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榕

摘   要：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与湾区建设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湾区经济水平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而高等教育集群又是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文章以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为例，对这两大湾区内高等教育集群分布的特点以及湾区联动建设的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高等教育集群分布的特点上看，纽约湾区高校分布呈“多中心—核心轴线”模式，而东京湾区呈“单中心—周边”辐射模式;从规划设计的主体上看，前者更多由市场和高校主导，后者政府宏观调控的成分较多;从未来联动发展方向看，两大湾区案例均显示，多类型异质企业集群和突破性创新是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高等教育集群 湾区发展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渐加剧，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国家（或地区）对于经济、科技、人文等多方面的发展需要越来越迫切，湾区作为应对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应运而生。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超过60%的经济总量聚集在湾区[1]。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扶持政策，助力湾区内高等教育机构与湾区经济共同体建设，促进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产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湾区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起到领先和示范作用，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研究主要以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为例，介绍湾区建设如何与高等教育集群联动发展。

一、湾区的概念、特征及发展现状

“湾区”的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地理意义上，湾区是围绕着江河湖海自然形成的若干个区域相连的集合，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社会意义上，该集合中的各个地区要具备一定相似的社会属性（如经济水平、社会文化、科技创新、高等教育等），从而保持一定结构的社会关联网络[2]。地理位置保证了湾区的经济贸易优势，社会人文属性使得不同的湾区有各自的发展特色。

目前，世界上共有四个相对成熟、体量庞大的湾区，分别为：以金融为导向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旧金山湾区、以产业集群为导向的东京湾区以及2015年新建立的综合型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显示，2017—2018年度四大湾区综合影响力指数（BAII）排名由高至低分别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3]。其中，旧金山湾区在创新、宜居、形象影响力指标上具有领先地位，纽约湾区则以文旅、经济影响力为主要优势，创新影響力略显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影响力排名第一，但在宜居影响力上略有欠缺;东京湾区各项子影响力指标相对均衡，经济、创新、宜居影响力略微突出，但整体影响力偏弱[4]。在四大湾区14个主要城市影响力指数排名中，纽约、东京、香港、旧金山位居前四，纽约在各项子影响力指标上均具有突出的领先优势。

二、高等教育集群与湾区联动发展

（一）高等教育集群的概念、特征及优势

高等教育集群，指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相互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聚集发展的现象[5]。对于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一定空间区域内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高等教育集中发展的程度;二是区域内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水平，如研究型大学、国际一流水平大学的数量，这类大学越多说明该区域的高等教育集群质量越好。[6]

经济学领域认为，集群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同类型的机构集群可以聚集资源，提供更为便利的要素供给，加快技术扩散，从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产生可观规模效益[7]。高等教育集群也符合这一概念，例如大学城、高教园区等，其地域特征相对完整，能够有效促进高等教育资源流动，实现资源共享、科研互通、学科互融，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8]。此外，高等教育集群具有与其他产业集群不同的一个独特性，即顶尖人才的高度聚集。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曾指出，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分布的大学和实验室中，可以找到46%的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和40%的国家科学院院士[9]。可见，高等教育集群可以做到知识技术、教学物资、优秀人才三方资源的高度聚集。

（二）高等教育集群与湾区紧密关系

《中国制造2025》文件中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首要战略，其次是人力资本、质量、生态和产业结构[10]。保持经济良性增长的最佳途径是发展技术和创新产业，而确保这一路径得以实行的关键因素是加强研究机构建设以及积累人力资本，这两个因素均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可以说，高等教育应该成为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高等教育和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高等教育集群具有非常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大学和产业部门之间通过捐赠、投资，使企业能够以其实际想法、经验和专业知识参与研究，从而使其产品从中获得学术研究的惠益。苏兹士（Szücs）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涉及学术机构的产业项目通常有较高的知识溢出，知识生产可以极大提高商业项目质量[11]。马德盖兹（Madgetz）等指出，高等教育与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如对学术研究的投资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可以帮助区域创新[12]。其次，除了知识产出外，高等教育还能为产业部门集中输出大量高质量人才。加州湾区议会组织（Bay Area Council in California）认为，湾区内的教育机构是企业直接的人才管道，高质量的教育将会吸引更多企业投资，从而实现湾区内部的可持续发展[13]。最后，高等教育在为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技术服务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科研实力、国际声誉等得以不断提高，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良性发展过程。拉里·罗利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企业与大学将会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失去任何一方，另外一方都不能幸存[14]。产业集群与高校集群在本质上具有共性和一致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力。

三、东京湾区、纽约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与

湾区联动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两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概况及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开始，MIT等高校作为128公路地区科研活动和人力资本的溢出中心，开始转变规模化偏好的产学研模式，转而为中小型高科技创业公司提供全面科研支持。与此同时，MIT等高校集群联合探索了新的学科研究领域，从原先单一的信息技术、军工工业研究转变为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通讯等多种类学科研究，输出多类型的创新研究成果。企业也开始主动寻求与高校合作，打破原先高校对企业输出的单向渠道，形成大规模的双向伙伴关系，例如企业给高校提供学生奖学金和实习机会、教师科研基金，举办学生科研竞赛，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提供符合企业人才要求的教学培养计划[25]。截至目前，128公路的产业链已经成功完成转型，拥有以生物科技为核心特征的多种产业类型，其中的肯德尔园区已经成为美国生物科技中心，极大地提高了园区抗风险能力，降低了试错成本。[26]

2.东京灣区筑波科学城案例研究

筑波科学城属于东京湾区，位于日本东京东北约60公里的筑波山，是由日本政府于1968年主导建立的国家级科学研究基地，分为生物研究实验、土木建筑研究、文教研究、理工科研究和公共基础设施5个区域，目前拥有1.1万多名研究人员。筑波大学位于科学城中心，其前身是1872年创办的东京师范学校，为了配合筑波科学城的发展规划，在政府扶持下，于1973年转型为筑波大学，成为日本第78所国立大学。[27]

基于引领筑波科学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研发的根本目的，筑波大学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促进高校科研与产业融合。其一。设立“学群制”。筑波大学废除了单一的研究结构，形成了“大学—学群—学类”横纵向并重的学习体系。学群指的是某一知识大类下相关学科的大集合，具体分为基础型学术领域、应用型学术领域、未来型学术领域和医学、体育、艺术专门学术领域，学群下的课程综合性非常强，是横向面;学类则是细分的学科方向，是纵向面。“学群制”体现了经济学上的“产业集群”思维，可以在学科分化的基础上促进相关学科的融合，从而促进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优势学科，例如筑波大学和筑波科学城就形成了一批“社会工程学”等独特的交叉学科[28]。交叉学科的兴起促进了筑波科学城产业类型的多元化，保障了园区产业的创新性和竞争力。其二，成立特别课题研究组织。这是筑波大学独特的科学研究项目，其开展形式为围绕着某一具体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时间一般为五年[29]。项目特点是将教学从科研当中剥离出来，保障教职工能够专心投入科研，旨在提高科研效率。

除筑波大学自身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一系列措施外，政府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提供政策引导，设立并出资支持了大量研究机构。此外，还设立了一批公共服务机构，如筑波科学技术厅设置的研究交流中心、筑波研究交流联盟，产业部门设置的筑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支援综合事务所等，以保障研究机构和产业部门间充分的交流合作。[30]

在建立高校—企业伙伴关系上，政府、企业、高校采用通过高校和产业建立实习项目来培养实用人才的新模式[31]。企业和高校共同发展了两种类型的伙伴关系来培养人才。一类是体验式实习。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提供寒暑假实习机会，并借助高校招收学生。通过体验式实习，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日常运作，为学生毕业求职提供思路和经验[32]。此外，实习也可以帮助公司提高社会声誉，履行社会义务，实现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另一类是合作教育项目，旨在加强大学和产业在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与体验式实习相比，合作教育主要由高校而非企业主导，企业告知高校其对知识、技术和人才的需求，高校参照企业需求，制定相应教学计划进行联合培养。例如，日本著名企业京瓷信息系统株式会社就与筑波大学深入合作，共同建立生物技术创新实验室，为学生提供科学创新和实践机会。

（三）高等教育集群与湾区联动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

从规划设计的主体上来看，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更多由市场和高校主导，而后者政府宏观调控的成分较多。第一，从高校集群发展的角度，纽约湾区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以自发为主，即总体上“先有大学，后有城市”，随着经济科技的双重发展，自然形成了大学、城市互相交融的局面，政府在后期对高校建设也有部分干预，但更多是推进作用。东京湾区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则以政府为主导，以1956颁布的《首都圈整备法》为蓝本，确立了东京作为政治文化双重中心的地位，引导高校资源向东京及周边地区倾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动介入，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主动推进高校建设及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第二，在高等教育集群与湾区联动发展的产学研方面，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也显示出同样的特征。纽约湾区总体上产学研的合作关系以高校—企业的直接合作为主，企业通过奖学金、实习实践、竞赛、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和高校合作，高校提供人才、创新科研成果和技术转移服务;市场发挥主要能动作用，为校企合作提供风险投资;政府发挥辅助的宏观调控作用，提供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支持。而在东京湾区产学研模式中，政府导向的特征较为明显，以筑波大学和筑波科技城为例，政府通过《筑波大学法》等系列规章法律，明确指出筑波大学对产业区的服务义务，强调以应用为根本目标的发展定位。筑波科技城则受到东京相应主管部门的垂直领导，享受来自国家财政支持的高额科研经费，具有较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

从湾区的未来联动发展方向来看，两大湾区案例均显示，多类型异质企业集群和突破性创新是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而高等教育集群正是实现这一关键的重要推力[33]。无论是近年来MIT、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不断追求的多元学科、跨学科发展，还是筑波大学一直革新的“学群制”，其本质都在于推动学科发展多元化、交叉化，培养多类型学科人才，产出多类型学科成果，促进多元异质企业的产生与成长，有利于探究产业园区发展的最佳路径，提高园区的受挫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园区生态。此外，128公路产业园区的生物科技特色产业以及筑波科技城独特的社会工学、未来型科学产业，说明产业园区要想拥有竞争力，必须形成自身的产业特色，并在这一领域不断突破创新。

四、总结与启示

目前，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教育发展模式，其具有集群的规模化效益，汇集了丰富的高等人力资源和先进知识技术资源[34]。日本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美国的各类顶尖高校联盟等，均体现了高等教育集群化的发展思路。从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的发展历程上看，加快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思路，可以从政府宏观规划和高校自发联盟两个角度入手;而提高高等教育集群建设质量的路径，可以从旧校（如日本筑波大学）的转型与改造，或推动新校（如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建立入手。

高等教育集群是湾区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两者间的联动发展方向是自然也是必然的。根据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的“三角协调模型理论”[35]，结合案例分析，高等教育与湾区联动需要政府、企业/市场、高校三个角色充分介入：政府提供宏观调控工具，通过政策引导、社会机构服务、财政补贴等，调控发展的趋势方向;企业/市场提供充足的风险资金，推进与高校的合作，确保科学成果及人才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高校是知识和人才资源的输出者，提供激励措施，提供技术转化的便利服务，深化与政府及企业的交流合作。这个三角结构并不是稳定的，不同地区中三个角色的作用地位存在一定差异，如东京湾区发展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而纽约湾区中高校和市场企业的发展带动作用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70—80年代的128公路危机以及一直备受争议的、有“科技乌托邦之城”之称的筑波科学城，在一定程度上，均体现了当政府作为发展调控主力时产生的弊端。因此，近年来各大湾区的整体发展模式，均逐渐偏向于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发展格局，市场灵活配置资源，而政府仅在必要时进行调控。作为三大角色之一的高校，也能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通过校企间的紧密配合，进行高效的科研产出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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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辑 吕伊雯   校对 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