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长睿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1944年6—7月，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陕甘宁边区采访。他记录下边区参议员们的开会现场：“大家随便抽着旱烟说话，有两位参议员，坦然地解开上衣捉虱子”，“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是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所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决不像我们这边看的那样羞耻。没有虱子的参议员，那才可怪呢！”[1]187身上长虱子在外来人眼中是羞耻，但在边区人民心中，虱子却是他们的“好朋友”，甚至称其为“革命虫”。

全面抗战初期，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踊跃来到边区。与赵超构一样，他们初到陕甘宁边区也是外来人。作为主体的他们要想在边区生活，如何应对虱子带来的“革命”挑战，同时，作为客体的虱子又为何由生物意义的虫子具备了革命意义，将是本文讨论的问题①。

一、纠缠：虱子在边区的滋生与泛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开始使用“陕甘宁边区”这一名称。边区位置在陕北、陇东、宁夏东南，故名曰陕甘宁边区。北起长城之陕北府谷而跨宁夏之盐池，南迄宜川而达富县，东接黄河，西临宁夏之预旺、甘肃之固原。面积自北至南约九百里，自东至西约八百里[2]8。边区的气候是大陆性、高原性的干燥寒冷气候，海洋来的季候风因受秦岭阻挡，吹到边区风势已衰，西北风则势甚猛[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