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1]1189班固《郊祀志》将“祀”定义为是祭祀先祖以昭显孝德、通达神明的重大活动。合于祭祀之礼的乐歌，要契合此主旨。然考汉《郊祀歌》，其间诸如《天马》赞马之歌、《齐房》记芝草之歌等，以符瑞之物献飨于神灵，似乎有悖于祀歌昭孝事祖、通神明的宗旨。然“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2]1179。音起物感，任何作品的出现都与那个时代的“物”有密切关联，能影响“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物”，一定包含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作十九章之歌。”[1]1045汉武帝朝为何会使这些符瑞之物跻身国家重大祭祀典礼？这显然与武帝时代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关系。

一、武帝朝神学思想的构成

谈及汉武帝时期的思想，首先要提到董仲舒。他对儒学的倡导得到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极大支持，《汉书·董仲舒传》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2523独尊之儒术，还原为董仲舒的原话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儒学发展到战国时，经由孟子，发展为“君轻民贵”的思想。那么，董仲舒的儒学又有怎样的特点呢？董仲舒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书中不乏对孔子之学的论述，如《保位权》篇“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3]143，强调为君者，应修养德行，施以仁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