令人感到蒙羞与痛苦，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奥赛罗》的悲剧正是由此而起，但和武大这档子事又有差别。

奥赛罗的愤怒，是他的感情结结实实地受到了伤害，他对苔丝狄梦娜因爱生恨。坏人伊阿古这样说：“本来并不爱他的妻子的那种丈夫，虽然明知被他的妻子欺骗，算来还是幸福的;可是啊！一方面那样痴心疼爱，一方面又是那样满腹狐疑，这才是活活的受罪！”他装作同情奥赛罗的感情，“忍不住”对他道出所谓“实话”。

郓哥则不同，他明明是自己在王婆那里吃了亏，一肚子气没处出，来寻武大当枪使，一见武大，却是满脸的道德优越感，笑话武大说：“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武大说他一向就是这样，郓哥进一步奚落他说：“我前日要籴些麦稃，一地里没稃处，人都道你屋里有。”武大奇怪了，他又不养鹅鸭，屋里哪来的麦稃？郓哥说：“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这下武大听明白了，他是骂自己如同鹅鸭，暗指他老婆出轨。武大不干了，说自己老婆并没有偷汉子，郓哥便将真相跟他揭晓。武大还有些迟疑，待信不信，郓哥道：“又来了！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那厮两个落得快活，只等你出来，便在王婆房里去做一处，你兀自问道真个也是假！”

话说到这个地步，武大不去捉奸都不行了，不然岂不成了他人眼中“这般的鸟人”？

郓哥也不是存心要害武大，他大概以为武大作为受害者，占了个理字，西门庆就不敢把他怎么着。哪知道就算西门庆反应不过来，心里也许早已恨死武大的潘金莲，却知道怎么对付武大郎，挑唆西门庆一个窝心脚，将武大踢倒在地。

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很难收场，武大受伤在床，孤掌难鸣，只能任由王婆、西门庆、潘金莲摆布。但有什么办法呢？他当时要是不立即去捉奸，就成了一个将“绿帽子”戴得很堂皇的人，他原本就因为丑陋矮小受尽欺辱，再将这顶帽子戴上，还怎么朝下活啊？

在我们这儿，被命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刘震云的另外一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讲的也是一个命名改变了一堆人的命运的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叫李雪莲，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受害者，许多年前二胎还没有放开，她和丈夫商量着，先离婚，生下二胎再复婚。哪曾想二胎生下来，男人有了小三，不打算跟她复婚了。这还不算，面对李雪莲的指责，男人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

他指的是李雪莲结婚时并不是处女。但是哪怕以最传统的是非观论，“非处”也比一个骗老婆辛苦生二胎，自己拍屁股走人另起炉灶的人道德吧？

他说这话是在一个乱糟糟的场合，周围有很多喝啤酒的人，李雪莲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一定成了潘金莲，在她自己心里，她是那个能让六月飞雪的窦娥。

李雪莲因此开启了她的“洗白”之旅。她到北京上访，阴差阳错地断送了某些官员的前程。她也曾遇到新的爱情，但她很快发现，那个男人和她在一起的目的之一，是劝她不要再上访。

她费尽心机，动用有限的智商，和比较突出的女性资源，要一个“不是潘金莲”的证明。可是谁能给她呢？只有她自己能给自己，但是，她被“潘金莲”三个字镇住了，像是被压在如来佛祖咒语下的孙悟空。表面上看，她走南闯北，动静大得不行，事实上，她是那么害怕这三个字，就像所有要脸面的妇人一样。

我想过做一个考证，考证在潘金莲这一形象横空出世之前，最典型的荡妇是谁。印象中比较能吓住人的，应该是春秋时候的夏姬，她不但与多位诸侯大夫私通，还跟她哥哥生了孩子，嫁过七回，当过三次王后，这赫赫履历，让风尘中人都感到不齿。

明末时候，有位名妓李十娘刻了个印章曰“李十贞美之印”，男闺密余怀跟她开玩笑说：“美则有之，贞未必也。”李十娘立即就哭了，说她虽然风尘贱质，但并不是夏姬那种不知羞耻之人。估计那会儿，要是说哪个良家妇女像夏姬，她也能一时三刻就去寻死。

夏姬虽然作风惊人，但也因为太惊人，更像个传奇。阳谷县的潘金莲则更接地气，是寻常巷陌里的风流妇人，更容易被类比。女人一旦被比喻成她，会由不得感觉到被她附了体，成了一个肮脏歹毒无耻的人。

男人打击女人，一句“潘金莲”就能让她万劫不复，至于她是否冤枉，里面又有怎样的细节，并不重要，强硬命名，打得你毫无还手之力。这是男性世界治理女性的法宝，也是李雪莲惶惶不可终日的根由。

女人怕被以“潘金莲”命名，男人的噩梦，则是戴上“绿帽子”。一直觉得“绿帽子”是一个恶意满满而又莫名其妙的词。一个男人，妻子出轨了，不管他跟老婆有没有感情，他本人都是一个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他可以就自己的利益做出申诉，其他人同情支持都可以，发明出“绿帽子”这个词给他戴头上，这不是二次伤害吗？

据说“绿帽子”一词源自元明时期，政府要求娼妓家的男人都得戴绿头巾。从那以后，就用戴“绿帽子”讽刺妻子出轨的男人。

对于那时候的政府行为，咱这里不做评说了，但靠女人卖身谋生的男人，跟妻子出軌的男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啊。对于后者，也没什么好讥讽的，是天灾人祸，是际遇使然。就像武大，他好端端地在街上卖炊饼，他老婆出轨了，为什么他要接受被比喻成鹅鸭的羞辱？

细究起来，“绿帽子”和“潘金莲”是一回事，都显示出了男权社会对于命名权的掌控。将一个女人命名为“潘金莲”足以起到震慑作用，李雪莲的反抗，也正是这种震慑引起的反作用力。

“绿帽子”这个词，表面上是羞辱男人，但它是耻笑，是威吓，更是一种催逼。管好自己的女人，不给社会添乱，不给道德家添堵，是一个男人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这种要求，多过对于当事人私人感情和能力的考虑，郓哥虽小，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王婆那里吃了亏，就理直气壮地要求武大去擒拿那对奸夫淫妇，武大死得真是冤枉。

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他将“绿帽子”的威慑力写得更加清楚，无论是上篇里的吴摩西，还是下篇里的牛爱国，对于跟人私奔了的老婆，都没什么感情。她们跑了就跑了呗，对他们的生活并无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周围的人不这么看，吴摩西老婆的前公公跑来找他：“这么吃了哑巴亏，惹人笑话;咱们都是脸朝外的人，白白被人欺负，在街面上就没法混了。”

牛爱国比吴摩西生得晚，差了好几十岁，他老婆跟人跑了之后，他姐也要他去找，牛爱国说：“这种破鞋，找她做甚？”牛爱香说：“找他们不是为了找他们，为了有个交代……老婆跟人跑了，得有个响动。闷着头不作声，咱们在沁源县没法混了。”

这种找，不是丢不下，离不开，它有一种报复性的意味在里面，找到之后呢，必然有一番羞辱，方不吃“哑巴亏”，以后也才有的混。

吴摩西和牛爱国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他们一点也不想找，但是为了不把“绿帽子”戴得那么结实，就得去假找。在假找的过程中，一个把前妻的女儿弄丢了，另一个找到了真爱，这是更加结实的事，他们跟生活硬碰硬了，相形之下，那来自他人、来自男性社会积习的命名都是纸老虎，分分钟戳得破，无须再放在心上。

人活在世上，常常逃不过被命名的命运，也常常有命名他人的欲望。漂亮风流的姑娘，被视为“潘金莲”，优雅优秀的女孩，被鉴定为“绿茶婊”，不久前我还听到一个词叫做“岁月静好婊”，无欲无求也能变成一种罪过，命名果然是打击异己的好手段。

还有一种命名则是反向的，像徽州那些牌坊，用“节妇”这样一个名词，绑架了无数女人的一生，让她们搁置欲求，削足适履，哪怕鲜血淋漓，也要进入这种主流的命名。

强大的人拒绝被命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种拒绝，不是据理力争，也不是像李雪莲那样上天入地地找个说理的地方，而是从心底知道自己是谁，面对的是怎样一件事，如何处理更加利人利己。

这样要求武大或是李雪莲，当然是一种苛求，但如今，面对那些试图为你命名的人，完全可以很有礼貌地跟他们说一声：“不好意思，请把你那些破烂拿远点。”

（孙少雄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