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嬗变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

2021-03-07朱大鹏康惠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1年2期

朱大鹏康惠

[摘要]建设并巩固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新时代进行具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从话语嬗变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进程，是探寻文化领导权未来发展趋向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在话语供给从单一渠道到多方联动、话语理论从自发供给到自觉建构、话语表达从单向宣教到交互对话、话语模式从“泛政治化”到“去符号化”的嬗变过程中巩固并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话语嬗变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1）02-0031-06

掌握和巩固文化领导权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在话语生产、积累、流通、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得到确立并巩固。“权力的主要手段将是其中的语言。”[1]74正是借助于话语这一意识形态表达形式，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主体立场间获取并维持广泛认同以实现文化领导权。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不断调适变迁并回归于实践，其间完成的话语嬗变通过发挥自身功能作用，又会提高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指引力、竞争力、渗透力、影响力。

一、话语供给从单一渠道到多方联动

优化话语供给结构的过程，是一个提高话语供给质量，扩大有效话语供给，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丰富材料来源的过程。从话语供给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一元主导，逐渐从直接照转文件语言发展为多主体有机协调配合，即权威性文件、领导人重要论述、宣传部门的话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部门的学术性话语、群众话语多方联动，以最大程度凝聚有效共识。

集中体现于权威性文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最主要的话语供给来源。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实践的过程，经历了从简单搬用马克思主义原典语言到自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轉变。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将原典中的词源音译后直接挪用，或将译本中的相关概念嫁接到中国本土。有限的译本以及转译的不确定性，在启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同时，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观点被曲解、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建设还未能形成科学有效的话语供给体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何运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为话语主体的出场提供了现实土壤，在保证党的权威性文件语言始终在场的前提下，形成了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宣传部门的话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部门的学术性话语、群众话语为补充的话语供给结构。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宣传部门的话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部门的学术性话语、群众话语是话语供给链的有力延伸。同葛兰西强调的“有机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所创造和生产的政治话语、宣传话语、学术话语、群众话语共同构成了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话语供给链。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集中描述了党针对当前重大社会问题所作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所制定的计划、方案、准则，具有总揽全局、宏观指导和宣示权威的意义。宣传部门的话语用精练准确的政治概念、譬喻用典的修辞艺术、具象活泼的话语风格、鞭辟入里的语言魅力，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成果，具有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的作用。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部门的学术性话语利用由一系列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构成的学术范式，系统分析了党的理论体系和社会具体问题，其具有专业性、科学性、抽象性的特点，是学界普遍认可并广泛使用的一套概念范畴，也是文化领导权理论有效说服群众的关键。群众话语形象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利益诉求和心理需求，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表达方式成为党教育并武装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以上这些话语供给具备阐释并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领导权真正获得人民群众“同意”的实效。因此，推动话语供给要素的协调配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必然选择。

构建话语供给要素的协调联动机制，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构筑合力。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一元主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要求，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多元话语主体提供有效话语供给的合理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以遵守权威性文件的核心范畴、重要表述为前提。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17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所代表的阶级意志、价值追求、利益取向，从根本上规定了公民价值观念培育、社会舆情整合控制的根本方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权威性文件语言具有统领、调控、规范作用。其他各方用与权威性文件不尽相同的话语解读理论创新成果，在遵循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方法的同时，重译、宣传、创新话语内容和表达以丰富话语供给结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以促进权威性文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宣传部门的话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部门的学术性话语、群众话语的协调联动为关键。学术性话语为权威性文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提供思想智库和学理支撑，权威性文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为宣传话语、学术性话语的理论创新和范式变革提供材料依据，群众话语是检验各方话语供给是否科学有效的根本标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需要在明确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宣传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工作者为主力、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作用定位基础上，以话语供给合力推进思想共识，实现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总体格局。

二、话语理论从自发供给到自觉建构

在实现话语理论自觉的过程中推进话语理论创新，這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动力。从话语理论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也是话语理论完成从简单接受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话语理论的自发状态到自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存在的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代表的错误倾向，也体现在话语理论方面。这种情况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源。一方面，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一些具体分析和具体结论不相符。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3]933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中国复杂实际情况的认知还处于起步阶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论理解不足的条件下，只能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现成答案。应当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但是在理论供给包括话语理论的供给上，还只是简单接受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处于自发阶段。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拥有极大权威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尚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只能被动服从甚至盲目套用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并期望从中获得实践成效。比如，“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化的群众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等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话语理论自发供给的表现。另一方面，尽管这些话语理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初步认识，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理论体系，但其中已经孕育着话语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雏形。

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为最高话语表达的理论自觉，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不断调适和完善。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话语理论走向自觉的转折点。针对话语理论的有效供给一度与革命任务要求、人民群众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理论诉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并倾心接受的话语，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开始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推进了话语理论走向自觉和成熟。其中，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等概念的定位，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发，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理论内涵的阐释，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诠释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话语理论自觉并不断开拓创新的表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4]15，这标志着话语理论自觉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关于“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等话语的系列论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论断的突出强调，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生动呈现，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基于此，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话语范式等主题的研究也开始涌现，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并认清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想、以党的意志促进广大群众的思想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从理论自发到理论自觉，从而实现理论自信，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指引力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并处理理论自发与理论自觉的关系，在由自发到自觉的进路中实现自信，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指引力。列宁指出：“‘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5]317即自发是实现自觉的必经环节，是尚未达到自觉程度的一种低级状态;自觉在自发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上成长，并提供更高层次的指导和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理论嬗变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过程，也是不断认识并主动推进话语理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31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争取和掌握文化领导权，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坚实力量，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理论发展道路时，能够以辩证思维看待自发与自觉，将自发理论的现实样态和发展状态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并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理论自发进行反思，进而实现了对自发的超越和升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肩负历史使命、回答时代课题、关照现实问题为导向，自觉回应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以各个时期的话语选择和修正为载体，自觉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思想才能够被群众理解、信服并接受，才能够在保证理性认同的基础上使意识形态工作的推进更有力、有序、有效。

三、话语表达从单向宣教到交互对话

在话语交往对话中改进话语表达方式、提高话语表达能力，为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语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以话语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为参照，在灌输与接受的有机统一中完成从单向宣教到交互对话的转变，在回溯文化工作历史进程中把握交互对话的条件和基础，在立足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要求上探索主体对话的实践理路。

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一致，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也需要在灌输与接受这两个视域的融合中促进话语表达的转换，在单向宣教到交互对话的转变过程中寻求积极认同以实现集体意志。以说理宣教为核心的话语表达有其合理存在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317，需要革命政党以灌输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传递给无产阶级群众。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也同样如此，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人身依附的等级关系、追求同一的思维方式，以及改革开放前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文化素质的显著差异，决定了线性化、单向度的话语表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历程中的合理存在和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但成为提供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核心来源，而且在话语表达上也基本上处于单向输出的地位，群众更多地作为话语接受者，从而形成了话语表达方面单向宣教的封闭语境。需要指出的是，要将体现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灌输论”与作为方法的“灌输”区别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通过向群众“灌输”先进思想理论来实现先进意识形态的引领，这一点必须坚持。另一方面，作为方法的“灌输”则伴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简单的单向宣教已经不能适应多元社会思潮下的社会发展要求以及自由平等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文化建设需求，避免单纯说理宣教的同时倡导交互对话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先进性、增强文化创造力的必然选择。基于此，反映话语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的对话方式开始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工作。

考察历史以鉴兴替，回溯中国共产党开展文化工作的实践历程，要注意理性认识话语表达转向交互对话的可能性條件和必要性基础。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不同阶段的革命主题和任务为话语导向，以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为基本内容，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完成革命、建立政权为根本任务，在革命形势严峻、社会结构复杂的情况下，采取灌输为主的话语表达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和思想引导工作。1949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领导权建立并不断巩固，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已经结束，说服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价值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体人民，由中央到地方的文化组织机构体系以及自上而下的话语表达逻辑是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整合人民群众思想意识、建立统一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系的结果。1956年至1978年，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同时，宣传思想工作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左”倾错误思想干扰，话语表达逐渐极端化，话语输出呈现一定的混乱状态。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在党内思想认识出现新问题、人民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发生新变化、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锋呈现新特点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基本原则，以促进官方话语和群众话语相融合为主线，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沟通联系，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宣传文化、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工作者的交往对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了文化工作新局面。2012年至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在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官方话语和群众话语、对内宣传话语和对外传播话语的交互对话中达成话语共识、汇聚话语合力。

关注现实以知路径，立足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探索多层次、全方位的对话实践理路，才能实现话语流动的双向、混合、交互发展。首先，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对话中，贯通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强调发挥先进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科研工作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是理论权威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桥梁，上传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下达党和国家的先进思想。通过深化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创建具有鲜明立场和时代特色的学术话语，在阐释政治话语的过程中实现“化大众”和“大众化”的基本职能。其次，在宣传工作者与普通群众的对话中，融合官方话语与群众话语，强调并重视具有认知和反馈能力的普通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党史研究室等部门以及党报、党刊、党台等媒体的中心任务除了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之外，还要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集中起来并加以提炼，再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检验、所接受、所实践。这一过程的有序运行需要普通群众发挥知情权和表达权，交流共享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资源，自觉提升交往能力和对话意识，主动反馈观点主张和意见诉求，以平等交流、协商合作的对话精神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再次，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同时代世界上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话的过程中，融通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话语，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承载国家权力、塑造国家秩序、整合全球文化的时代意义[6]。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亲和力、感染力、认同力，需要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核心话语标识为着力点，以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能够获取民族和世界认同的话语体系为落脚点，用“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表达对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四、话语模式从“泛政治化”到“去符号化”

在关注生活世界的过程中重构符号价值，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现代化信息载体。符号是话语表达者向话语接受者传递信息的一种媒介形式，话语表达者和接受者在互动交流中达成一致意见，并进一步完善符号表达形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要深刻认识文化生活中的符号异化现象，也要全面把握符号生产和作用的规律，建构叙事话语以提升符号意义的传达力和解释力。

肯定文化领导权的政治性并不代表要走向“泛政治化”的极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的各项成就和经验在党的执政历程中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影响和作用，且对于文化领导权本身来说，把握其意识形态性的根本属性也至关重要。然而，夸大符号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价值，或过度追求符号的政治意义再生产，不仅不利于人们准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进而误导文化领导权的功能发挥，更会影响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领导权的正常作用。中国共产党建设文化领导权需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思维传统的基础上，透析符号异化引起的政治泛化现象。如将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相互混淆或直接等同，或将文化领导权的作用机制无限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或将文化领导视为简单纯粹的意识操纵工具而忽视其价值理性的思想行为。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指出：“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7]15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文化领导权更需要注意摆脱“泛政治化”囹圄的束缚，以“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为出发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立足点，重构符号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价值意义，促使“泛政治化”的话语模式转向“去符号化”的叙事模式。

构建“去符号化”的叙事模式需要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以提升符号意义的传达力和解释力。首先，要在分析文化领导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及肩负的使命和担当中反思并重构宏大叙事。当代传统媒体传播格局的颠覆、多元社会文化思潮的干扰、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战略的推行，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所承载的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有力传播者、忠实践行者的时代使命之间的矛盾，对合理分辨传统宏大叙事的缺陷和不足，构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型宏大叙事理论提出迫切要求。其次，要在关注并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中展开微观叙事。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接受思想领导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在宏大叙事中融入符号世界是保证所叙话题感召力和信服力的重要途径，微观叙事缺少宏大叙事的关照和约束也必然走向碎片化、庸俗化、同质化。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往宏大叙事范式优势的基础上，以日常生活为出发点阐释抽象理论，以微观故事为切入点演绎时代主题，以个体经验为落脚点建构群体认同，增强文化领导权话语在人民群众中的渗透影响。在符号意义的生产和解构中促成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融合。宏大叙事为微观叙事提供方向指引和原则规范，微观叙事为宏大叙事提供话语素材和原生力量。基于此，要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在符号意义的科学性生产和合理性解构的过程中，促使文化领导权建设取得最大成效。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不讲“泛政治化”，但并不意味着“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中间化”。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关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辩证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集合构成完整的国家，政治社会中的一些决策不能够为公众所认可时，就需要市民社会中的某些因素发挥作用;在一定时期条件下，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也会转变为统治阶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该观点强调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强权统治”产生“契约同意”的过程。葛兰西关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划分，不能照搬照套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实践。同时，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文化领导权的权力运行条件和普遍同意基础，从而建构政治化和生活化并重的话语模式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在防止简单机械地灌输意识形态理论，或过度放大意识形态斗争等问题而导致“泛政治化”的同时，又要避免意识形态被淡化、被漠视的“去政治化”倾向，更要拒绝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间化”立场行为。首先，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根本。马克思主义者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政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只有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践行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前进，才能够在时代浪潮下承担起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使命。其次，要坚持以民心所向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努力方向。“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8]61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自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准确把握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向往什么，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化语言符号，才能够最大范围地凝聚民心民意、实现普遍同意。再次，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坚守宣传思想阵地。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为出发点，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核心话语标识为着力点，以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能够获取民族和世界认同的话语体系为落脚点，发挥意识形态话语承载国家权力、塑造国家秩序、整合全球文化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M].徐昌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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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朱文婷，陈锡喜.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战略与话语进路[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1）：17-23.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文枢）

（校对：陈楠）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兰州大学）招标课题“新中国成立70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就与经验研究”（LZUSZ201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