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大学“未来法治”研究团队负责人 阎二鹏

随着信息和技术革命的推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期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杠杆，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经济新业态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推动了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交互、流动，据估算，到2025年，跨境数据流动产生的增加值将达到11万亿美元。而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得以扩张的驱动因素，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获得了数字经济的核心地位，亦是一种必然。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明确“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相伴而生的是，随着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的迅速提升，数据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使得数据安全风险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亦应当成为数据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指引。2021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规定，“维护数据安全，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但当前理论及实务界对数据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的内部逻辑关联形态、数据安全的特性等问题仍有较多争议，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需要在科学把握数据安全的特性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其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部逻辑关联，进而为数据安全治理提供宏观路径。

一、数据安全的总体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合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要素于一体的开放性、系统性理论体系，而数据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性”的集中体现。数据与信息作为载体与内容之关系，数据被信息化呈现是大数据时代的典型特征，也决定了数据安全治理必然是围绕着不同之信息内容展开。如个人数据中的肖像、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证号码、社会保险号码等，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密切相关，而非个人数据如工业大数据、金融数据、医疗数据等可能涉及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甚至政治安全等层面的国家安全利益。与数据在不同场景、模式中的运用相伴而生的是，数据安全体现的是不同的安全利益需求。基于数据安全的总体性与包容性，对于数据安全治理规则的建构则应是包容不同数据安全利益的整体性框架，既涉及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宏观层面的规则安全，亦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微观层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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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安全的交织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避免了片面理解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线性思维，是一种统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高层次的现代安全观。以往的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肇始于西方，习惯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式区分，这种简单粗略的理论判定，面对网络时代的数据安全威胁显得捉襟见肘。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对国家、社会与公民各领域活动的全面介入，网络虚拟空间早已成为国家权力争夺的“第五战场”，国家主权已突破了传统之陆海空的物理范畴而延伸至“制网权”。2013年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棱镜门事件”直接暴露了数据安全威胁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安全逐渐向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渗透的态势，凸显了数据安全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架构上的交织性，亦成为网络时代各国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数据安全领域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诸多方面，二者相互渗透影响，决定了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无法分而治之，要想将数据安全治理深入有效的开展，必须同时推进两种安全问题的治理，摒弃“零和博弈”的惯用手段，走出“你不安全我才安全”的安全困境，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搭建数据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数据安全的统筹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非单一的安全观，而是对发展与安全进行辩证分析的结果，“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以及“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的形成，来源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的科学论断。而数据安全的治理从根本上即是平衡发展与安全的生动体现。众所周知，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据充分流动、自由竞价、实现市场化配置可以最大化实现数据的价值和效用，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驱动力，但在数据收集、存储、整理、转让、分析和利用等数据长生命周期的各环节均面临数据安全问题，故合理平衡数据安全与数据产业发展是数据安全治理的重中之重。现阶段，以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为代表的数据安全治理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对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的选择，既要在复杂的国际变局中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个人数据隐私；又要鼓励数字产业合法合规进行跨境数据传输，最大化发挥我国数字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优势；应充分利用RCEP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密切与相关国际组织、其他国家数据监管机构的沟通协作，争取数据领域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