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思云，方章东，李文韬

（1.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2.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00036）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须要完成的硬任务就是“补短板”。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1]。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以此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治理一直贯穿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前221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宗族自治为特征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一脉相承。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逐步形成了以人民公社制为代表的“政社合一”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治理乡村社会。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社合一”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分崩离析，但是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基层自治组织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没有变，逐步演化为今天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征的村委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