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3月3日文章，原题：为什么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应向唐朝而非欧洲历史讨教？从拜登在外交上的开局做法来看，他有可能重复前任的错误，因为对中国情况的误解依旧。中国有众多邻国，面临诸多复杂问题。西方分析家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历史，研究了同样边界众多的欧洲国家的反应，认定中国的行为方式会与欧洲人过去的相同。这种分析借鉴了一种论断，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西方分析家还谈到“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这个概念吸引人，但对（研究）中国如何处理相关问题没什么帮助。

要理解中国当前的做法，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是唐朝的外交模式。唐朝是中国及邻国繁荣的黄金时代的一部分。就像欧洲的大部分历史一样，这是个没有一个国家能主宰整个地区的时代。唐朝的外交方针，基于一种认知——决定政策时需承认相互利益和自身利益。唐朝首都长安就体现出其外交方针。它有着对贸易、思想与和平的开放，以宗教宽容、文化、艺术和学习而闻名。它是一个受到思想和跨文化影响的大集市，如今在西安的食品和市场上仍能感受到这些影响。

唐朝外交家认识到，“德”和“义”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对各国如何追求自身利益和与他人的共同利益的务实看法。尊重被视为是在这种关系中运用的一种力量。唐朝的这种外交需要，如今依然是中国当代外交方针的核心，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它认为贫穷始终是稳定与安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