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杰　田雨

摘要：文化身份长期被视为固定不变的本质。然而，斯图亚特·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出发，对“正统”文化身份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询。霍尔以微观话语视角切入文化身份议题，揭示了宰制性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身份压制和剥夺的实质，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微观机制给出了新的批判维度。与此同时，霍尔还致力于逆向文化策略的探索，以期通过话语斗争夺回文化身份署名权，力图实现文化身份被压制后的重返。当今，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回应，为“反抗霸权阶级及其盟友”的压迫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工具，对其深入阐析有助于推动文化身份问题的中国省思。

关键词：文化身份;反本质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逆向文化策略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1.007

英国文化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成就使之成为当今世界独执牛耳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理论。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始终站在“新英国”社会中被压迫的弱势群体立场，在承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传统的基础上，以意识形态“再发现”为批判逻辑，对西方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隐性强制做出了病理诊断。霍尔并不满足于仅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理论批判和凝视，在提供“批判的武器”的同时，作为关注此岸和尘世的“有机知识分子”，还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进行政治干预、实现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武器的批判”。

霍尔将身份研究作为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角力场，提出了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不仅对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身份观进行了有力的消弭和拆解，而且还致力于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逆向文化策略的探索。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当今，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回应，为“反抗霸权阶级及其盟友”的压迫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工具。

一、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认同观的内涵和理论特质

何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为“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多重维度，每一维度对文化身份都廓清了相对确定的含义。20世纪中叶，文化身份一词的用法和意义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身份政治（认同政治）运动的驱动下，开始向政治途径转变，成为解放政治的新兴习语。身份政治将其指称为一个社会群体想象的同一性。为消解欧美央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心论为基础的种族观念，从促进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同一性实践范畴审度，英国新左派运动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存在两种使其概念化的治思方式：一是本质主义，即文化身份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因此是封闭的;二是反本质主义，即文化身份在历史中被不断地建构，具有构成属性，因此是开放的。主张构成性的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对“正统”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询。

（一）文化身份观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文化身份的自然主义生物化约论，它认为一个群体具有内在的、普遍的、持久的本质属性。文化身份故而呈现出定型化和类型化。本质主义是被普遍认知的“正统”文化身份观。持本质主义观点的身份政治运动者们将超越历史与时空的共同祖先、共同起源和共享文化确定为自我固定的、普遍的和永恒的核心，并反映在历经历史浮沉而稳定的“一”——共有历史经验和共享文化符码中。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反殖民主义身份政治运动便是求助于本质主义身份概念，通过发现、挖掘、揭示历史中的辉煌时代来为文化自豪感筑基，使自卑、顺从甚至自我放弃的民族向原始回归，完成文化身份的重新发现，借此来抵抗文化恐怖主义对其身份历史的倒空与扭曲，从而获得承认和尊重，以期推进新型社会秩序。

诚然，文化记忆的唤醒实践实现了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的自决，使文化身份的还原、争取种族平等这一宏大工程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然而，这种超验精神的文化身份观并没有透视出文化身份在历史、文化、权力嘻戏中“真正的过去的我们”和“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被统摄和定位的文化身份“第二性”，是文化身份的抽象构成。

霍尔提出的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是区别于稳固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另一种文化实践。他将文化身份置于历史和社会场景中，从话语的内在结构切入文化身份议题，旨在显示文化身份的构成性特征。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通过对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新的存在形式的揭示，实现了批判上的转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出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霍尔坚定地扎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将文化身份视为资本主义批判的新维度和反抗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进行新左派斗争的竞技场。从新左派亚文化运动，到“撒切尔主义”批判，再到全球化多元文化斗争，从媒介文化文本，到大众文化产品，再到现代文化艺术实践，霍尔始终将文化身份作为贯穿其众多论述的“关键词”，对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进路展开综合性阐释。通过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所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和文化身份建構过程中深层矛盾的阐释，揭橥出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深刻变化，即从外在的、宏观的政治统治内化为深层的、内在的微观权力渗透和文化操控。

二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在历史与社会的构境中理解文化身份的反本质主义本质。一方面，文化身份不是亘古不变的，它依据历史位置的转换而不断发生着改变。因此一种经验，一种身份不能完全、精确、长久地概括文化身份的固定本质。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实践中，连续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断裂，然而只有断裂才是资本主义文化身份的本质。尽管文化身份是有源头和历史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满足于为了抵制殖民主义虚伪和有害的企图而寻找连贯的因素并因此才深入探讨一个民族的过去”，还要在断裂中理解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对身份压制的实质，理解断裂中文化身份的构成性。意识形态在文化身份中的“再发现”是霍尔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逻辑。

三是能动的逆向文化策略的提出。在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霍尔不断修正、发展自己的文化身份理论，逐步形成了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多学科甚至是后学科的研究范式。其后学科的激进性表现为不仅是对单纯、抽象学术目的的挑战，更是能动的逆向文化策略的提出。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的霍尔在文化身份研究范式上克服了过分强调能动性的文化主义和过分夸大权力“逻辑”的结构主义的对立与不足，在打破了二者于文化观念上完全自治和完全管制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接受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范式，探索了“葛兰西转向”的超越路径。

（二）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的理论特质

霍尔对屈从于权力话语的不断“嘻戏”的文化身份“第二性”的确证是对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的拆析解构，是对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祛魅和脱冕。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构成性观点有效利用权力、话语、“延异”等概念进行自我区分，是文化身份的内源性认识向外源性分析的过渡，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模式的转换。

首先，出现在权力特殊形态演绎中的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表现出对政治问题的高度向心性，赋予了反思文化身份的一个政治维度。霍尔认为，文化身份从未超出社会力量和文化关系的巨大疆域。拉克劳也指出，文化身份的構成是权力的行为。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作为政治权力与文化的连接物，不再把身份的等级秩序视为自然主义视野下必然的或天经地义的超验产物，而是视为二元对立权力结构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机制通过移民社群经验及叙事置换，使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在屈从于被给定的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屈从于垄断性权力下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企图通过“被给定的”文化身份来复制权力结构关系，从而使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自然化”和“合法化”。

其次，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从微观的话语表征嵌入文化身份议题，赋予了读解文化身份的一个符号学维度。20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运动和结构主义思潮纷至沓来，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之争风起云涌，霍尔选择了更加深入的符号学视角来探究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同质性基础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原始的整体，而是由话语通过符号建构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并不是游离于话语之外，而来自于符号表征的内部。文化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表现为通过预先设定的话语立场将主导权力中价值、体制通过文化身份符号植入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通过符号表征系统和具有规制力量的“圈文化”——政治地理学版图来加强霸权统治和压迫。

最后，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在历史一文化中不断滑动着的，赋予了阐析文化身份的一个历史一文化维度。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接合”，在话语的作用下，文化身份表现为被历史缝合的“延异”。文化身份由语言的符号意指，文化身份符号要经过阐释才有意义，然而阐释总是追随着其他阐释。在一个意义链无尽的循环中，文化身份符号所承载的意义被推迟和延宕。虽然意义是漂浮的，但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优先的意义会被固定下来。德里达说：“从那一刻起，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符号，别无他物。我们只在符号中思考。”由符号所意指的文化身份的意义取决于任意的断裂，是无休止意义运动的暂时定位。

适因于此，霍尔在自传《最小的自我》中评论，没有语言中权力的任意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的剪切、定位，路线的跨越、破裂，政治就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文化身份是任意或暂时的策略性断裂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定位。这一观点揭示了文化身份建构中历史、权力、话语合作共谋的真相。只有通过对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政治维度、符号学维度和历史一文化维度的深入解读，“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殖民经验痛苦而令人难忘的性质”。这种对文化身份工具化的辨识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全新思想构境层。

然而，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实现了这种更为隐蔽和“自然化”的新殖民形式？下文将着力探讨这一文化身份的“抹除”过程，揭示建构文化身份中权力话语逻辑架构的秘密。

二、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背后的权力机制

文化身份与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定位，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形构——由霸权文化/意识形态定位，被后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权力话语形构。具有政治属性、符号属性和历史一文化属性的话语是文化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变量。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作为身份的定义机制，视文化身份为一种由话语建构的且永未完结的文化政治实践。故此，连续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断裂，断裂的文化身份又是如何在权力话语中，在“他性”内在驱策力的作用下，达成历史进程中暂时的妥协呢？

（一）表征系统中权力结构关系的复制

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形构的过程是表征系统复制权力结构关系的过程。霍尔将通过语言（表征系统）的意指实践产生的“语言性”结果称作话语。然而，话语“赋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属于谁的一种认知的东西”。因此，文化身份成为话语的产物，成为权力结构关系的表征符号。

20世纪4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日新月异，媒介的各种文本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间传播，媒介文本成为文化身份建构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成为不同表征路径观点汇集的场所。对媒介文本的争论定义了大众社会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转型，先后引起行为主义/经验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等众多学派的广泛关注。霍尔针对以上三个学派的不同观点，将媒介文本的表征区别为三个途径，即反映论途径、意向性途径和构成主义途径。

反映论途径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义/经验主义的主张：媒介语言是镜映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媒介文本将现实世界的文化身份直接反映给认知主体，如同身份已存在于世。媒介文本中表征的文化身份符号是现实的反应。然而，无论是一维还是二维的文本符号，都无法还原真实的三维的世界。因此，媒介文本中所表征的符号也并非真实的文化身份本身，而是被构设的。反映论与意向性和构成主义途径的区别不仅在于文化身份的镜映模式和形构模式，更深层次的区别还在于对政治考虑的不同。与文化身份表征有着密切联系的阶级构成、经济程序、权力关系在反映论中是缺场的。

从反映论途径到意向性途径的发展，可以理解为媒介研究从传统思维的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向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转变，同时也拉开了扭转传播学研究颓势、寻找替代路径的序幕。媒介文本带有欺骗性的“虚假身份”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灌输。意向性途径给文化身份以最尖锐的哲学批判和悲观的预言。尽管文化身份主要来自于媒介文本的表征，反映着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意图，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后殖民时代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被再现为更“合理化”和“自然化”的错综复杂方式——隐性的话语机制。构成主义途径有力地挑战了行为主义的“意义透明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效果论”。

构成主义途径主要讨论的是话语的内在机制，与意向性途径的区别在于对隐藏于符号表征系统中权力结构关系的深刻洞察。符号要经过解释才有意义，而符号的解释是通过共享概念地图——“未成文的文化契约”进行的。构成主义将“权力/知识”概念引入符号表征实践，认为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未成文的文化契约”形式存在。文化身份通过表征实践使本来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符号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因此，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在依据“未成文的文化契约”对文化身份符号进行解码的过程，既是接受“象征符号秩序”的過程，也是接受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过程。霸权文化/意识形态以“未成文的文化契约”形式提供我们相互阅读和彼此理解的话语，文化身份由此转化为在权力话语中“本质主义的”“自然的”概念。而文化身份这种进入超定的“圈文化”——政治地理学版图的过程，却常常被忽略。其结果是从属阶级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自然的”文化身份中一个新的、更隐蔽的奴役中迷失了“自己”。霍尔说，这种文化身份之永恒性和自然性的遗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文化契约）的身份，偷偷带进了以法律（文化契约）为‘基础建立的抽象社会中”。因此，在构成主义视野里，文化身份被主导权力所中介，成为维持资本主义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

故而，霍尔将这种对文化身份具有毁形力量和内在占有的权力回归的新型模式——构成主义途径称为权力“三向度的模式”，构成了对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的批判”。

（二）权力话语对主体的创造和主体一位置的构设

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形构的过程是无意识的主体形成的过程，涉及主体的创造以及主体-位置的构设。文化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认知的问题，是一个不断位移的主体-位置的集合。深受弗洛伊德、拉康等心理学大师影响的霍尔借助精神分析机制，从关于主体形成的推论入手，在澄清个体与主体、主体与身份、身份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主体形构的心理动力过程的阐释来揭示结构对主体的约制以及权力话语建构理想主体的本质。

个体的主体化过程就是生产主体的心理过程。主体总是将自己错认为自持的个体。实际上，原始个体作为生物学本体并不具备成为哲学主体和进行社会身份辨识的能力。因此，自我主体叙述即身份认同并不是先验的。精神分析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拒绝主体性特征固定不变的本质。弗洛伊德认为，主体是在“和另一个人的情感纽带的最早表达”中，借助他人的视角来构成的。个体通过他人产生“与自我的联系”，个体主体化为愿望主体和理想自我，变得更像自己。

主体对身份的识别过程就是主体占据主体-位置的过程。在与他人和社会的话语实践中，个体基于幻觉、投射和理想化的解释，卷入了言说者在语篇中提供的一个可理解的主体-位置，同时对其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解释。个体经过对主体-位置的译解、辨识和认可，被召唤并占据了话语给定的主体-位置，形成了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了文化身份。

主体和一个主体位置的有效缝合过程就是“无意识的结构”心理机制作用的过程。“意识形态看来似乎更具无行动主体系统的‘需求在人们身后发生作用。”主导权力在“无意识形式”的话语规则的作用下，以历史的、谱系的和推论的形式，将象征符号表征的意义缝合进故事，构成虚构假想的主体，从而“打破被历史留下烙印的身体”，来重新建构和塑形主体的文化身份。预先塑形的过程错置进意识中，成为幻觉一般的“先天综合”。

因此，主导权力话语通过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形式”控制主体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导致主体移离了知识和意义的特权地位，成为被主导权力话语种族化和边缘化的产物。由此，权力话语再次出现在文化身份构形中。

（三）在消耗“他者”的话语中建构

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形构的过程是权力话语将弱势群体规整和体制化为理想“他者”的过程。文化身份是一个群体在与其二元对立的另一个群体的对话中形成的自我定义，两个群体的差异就是文化身份为进行自我区分而划定的边缘，每个群体的文化身份以规整和体制化的话语秩序为根据来标记自己的边界。

通过权力话语标记差异而建构起来的“他者”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一方面，“他者”建构在“缺乏”和分割上，建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他者”的积极影响可以凭借符号化“他者”界定文化身份，为文化身份划定和标记边界;另一方面，“他者”的消极影响是背后的“自然化”逻辑，借助差异的“自然化”造成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身份中的“‘异见与‘共识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定义的”。因而，无论是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还是文化身份的同一性都是一种话语的表征策略。利用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封闭”功能，力图将“他者”人为的、虚构的“差异”归结为生物学本质，通过对“他者”差异的简化使之定型，定型化的“他者”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身份的排他实践。

由此观之，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他者”的“自然化”和定型化对于霸权文化/意识形态是关键性的发现。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中由主导权力建构为西方知识范畴内部的异己分子，而成为“北辙的南辕”。

总之，上述对文化身份在权力话语逻辑架构中“重新建构”过程的批判性读解为从属阶级和边缘群体提供了避免霸权文化/意识形态操纵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增强弱势群体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理解，提高其驾驭自身文化环境的能力。然而，这一令人生畏的研究不能永远停顿在发现权力话语对文化身份的构建机制上。宰制性的意识形态和主导意义并非无法挑战，被指责的文化身份构建机制也有被弱势群体获得的可能。

三、基于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的斗争策略

霍尔的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既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解构理论，更是被驱逐到边缘的少数族群定位自己、进行文化身份建构、开展文化运动、争取平等公民资格的建构理论。

文化身份形塑的過程是一个文化互动与“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嬗变的生动过程。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会在抑制与抵抗二元对立的要素间的剧烈摇摆。正是由于文化身份这种开放性和构成性特征，决定了构建逆向文化策略的可能，使文化身份成为可争夺的张力空间。霍尔说：“在这战场上不会有一锤定音的胜利，总是有战略高地被夺取或丢失。”

在这个没有“一锤定音的胜利”的争夺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即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对抗的文化实践，为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探索了一套进行争夺文化身份多元组合的逆向文化策略，对摆脱资本主义在文化身份上的殖民和统治具有实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受众的批判性解码

培养具备批判性解码能力的受众是反抗被主导文化秩序定义的“他者”的有效路径。众所周知，大众媒介以及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对形塑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实证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信息的传播过程仅是一个受众被动接受的过程，忽略了受众在其中的积极参与。然而，在堪称文化与媒介研究的重要文献——《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这一文本中，霍尔引入了前所未有的符号学研究范式，通过对媒介信息意义生成过程的解析，深刻阐明了受众解码在意义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被传播学界誉称为“霍尔模式”。此后，“霍尔模式”成为受众对媒介文本形塑的文化身份从消极接受向积极批判的角色转折。

首先，解码作为独立确定性环节的发现，是受众积极进行文化身份解码的前提。其一，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流通、消费理论影响的“霍尔模式”，突破了传统信息传播渠道分析的局限，通过对以语义链模式进行意义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分析，发现信息传播过程存在信息编码和解码两个确定性环节。因此，媒介文本中文化身份符号也存在传播者对文化身份意义的生产即编码和受众对文化身份意义的消费即解码两个话语实践环节。其二，编码和解码具有相对自持的独立性。正如霍尔所言，“传播信息的生产或‘编码与观众的接受或‘解码都‘依附于主导的结构之上并处于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下，但二者却是遵从各自的结构的不同环节”。二者的符码缺乏对等性，导致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进行解码。因而，文化身份的编码和解码不是必然的完全的对称和同一，故而存在着“意义误解”的可能。即便二者存在对称和同一性，那么这种同一的对称关系肯定也是被建构的。

其次，对隐藏于“世界窗口”“未经加工”的文化身份的霸权编码方式的批判性洞察。其一，文化身份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文化身份意义生产的过程。文化身份并非如传统实证主义传播理论所认为的是以无中介的历史事件形式传递给受众的。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意识形态能够被定义为产生信息的语义规则系统”，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秩序，把事件变为一个可传播的故事;通过话语表征实践形塑“他者”。其二，文化身份的开放性和策略性使主导权力话语能够积极介入编码过程进行文化身份意义的建构。在主导文化秩序中，文化身份存在着传播者设想的被优先读解的意义，被挑选出来的读解方案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秩序。

最后，对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解码是受众抵制霸权文化身份压迫能动的文化实践。其一，受众对信息的解读并未如实证主义研究所言，是一个“使用与满足”的被动接受过程。媒介中的文化身份符号不是平等交换的而是被理解的，未被消化和解释的各种文化身份符号都不是有意义的。每一个被给予和编人的文化身份符号都必须由受众加以阐释和解码。其二，文化身份符号的解码存在“主导-霸权”“协商”和“反抗”三种模式：“主导-霸权”模式即是文化身份意义完全有效的传播，编码和解码都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二者完全对称;“协商”模式，即文化身份意义的有限传播，主导符码发挥着部分作用，编码和解码在协调和对话中形成意义;“反抗”模式，即文化身份意义的无效传播，主导符码完全失效，在对抗符码中解码，导致编码和解码二者完全对立。“霍尔模式”中“提出阐释的三种方式，目的在于以此为根据理解主导性话语策略对各种文本进行定位的方法，同时将这些方式与已经被编码的受众联系起来”。受众对媒介中符号化的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解码仰仗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倾向，与更为宽阔的权力体系相联系，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受众与主导权力所构设的文化身份进行争斗，为反抗主导文化中的文化身份霸权提供一个进行意识形态冲突的路径。

（二）权力话语对新主体的积极表征和重新定位

话语权的角逐、争夺支撑着文化身份变革。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中表现出来的权力“不只是作为否定性力量压制我们，它还审查和生产各种事物，它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它应被看作一局通过整个社会机体运作的生产网”。所以，在文化身份的形构问题上，权力话语不只有消极的压制和剥夺，还有积极的生产和建构。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要将政治议题嵌置文本广泛的话语资源，通过话语策略对文化身份进行积极生产，扭转主体错位，打破策略性缺场的沉默，改变武断的封闭的文化身份，从而赢得文化身份的署名权。

历史只对自由人说明真相，因此文化身份署名权的获得首先来自于自由人的主体性觉醒。在霸权文化/意识形态的压制下，“虽然我们‘以自己的名义讲述自身和自身的经验，然而，讲述的人和被讲述的主体绝不是一回事，决不确切地在同一位置上”。权力话语通过主体错位的叙述，使弱势群体错识为自己就是该话语主体，弱势群体的主体意识淹没在高压文化裹挟的洪流中。对主体错位的辨识、对主体性危机的洞见，是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动性觉醒的前提。只有精神独立的主体才能站在主体立场对霸权文化/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秩序发起挑战。

新主体通过积极的符号表征、实施霸权符码的“退出机制”来构设新的主体-位置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挖掘独创性、创新性概念和“有动机”的符号来推翻或逆转被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合法化”的表征，以独特创新的概念和符号重新表征新主体的文化身份;二是为已存在的符号提供新的解释，开发文化身份符号多样性解读，或给符号缝合进一个新的故事来改变符号的能指，实现意义转换，通过霍尔所说的“反界定”来阐明自己。在对抗性“意义地图”——表征系统的生产和教授下，新主体获得了身份的定义权和解释权。

（三）连续与断裂两个向量的对话

霍尔认为，身份是两个向量（轴心）即连续性向量（轴心）和断裂性向量（轴心）共同作用的结果。连续性向量是文化身份的历史出身与起源，它定义着文化主体的血脉、基因和源流，记录着“我们来自何方”。正如赛义德所说，“想象的历史和地理”对于文化身份具有深远的构成性。但是，这种对身份的回归并未构成文化身份的总体，只是文化身份的一个部分;这种“归家”之旅并不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書写和讲述，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重新发现。“‘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直接搬用的‘武库，而在于是激活今天之创造的精神驱动力”，对于文化身份的建构而言，历史与源流、血脉与基因不在于挖掘而在于叙述，要重新赋予历史与源流、血脉与基因更深刻的精神内涵成为激活今天精神的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的复兴实质上是文化的再生。

断裂性向量是文化身份在历史进程中的运动和变化。“真正的我们”不是一成不变地贯彻于整个历史的过程之中，它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是运动和变化着的。在历史进程中，文化身份相对固定的本质和径直连续的发展路线被不断地打断。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不断有新的故事被缝合进其中，连续的身份发生了断裂。“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只有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内理解文化身份，才能抓住建构文化身份的核心。

“真正的我们”要在两个向量的对话中达成妥协。霍尔指出：“我们承载着过去的痕迹、过去的联系。这种文化政治的开展不能不回到过去，但绝不是一种直接的、文字的回归。过去并没有等着我们回到那里去重新获得我们的身份。它总是被重新讲述，重新发现，重新创造。”文化身份不是无尽的重复，不是简单的寻根，但也不能完全切断与过去的联系。在“真正的过去的我们”和“真正的现在的我们”的兼容中完成自我叙述、描写和高扬。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