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燕

一、清儒对“乾嘉三大考史名著”的定位及评价取向

世人常将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提并论，由此产生“乾嘉三大考史名著”一说。有并列就会有比较，比较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梁启超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1]318与一般清儒的评判相反，张之洞对赵书推崇备至，《劝学篇》中明言：“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2]67梁启超亦属意赵书，如他所说：“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其中尤以赵书最值得称赞，“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大昕晚年自号竹汀居士)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1]318在钱、赵优劣问题上，张、梁二人的立场一致，与一般清儒尊钱(大昕)抑赵(翼)的取向截然不同。

按梁启超的说法，不免给世人造成一种印象：钱大昕、王鸣盛做的是考据史学，赵翼做的是经世史学；赵书不善考据，故而为乾嘉学者所轻视，但赵书之可贵在于经世致用，此又胜过钱、王二书。事情果真如此？如此分类是否符合历史实相？

将“求真”与“致用”判然两分并不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此为现代大学体制和职业学者出现以后的产物。古代学者并非如此，对于他们而言，“求真”与“致用”未尝分离，“无用”是一句极重的骂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