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富 岳 晗

引 言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于从先秦到当代各家各派学者的思想中。张立文先生说：“先秦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元始阶段, 不仅提出了和合概念范畴, 而且管子、儒、道、墨、法各家对和合范畴作出自己的理解”[1]。作为诸子百家之一，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也是和合学产生的重要思想资源。身处列国纷争、政治失序、道德沦丧的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在解释冲突、化解矛盾、实现和合等问题上，也提出了独到的、可以给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以诸多启迪的见解。

一、问题的提出

在春秋战国时期，既有的社会制度崩解，新的政治秩序尚未建立。面对国君不能保全国家、大夫无法保全家庭、普通人无法保全生命的乱局，“春秋战国之际的知识阶层所论所想，皆以现实的社会、政治、人生道德为转移”[2]。在阴阳家的心目中，只有把阴阳、五行作为解释范式，才能回答为何会出现战乱、如何实现统一等问题。因此，五行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化解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为构建人与人和合、君与臣和合的社会和合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五行的提出，不仅有其政治意味，还有其哲学上的必要性。

首先，五行概念的提出，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

面对大千世界，人们在认识事物和处理人际关系时，总会面临任务繁重、时间精力有限等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通过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力求为纷纭复杂的具体事物确立统一根据，为事物的发展寻找普遍规律。李约瑟说：“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做出初步分类的一种努力”[3]。而五行概念的提出，可以让人类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简化为五行，并以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来分析自然界、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和合。

其次，五行概念的提出，打破了阴阳说的二元对待论的垄断地位，丰富了古人在解释世界上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古代，以阴阳为分析范式，二分法、二元对待论多有表现。例如，在《易传》中，阴阳表现为天地、尊卑、贵贱、健顺、柔刚、盈虚等。虽然阴阳在探究宇宙生成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确有所长，可是，它也有诸多缺点。它不仅在形式上不够严整，而且在分析多值逻辑系统、探究多元系统、容纳多样性上只能进行简化处理，无法进行精细研究。与阴阳相比，五行不仅具有形式美和程式化的优点，而且还可以发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的作用。在五行概念提出后，阴阳二元对立的话语霸权被打破，而思想家的研究范式较之以往也更为丰富。因此，五行概念的提出，“是在创造中超越，在创造中流行”[4]。而五行的正式提出，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发展历程

五行发源于中国，其来源有五数说、治水说、五季说、五星说、五工说、五方说等[5]。李零先生认为，“阴阳五行说虽与子学、数术都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产生于古代的数术之学”[6]。在上述诸说中，笔者赞同五方说。在发展阶段上，五行经历了酝酿、五材、以土为尊、成型等阶段。

(一)酝酿阶段

在殷商时期，人们已有明确的方位观念。从殷墟卜辞中，我们可以发现四方、四方风。例如，“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徽。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役。(《甲骨文合集》14 294)”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把中商和四方相结合而形成的五方观念，“此即后世五行学说之滥觞”[7]。以五方为基础，商人还形成了五土、五臣等概念。这一点在甲骨文中有突出表现。例如，王又岁于帝五臣正，佳亡雨。 (《粹编》13)以卜辞中的四方风、五臣等为基础，庞朴先生认为，商代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五方观念。他说：“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说的原始”[8]。虽然卜辞中明确提到方位，但是，五行观念在此仅仅处于酝酿阶段。

(二)五材阶段

“五行”二字首见于《尚书》，《尚书·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徐复观先生将“威侮五行”解释为“轻蔑侮慢了‘五行之官’及‘五行之政’”[9]。以和合学的眼光来看，有扈氏失德害民，导致在五行之官和有扈氏之间、民众和有扈氏之间，都产生了矛盾。夏启击败它，就解决了上述矛盾，也实现了政治和合。

在当时，基本生活资料常常入不敷出。为了维系政权，政治家就必须重视基本生活资料的产出。所以，当周武王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时，箕子就将五行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义。在《尚书·洪范》中，箕子云：“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在箕子看来，水、火、木、金、土是政治家需要妥善调控的基本资源。以和合学的视角来看，箕子的制度设计有助于解决基本生活资料不足与民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经过箕子的解释，五行首次明确了具体所指。在金景芳先生看来，《洪范》已经是将五行“当作哲学概念来应用”[10]。

虽然五行明确了具体所指，但是，其意义还比较简单。具体来说，五行还只是百姓日用熟知的五种物质资料。《尚书大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常常把五行和五材看作同义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五材即是五行。《国语·鲁语上》云：“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直到此时，五行与五材仍然无法严格区分。就相互关系而言，水、火、金、木、土之间还是平等的、并列的。

(三)土的独尊

不久，五行的平等并列关系被打破。在《国语·郑语》中，史伯说：“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张立文先生说：“金木水火土是人生天地间日用常行的五种差异性质能元素。善于和合这五种元素，就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可生机勃勃，王道荡荡。”在此时，金、木、水、火、土已经具有明显的哲学意味。《庄子·在囿》也云：“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在《庄子》作者看来，万物从土里产生，最终又会回归大地。由此可见，此时在五行中，“土”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之后，五行发展到了成型阶段，其内涵也日渐丰富。另一方面，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日渐丰富，相生、相克、无常胜等关系被发掘出来。

三、五行的相生与相克

五行相生既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名中发现佐证，又能找到充足的文献证据。至于五行相克，则有诸多典籍作为证明。在各派学者的辛勤付出下，五行相克的条件性也逐渐被人发现。

(一)五行相生

在春秋时期，五行相生已经被人熟知。在《春秋名字解诂》中，王引之考证了秦国人白乙丙、郑国人石癸甲父、楚国公子壬夫子辛、卫国人夏戊丁和郑国人印癸子柳五位的名字，发现他们依次是按照木生火、水生木、金生水、火生土、水生木的原理而取名的[11]。丁山以王引之的考证为基础，认为“五行相生之说，必然盛行于春秋之世了”[12]。

在《管子》一书中，五行相生也多有表现。白奚认为，“《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一组文章通篇都是阴阳五行思想，它们是比较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13]。在这几篇中，五行都是按照相生顺序排列的。以《四时》为例，在论述阴阳刑德思想在政治上如何落实时，作者将五行按照木、火、土、金、水的相生顺序与春、夏、秋、冬相配，并详细说明了每季应该实行的政令。四季的更替来源于阴阳消息，而五行与四季的搭配，则体现了阴阳与五行的合流。阴阳的长处在于抽象性和对事物发展动力的解释，而五行的优势在于程式化和形式美；二者的结合实现了相得益彰，体现了融突和合的生生之道。

(二)五行相克

在五行的相生关系被发现的同时，五行的相克关系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无论是在排列顺序上，还是在文辞方面，我们都能从古代典籍中找到不少证据。

第一，五行按照相克关系排列，已经出现。兹举两例略作说明：其一，《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在此处，水、火、金、木、土、谷，都是人们赖以维系生计的宝藏。而五行又是按照相克关系，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来排列的。其二，《左传·文公七年》也记载，晋国郤缺劝诫赵宣子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在郤缺眼里，五行也是人们日用急需的生活资料，而此处的五行也是按照相克关系来排列的。

第二，在传世文献中，我们也能找到五行相克的文辞。如《左传·哀公九年》云：“晋赵殃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为了决定是否应该救援郑国，赵殃进行占卜，得到了“水适火”之象。史墨在解释时，明确提出“水胜火”之语。

因此，五行相克必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被引入很多领域。例如，史墨将其用来解梦，而兵家则用其来解读战争。《六韬·龙韬·五音》云：“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六韬》作者认为，将领应该用五行来分析敌我双方，并以五行相克关系，来克敌制胜。透过五行相克，我们能够解读出和合学的旨趣，即承认冲突、接受多元、反对一律。在和合学看来，“宇宙间没有无冲突的自然、社会、人生和文明”[14]。只有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承认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以和爱为原则加以化解，并实现和合。同理，五行相克也对实现和合具有重要价值。

(三)五行相克的复杂性

在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五行的相克不可一概而论。五行相克具有复杂性，需要考虑具体情况。

道家学者认识到，五行相克需要考虑比例关系。道家经典《文子·上德》云：“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势胜火，一酌不能救一车之薪。”虽然金克木属于一般情况，可是，一把小刀却无法砍伐一片树林；虽说土能克水，可是，一捧土却不能堵塞江河之水；尽管水能灭火，可是，一杯水却无法浇灭熊熊燃烧的一车木柴。可见，如果比例不合适，五行相克就无法实现。

与道家相似，墨家也认识到五行相克的条件性。《墨子·经说下》云:“火砾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火能融化金属，是因为火足够多；如果金属多而炭却很少，木就无法融化金属了。所以，五行的相克要保持恰当的比例。《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所谓“宜”，就是五行相克能够发生的恰当比例。

兵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胜”的观点，《孙子·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在兵家看来，五行之间有相克关系，没有哪一个可以长盛不衰；就像四季更替，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持续一年一样。

还有，五行之间可以相互贯通。在五行说的解释框架中，水、火各有特质，不可混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水与火的关系则比较复杂。《庄子·杂篇·外物》云:“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木头摩擦可以生火，火可以融化金属。水中有火，对立中有统一。如果阴阳错乱，就会出现暴雨和雷霆。暴雨为水，雷霆属火，雷雨交加，则为水中有火。在风雨交加时，古槐可能被雷电击毁。在这一事例中，水与火反而可以共处。这既是五行发展的新篇章，也体现了生生不息的和合精神。

可见，五行之间不仅有相生关系，而且有相克关系，还可以和睦相处。透过五行的生克、共处，我们可以发现多元差分、融突和合的和合学理念。在和合学看来，“和合是指诸多元素(较本原性的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的成分和合为新事物”。五行的生克及其复杂性，既承认了事物、矛盾的多样性，又说明了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可能性和途径。因而，五行的概念，具有突出的和合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