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敏

李志民

曹梦莹

建国70年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仍然存在，由此衍生了“择校热”、“天价学区房”等诸多社会问题。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使得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发展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十九大提出，义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均衡发展、标准化发展、一体化发展。其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社会公平等息息相关，因此成为教育、经济、社会、地理、规划等多学科关注研究的热点。

西方自1 9 世纪开始，在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佩里（Clarence Perry）的“邻里单位”等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提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1968年地理学家忒兹（Michael Teitz）提出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公共设施空间布局公平与效率的研究，Cooler（1969）[1]基于工业区位论提出公共设施分布的区位求解模型——配置模型（LA模型）；Smith（1978）[2]探讨了距离、可达性、顾客行为等因素下公共设施分布的合理模式；Geoffrey（2000）[3]指出公共设施区位选择体现了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标准，公共设施的布局应该多关注空间可达性和分布公平性。21世纪因为城市蔓延问题，西方学者再次关注基础教育设施。其中“精明增长”理论认为设施空间配置的郊区化导致城市蔓延严重（Donnelly，2003[4]；Vincent，2006[5]；Norton，2007[6]），提出建立邻里或社区中心学校，加强社区与中心学校的联系（Passmore，2002[7]； CEFPI，2004[8]）。学校的布局要求也开始向教育投入与产出、规模效益转变。近几年的研究引入经济、社会、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重在探讨居住分异、教育公平等与教育设施布局的关联（Lange W， 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