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淑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1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端：缺乏反思批判

利奥·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指出，“按照一种相当通行的想法，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是彼岸的圣经信仰已经彻底此岸化了”[1]。这是一种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视域下的论断，是源于资本逻辑下欲望的发现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中国的现代性概念舶来于西方，因而具有现代性的一般性质，但又经过中国化而显示出特殊性，它是“积极的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它能够在占有这一文明之成果的同时，使自身从由资本逻辑而来的‘进步强制’——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中解放出来”[2]，使人摆脱异化状态，实现个体解放，从而推动全人类解放。

现代性的进程，也是文化现代性的进程。法国波德莱尔最早从审美的角度分析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当代西方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更明确地将现代性分为文化的现代性和非文化的现代性，在他看来，非文化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化学说为代表的，是一种普遍且具有必然性的客观真理，而文化的现代性是一种新文化的创生，体现的是文化的多元性。西方的文化现代性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启蒙运动，旨在破除理性的迷雾，追求主体的自由与解放，从而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性的发育。相对照而看，中国的文化现代性的发端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在近代中国经过数次战争失败后产生的文化反思和复兴，它高举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企图打倒孔家店，推翻传统旧文化，建立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