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骋

摘   要：知识外交是西方学者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其核心是突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和研究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相互推进的过程。知识外交是“软实力”作用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更新诠释和理论进步。文章从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知识外交理论内容和特征的介绍，分析该理论与其他国际化理论的异同及其与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异曲同工之处，同时结合国内高校的国际化实践，探讨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关键词：知识外交 高等教育国际化 全球化挑战 国际理解 跨境教育

一、知识外交的内容和特征

当代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的先锋——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于2015年提出了知识外交（knowledge diplomacy）[1]的概念。作为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崭露头角的研究范式，知识外交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有助于推动双边或多边关系发展，促进知识的横向流动。[2]

（一）知识外交的内容

知识是当今互联互通世界的基石，而外交与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聚焦于沟通、协商、合作、妥协和协作[3]。知识外交起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国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谈判时使用的政治术语，后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及相关的人才跨国流动、跨境教育、国际合作办学、跨国科研等活动。

目前，奈特尚未明确给出知识外交的定义，结合其在2015年、2018年和2019年专门针对知识外交理论的著述，可以认为，知识外交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括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和创新活动对国际关系的促进作用，也包括国际关系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和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见图1）。[4]

（二）知识外交的特征

奈特指出，知识外交的理论具有以下特征：多方或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聚焦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和知识创新;尊重不同的动因、需求及注重发挥各方资源形成合力;注重体现对等原则，和而不同;强调协商、合作以及协作;注重开展不同层级的合作;强调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强调构建和强化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关系[6]。上述知识外交的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理论的深化和国际关系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不断演化和更新。

知识外交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跨境科研对建立和增进国际关系及国家间合作关系所扮演的角色[7]。传统理论认为，教育国际化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利益的刺激是各国政府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显著的原因之一[8]。但是，从教育的基本属性来看，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仅仅简化为经济贸易的附属品，有违教育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属性的价值定律。[9]

二、知识外交与其他国际化理论

（一）知识外交与文化外交或科学外交的对比

知识外交与国际关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理论（如文化外交、科学外交等）有着实质区别。一方面，作为近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研究对象，占据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较大比重的国际合作办学（亦称作“跨境教育”，在我国被称为中外合作办学）并不属于文化外交的范畴[10]。另一方面，知识外交涵盖传统科学外交理论研究中甚少涉及的人文、社会学科等内容和研究对象。

（二）知识外交不是软实力的工具

“软实力”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概念，常常被用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21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研究亚洲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案例[11][12][13][14]都将软实力理论奉为圭臬。吴寒天和查强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通过传播知识的创新对世界产生影响，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15]。奈特从动因、策略、价值观和成果四个层面对比了知识外交和软实力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见表1）。她强调了知识外交理论所具备的自我实现价值和利他特性，强调国际交流交往发起的自下而上的路径和注重突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在知识外交理论指导下的国际交流合作实践是双边或多边合作機制的成果。

国际交流合作是我国高校积极提升软实力的最直接抓手，“因其能够兼顾软硬实力，实现高校综合实力增长，尤其是促进学校硬实力的增长”[16]。在一定时期内，知识外交确实是软实力作用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好的替代和诠释。

奈特认为，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最终体现的还是一国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实力的强大和影响力，不管哪种实力作用于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过程，都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即使是所谓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和大学通过教育资源共享或输出、科技援助等名义与处于“半边缘”或“边缘”地位的国家和大学开展合作也无法保障。这是因为，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新和知识产出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17]

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可以分高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国际研究合作却无法简单论输赢。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与西方社会传统援助中居高临下的价值立场有着本质的不同。[18]

（三）知识外交不是零和博弈

高等教育的各利益攸关方（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大学、学生、学者等）应致力于通过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行动实现国际社会共同的福祉，而不是仅仅盯着实现一己或一国的利益关切[20]。刘子云、刘晖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要让公众收益，而非简化成一个利润生产中心，囿于工具理性的把柄。[21]

奈特指出，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的大学，应主动承担知识创新和传播的责任，并使其成为当代大学的重要职能，助力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共同目标[22]。知识外交理论范式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既不是所谓“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单向输出，也不是高等教育跨国竞争的此消彼长、零和博弈。

（四）知识外交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契合

知识外交理论成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全球化困局，如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流行疫病、难民和移民潮、消除贫困、水资源紧缺、地区和平与稳定等[23]。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形成全球合力，特别是需要人类智慧集聚的高等学府贡献解决方案。与此对應，《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气候等方面诸多挑战，促进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合作中创造新机遇，必须办出更高水平、更为开放的教育，加强教育和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做出更大贡献”。[2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发展迅速，大学国际化成效显著，形成较好的社会基础并初具“开船载客”的能力[2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提出“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应加强中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国际合作与协同创新，以探究人类发展的重要科学、人文研究议题深化中外高端人才对话，促进中外智库交流和“教育共同体”建构。[26]

李盛兵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研究的中心在西方，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我国学者属于该领域研究的后来者与模仿者，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创新式讨论，处于边缘地位[27]。如何紧密结合全球教育的发展方向，谙熟国际教育规则，并勇于通过国际化实践不断发现自身的短板以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善于通过“借船出海”“造船远洋”“开船载客”等教育国际化实践，增强国际教育规则的理论自觉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知识外交在中国高校国际化

实践中的体现

刘道玉指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必须迎接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并且应当就此做出正确的选择和采取相应的对策。尽管大学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但各个国家的大学实现国际化的道路应是多种多样的，只能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28]。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政府主导，高校主要落实执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人才国际化、研究国际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政策[29]。结合知识外交的理论框架，下文从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国际联盟、“一带一路”倡议与留学中国三个角度分析我国高校的国际化实践。

（一）中外合作办学

知识外交作用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案例中包括政府间合作开展的以传播先进教育资源和科技创新为理念的国际联合大学（International Joint University，IJU），强调通过两国政府合作开展的高等教育机构突破了西方学者海外分校传统观点的窠臼，避免海外分校遭受知识殖民主义的质疑和陷入在引进国家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尴尬局面。

知识外交为国际合作办学实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框架和理论支撑，IJU强调由两国政府牵头，通过两国大学平等互利的学术合作致力于共同开发造福于所在国社会的科学技术项目。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教育对外开放能力的有效途径[30]。其中，不乏两国政府间合作开启的合作办学案例，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等。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是丹麦在科技和创新领域与中国开展政府间合作的国家战略体现[31]。中丹学院成立于2011年9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外合作机构，承担着中丹科研教育中心的教育功能。中丹学院以学科最前沿的知识为基础，倡导跨学科思维，鼓励创新意识，博采中丹科教优势资源，联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人才。[32]

广州大学中法旅游学院由广州大学与法国昂热大学、尼斯大学合作举办，是中法两国政府的交流合作项目。项目2002年开办以来，以非营利学历教育为基本办学模式，在国内首创整合型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即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嵌入我国社会历史文化元素，实现国外教育资源的本土化。通过整合建立由中法两国政府教育部门、两国高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旅游教育大平台，充分利用法国旅游教育人才资源，依托法国乃至欧洲的旅游教育模式，创立旅游高等教育品牌，缩短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缩小国内旅游业与西方发达国家旅游业的距离，为国内旅游专业教学改革与理论创新提供了国际化案例和借鉴。[33]

（二）大学国际联盟

知识外交理论引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尊重不同参与方的诉求，重视体现对等、双向但有所区别的利益，强调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合作解决共同应对的挑战和难题。大学国际联盟是知识外交的一种形式，各国高校开展跨国合作与交流，通过组建国际大学联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主动参与乃至积极发起国际大学联盟是一国或地区（通常是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抵御全球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侵袭”的主动之举，有利于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大学国际联盟的产生既是大学谋求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路径的内在要求，也是建构新型世界秩序的需求。[34]

大学国际联盟作为政府层面的文化和科学外交的有益补充[35]，如欧盟的“世界之窗计划”，要求参与学位互授与联合培养项目的高校以联盟的形式提出申请，体现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在人员和知识等方面的国际属性。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国际化进程，各大城市纷纷通过国际友好城市网络，开拓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渠道。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国际化紧密联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广州国际友城大学联盟是由广州大学倡导发起的，由广州国际友好城市命名的各国大学组成的国际性“松散型”大学联盟。联盟成立于2018年12月，创始成员包括广州大学、帕多瓦大学、林雪平大学、科英布拉大学、西悉尼大学、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坦佩雷大学7所中外大学，2020年，联盟成员扩大至13所大学，联盟在推动友城交流、开展成员大学双边交流、多边科研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有利于促进广州国际友城大学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集聚国际友城科技与人才等高端资源要素，进一步提升广州高等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广州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留学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呈现“井喷”态势，我国也因此逐步成为全球前三的留学目的国之一，部分改变了全球学生流动的总体格局[36]。同时，来华留学呈现出多元化、奖学金“杠杆”效应、趋同化管理等显著特点[37]。其中，多元化指的是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数增长明显）、所学专业（除中文以外的专业学习人数增长明显）以及学历结构（学历生数量增长明显）的多元，可见中国将在留学生教育领域越来越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与《留学中国计划》相辅相成，体现出中国在发展留学生教育、补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短板”方面的积极举措。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来华留学奖学金计划将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培养各类高等教育人才，尤其是掌握尖端科技、具备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熟悉国际语言和国际规则的高技能人才。从人力资本层面而言，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留学中国计划》恰恰体现了大国的担当和知识外交理论的核心要义。

为了落实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吸引和鼓励更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广州大学专门制定学校层面的战略，设立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专门资助优秀外国留学生来穗学习，并出台留学生奖学金遴选方案，通过奖学金的“杠杆效应”较好地保障来华留學生的生源质量，打造“留学广大”的教育品牌。

2017—2019年，广州大学投入奖学金近千万元资助留学生260余人，主要资助对象为来华接受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的留学生以及国外友好高校派遣来穗的交换生、联合培养的学生。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人数超受资助留学生总数的三成。学历留学生中，理工科专业学生人数超过半数以上;研究生占学历留学生整体比例的8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生占比高达91%），在校硕博士层次留学生比例大大超过各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平均比例。

依托学科发展优势，探索“新工科”和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理念，通过有意识、系统化、可持续的战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秀人才来穗留学，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基础上，推动了知识的创新和科技的推广，也为广州大学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开展境外办学合作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客观条件。

四、结语

知识外交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界对人类发展和命运所做出的承诺和努力是通过教育国际化行动、研究和知识创新等路径实现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高校携手合作，共同构建全球学术命运共同体的过程。知识外交作为一种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范式，其框架体系和内容仍需不断完善。

宏观层面上看，知识外交能否替代“软实力”理论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成果的衡量标准？微观层面上看，知识外交是否可以落实到双边或多边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中，如何审视知识外交的影响和取得的成果？上述问题仍有待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进行检验。远见卓识有助于化解前路的风险，但是唯有实践才可能走出处于不同发展程度、阶段、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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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