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巍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作为以观察为主要方法获取和整理知识途径的实践，博物学被视为现代科学的源头之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批判其先辈的同时，将自然探知作为构建哲学教育的重要部分，此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从时空分布、分类、外在和内在性质、诸因解释、民俗传说等各方面形成对自然界诸事物蔚为大观的知识积累。尽管思想语境经历了从逍遥学派自然哲学向强调物质一元论的斯多噶主义的转变，但古典时代的博物学在将近一千年间，保持着追求客观中立、以“目的因”为导向的历时性叙述、对经验性的观察重视度甚于精密计算，以及兼具旁征博引和慎思明辨来体现和满足对陌生事物浓厚兴趣等鲜明特点。[1]这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展中大放异彩。

然而，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之间数百年里，博物学是如何在沉寂表象之下保存生命力的，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数百年间，伊斯兰文化区作为中转站[2]，对包括博物学在内的古典时代知识遗产进行了吸收、综合和创新。博物学抵触从神话、成见、臆想等非理性源头中为自然现象寻找原因，这让它可以渗透进伊斯兰文化许多需要运用理性辨别和收集各类知识的领域和相关著作。

与博物学知识积极互动的一个对象就是贸易文献。作为物质与知识跨空间、文化、族群、阶层交流的重要途径，贸易行为在伊斯兰世界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