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婧雯 周 淼 陈盛华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汉英双语阅读障碍是发展性阅读障碍（下文简称“阅读障碍”）的亚类型之一，指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的正常儿童所发生的、无法掌握有效阅读能力且低于同龄儿童一到两个年级水平的语言学习障碍。阅读障碍首先在英语国家被提出并受到重视，在学龄儿童中占比高达10%—15%，有学者认为汉语中并不存在阅读障碍，阅读障碍在我国受重视的程度也远不如西方，但我国受阅读障碍影响的儿童数量众多，据张承芬等（1996）统计，中国阅读障碍发生率约为4%—8%［1］，McBride-Chang 等（2013）以来自香港和北京的8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英双语阅读障碍大约占阅读障碍总数的32%—40%。［2］由于这部分儿童的智力水平正常，其阅读障碍情况极易被忽视。近年来，学界对双语阅读障碍的研究指出：双语阅读障碍普遍存在于不同双语背景的儿童中，其脑激活模式与母语阅读障碍类似；语音缺陷及相关脑结构异常是发生双语阅读障碍的主要原因。但是，目前对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特异性、语音加工之外的双语阅读缺陷以及早期的干预手段等还缺乏研究。

一、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研究

（一）不同母语背景的双语学习者的双语阅读障碍

在行为和脑功能成像实验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发现双语阅读障碍普遍存在于不同母语背景的双语学习者中，即虽然幼年时期掌握的母语有所区别，但是在后期学习掌握第二语言时，由于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思维模式上的差异，人们普遍存在双语阅读障碍，一种语言的学习会影响另一种语言的掌握，而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影响，所带来的不一定都是正迁移或正面积极的。

研究者发现不同语言背景阅读障碍者的脑激活模式具有一致性，即阅读障碍者的左脑后部比正常人激活弱，Horwitz 等（1998）研究发现“正常人左角脑回的局部脑血流在任务内，跨受试者在单个单词阅读过程中，与纹状体外大脑皮层和颞叶区域的局部脑血流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反，在患有持续性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男性中，左侧角回在功能上与这些区域是分离的”［3］，也就是阅读障碍者的左脑后部较之常人，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反应和激活。Klein & Doctor 等（2003）在文字载体类似，如英语和荷兰语中的双语阅读障碍研究中发现，两种语言都存在阅读缺陷，并采用了相似的语音发音策略［4］，这种相似的发音策略会导致初学者的混乱，给语言的学习带来困扰，从而造成阅读上的障碍。韩娟等（2012）也通过在维吾尔语—汉语、印欧语—意大利语等双语阅读障碍儿童的研究中发现类似结果。［5］可见，由于文字载体之间的相似性导致的符号识别的模糊，并由此引发的阅读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虽然不同语言之间脑机制上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语言的学习也有其所遵循的共同规律，所以大脑对语言的加工也存在相似性。虽然汉语、英语阅读障碍的脑机制有差异，Siok 等（2004）通过研究发现“左侧额叶中的功能紊乱与汉语阅读障碍有关”，而“左侧颞顶区的激活减少是英语阅读障碍的生物学特征”［6］，即汉语阅读障碍在大脑中表现为左侧额叶，英语则在左侧颞顶区。但汉英双语阅读障碍者的母语与二语加工激活的脑区相似，Ting 等（2017）指出“在说英语的人中右半球的损害会产生主要的空间相关阅读障碍错误”“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检查右后区在两种语言的初步视觉分析中的作用”［7］。双语阅读障碍可能普遍存在于不同双语背景的儿童中，也就是不同母语和不同第二语言的儿童都会存在双语阅读障碍，双语阅读障碍不会只针对某两种特定的语言存在，不同类型的语言学习都可能带来阅读障碍，而语言的类型差异是否会导致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特异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双语阅读障碍的语言加工缺陷

对语音加工缺陷的研究表明，汉英双语与母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脑激活模式相似，但双语阅读障碍的加工缺陷也会在语音层面之外发生。

以往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由于已知的中英文书写系统的加工需求差异，发展性阅读障碍在中文和英文人群中具有不同的神经基础。而胡伟（2010）研究首次发现，在语义词匹配过程中，汉语和英语单语阅读的大脑激活减少显著相似。在不考虑语言及其正字法的情况下，这暗示不同语言的阅读障碍有共同的神经基础，通过观察发现，两种语言阅读障碍的影响在左侧角回、左侧额中、颞后和枕颞区低于正常激活；汉语、英语阅读障碍的对比研究显示，汉语、英语阅读障碍儿童左脑后部颞顶枕区的加工模式有共性。因此，汉英双语阅读障碍与母语阅读障碍的脑机制相似。［8］汉语阅读障碍者在加工二语（英语）时会表现出与母语类似的脑激活模式。Ho 等（2005）对25 名有发展性阅读障碍的中国小学儿童和25 名学习能力薄弱的儿童进行了英语词汇、阅读和语音处理任务的测试。在英语测试中，阅读障碍组的表现都明显比对照组差，结果表明，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时也遇到困难，他们在汉语和英语的语音处理方面普遍薄弱。［9］Ting 等（2017）通过一位中英双语诵读困难患者在右后脑皮质的病变发现，虽然在右侧皮质后部病变中缺乏中文阅读障碍的证据，但从双语的角度来看，右后皮质区域的完整性在表意文字和字母语言的正字法分析中都是至关重要的。［10］Chang 等（2013）通过研究发现：香港37 名中文阅读能力较差的儿童中，有32%的儿童在8 岁时英文阅读能力较差；在北京73 名中文阅读能力差的儿童中，有40%的儿童在8 岁时英语阅读能力较差，这表明有近40%的汉语阅读障碍者会发生汉英双语阅读障碍。［11］汉英双语阅读障碍与汉语阅读障碍可能有类似的神经基础，已有的大量证据表明，发展性阅读障碍代表了一种行为和神经生物学上的语音加工障碍。You 等（2011）通过对具有和不具有阅读障碍的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儿童的正字法和语音加工的神经基础进行研究，通过字母押韵判断（语音任务）和字母同/异判断（正字法任务）的神经反应，探讨二语学习和母语学习是否存在共同的神经机制，分析显示，与典型阅读者相比，阅读障碍儿童在正字法处理过程中，左舌/鞘膜回内和枕颞区的激活减少；在语音处理过程中，枕颞区的激活减少，这与之前的以英语为母语者的研究一致。［12］同时Meng 等（2016）研究了汉语被试英语阅读障碍者在口语押韵判断过程中的神经反应。结果显示，受损阅读者在左侧额下回（LIFG）和左侧梭状回的激活减弱，LSTG（左侧额上回）和左侧梭状回之间的连接减弱。这些发现表明，第二语言阅读障碍患者读者的语音加工受损，从而缺乏对正字法的自动提取。这些发现与英语阅读障碍的发现相似，因此可以认为，无论英语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语音加工受损都会导致颞顶和枕颞区的脑激活水平显著降低。［13］Li 等（2018）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且以普通话为母语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探讨读写能力的神经机制。在第一个实验中，调查了两种语言读写都存在困难的儿童（都很差，PB）和第二语言读写困难的儿童（英语很差，PE）。通过对这两组儿童大脑结构与对照识字组（CL）进行比较显示，与PB 组相比，CL 组的左侧边缘上回灰质体积显著减少，与PE 组相比，CL 组的左侧边缘上回灰质体积中度减少。此外，与PE 组相比，PB 组的左侧内侧梭状回灰质体积显著增大，与CL 组相比，PB 组的灰质体积略增大。在第二个实验中，探讨了两个非典型区域在两种语言读写能力加工中的作用，分析显示，左侧边缘上回仅与第二语言（英语）的读写能力显著相关，而左侧内侧梭状回与两种语言的读写能力均不相关。这些发现表明，第二语言字母读写困难与左边缘上回的结构异常有关，该区域与语音处理密切相关。［14］因此，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发生可能与大脑中语音处理的缺陷相关。

除语音缺陷外，学界还对双语阅读障碍者的语义加工机制进行了探讨。舒华等（2000）认为语言是交流信息与思想的工具，是表音、表意的符号系统，语音加工具有普遍性；汉语的表音方式使语音加工变得复杂：汉语是声调语系，且声调具有区分性，而这种区分又十分细微，需要学习者具有很强的语音分析能力，这对初学者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如果不能及时获得相应技能，就可能导致语音加工困难。［15］虽然语音缺陷可能是造成母语和双语阅读障碍的主因，但作为一个复杂的语言系统，语言的语义和语法加工机制也对语言理解有着重大影响。Chung 等（2010）研究探讨了阅读技能与汉语（L1）和英语（L2）阅读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共对84 名双语儿童［28 名诵读困难儿童、28 名实足年龄（CA）对照儿童和28 名阅读水平（RL）对照儿童］进行了词汇阅读、快速命名、视觉正字法技能、L1 和L2 语音和形态意识测试。与对照组相比，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两种语言上的表现都较差，在英语语音意识加工比在汉语语音意识加工更困难。同时，汉语阅读认知技能对英语词汇阅读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

行为学研究证实，英语阅读障碍是由语音缺陷造成的，即未能在正字法和读音之间形成良性联结，但汉语阅读障碍有可能不同。Siok 等（2004）发现汉语的阅读困难不仅是由于正字法到语音之间的联结程度较弱引发的，还与正字法与语义的联结有关。汉语阅读障碍脑区激活与英语阅读障碍相关激活模式不同，汉语阅读对于语音信息的依赖要小于英语，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更依赖与语义加工相关的额叶中回。［17］因此，Chung 等（2010）研究发现儿童阅读障碍与跨语言阅读有关认知技能的转移有关。尽管中英书写系统存在差异，但影响母语阅读的技能缺陷也会对第二语言产生影响，即第一语言为汉语的儿童在加工英语时会采用不同的语义加工策略，这些策略可由母语迁移给二语。［18］

除语音之外，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特异性可能与语法等层面的加工缺陷相关。语法层面的研究证实双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语法能力高于仅有母语阅读障碍的儿童。Vender 等（2019）对有无阅读障碍的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的人工语法学习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任务完成速度方面，双语具有普遍的优势，而在任务的准确性方面，阅读障碍普遍存在劣势；双语阅读障碍者比单语阅读障碍者表现得更好。这一结果表明，双语并不会对诵读困难症产生负面影响，相反，相比单语阅读障碍相比，双语阅读障碍患者还会产生显著的认知和语法加工优势。［19］

二、研究的趋势与不足

（一）研究领域逐渐扩大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阅读障碍逐渐从神经科学转向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从神经科学角度看，视觉功能是进行阅读的前提；准确识别和辨认听觉刺激是正确阅读的必要条件，轻微脑功能失调是发生阅读障碍的内在原因，先天性的语言能力落后则会导致阅读障碍。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阅读障碍与视觉缺陷、听觉缺陷、极轻微脑功能失调、先天性语言能力落后等生理因素有关。而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兴起，使研究者们开始从心理过程障碍、教育学以及语言学相关角度研究阅读障碍，跨语言研究也成为一种研究趋势。

（二）研究主题更加多样

梳理近年来有关儿童阅读障碍的研究文献发现，现有相关阅读障碍研究方面主要与阅读障碍者的行为、认知和神经生理方面相关。主要研究内容涵盖了如何鉴别阅读障碍儿童在语言技能方面出现了障碍，阅读障碍存在哪些亚类型，评价不同教学方法对阅读障碍的有效性，阅读障碍和其他语言障碍的区别，阅读障碍儿童的词典结构及其心理表征，词汇识别、加工理论模型解释及模拟阅读障碍病理现象，阅读障碍的视听知觉研究，阅读障碍是否有遗传成分，阅读障碍者大脑结构及其功能研究等。

（三）研究内容更加深入

研究内容从最开始对阅读障碍发生率的探讨，到阅读障碍患者的行为和神经损伤机制，发展到不同阅读障碍之间的对比。张承芬（1996）通过数据对阅读障碍的发生率进行了说明，舒华和孟祥芝（2000）具体研究了阅读障碍存在的特点和原因，认为困难表现在语音和汉字加工困难等方面。目前，对阅读障碍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如Hu（2010）从中英文的语言差异中探讨阅读障碍，韩娟（2012）对两种语言阅读障碍发生的同时性和即时性进行了研究，Ting（2017）对右枕颞部病变所引起的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特点进行研究。

三、结语

目前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对于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诊断和评估缺乏统一标准。目前国内外对于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诊断还没有形成体系，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有效的评估工具，国内外学者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研究，制订阅读障碍测试方法与结果评判标准，这就导致研究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对于双语阅读障碍诊断标准的研究要进一步加强。第二，缺乏对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特异性的研究。从大脑语言加工的整体性以及语言的系统性来看，目前对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特异性等问题还缺乏研究，汉语和英语差异较大，只基于语音层面的研究，可能不足以发现汉英双语阅读障碍的特异性。第三，语音层面之外的加工缺陷问题需进一步研究。索绪尔（1980）提出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20］，McBride-Chang 指出（2013）双语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加工缺陷可能会导致整个语言符号系统的紊乱［21］，因此，除语音缺陷外，语义和语法等层面的缺陷，尚需进一步研究，这对于全面深入了解汉英双语阅读障碍具有重要意义。第四，提升双语阅读障碍儿童阅读能力的有效手段亟待研究。最近Legault 等（2019）通过对双语学习者脑机制的研究表明，虚拟现实（VR）等技术对语言学习效率较低的人更有效果［22］，同时Vender 等（2019）提出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二语水平，其母语阅读能力也可能会因此获益。［23］由此可见，对双语阅读障碍的脑机制进行探索，不但是发现和研究儿童语言习得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目前应用研究远远落后于基础研究，今后的研究应着眼于实际应用，以加强对双语阅读障碍的干预和指导、切实改善双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为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