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波 王嘉青

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工作取得了举国赞叹、举世瞩目的成绩，只是全球疫情不断加剧，境外输入压力始终居高不下，国内小范围感染偶有发生，局部暴发的危机依然存在。科学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极其“狡猾”，常态化存在几成定局。因此，用“常态化疫情防控”取代“后疫情时代”来表述未来形势，显然更加理性和周延。与此相应，旅游对策研究亟须从“政策救济”“行业自救”“恢复增长”等短期聚焦中跳出来，视“常态化疫情防控”为新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导向，进而研判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走向。基于疫情防控原则和产业经济学理论，本文提出如下6个预判与建议兼具的观点，以供方家参考。

一、彰显旅游文化功能，加快文旅融合进程

有必要指出，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恰好处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上。首先，第四次科技革命高歌猛进，时空被高度压缩，流动性持续增长，传统生产方式日渐瓦解，新的全球化形态正在全面形成。疫情暴发尽管暂时削弱了人口流动和国际分工，但是不可能阻挡时代浪潮。从长期看，旅游业增长空间依旧广阔，只不过自身也要被信息技术改造。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崛起且重回世界之巅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国际竞争从经济一隅迅速扩展到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全域。疫情暴发诱发了地区主义抬头，渲染了国际冲突色彩，增加了国际旅游复兴的困难，但同时又使旅游的文化价值与“和平使者”功能得到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主线，旅游业的经济属性不断被强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旅游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旅游业的非经济功能也逐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深入人心，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福祉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最高目标，文旅融合战略随之出台，标志着中国旅游发展进入新时代。

新冠疫情对中国旅游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国民旅游消费即刻走向恢复，又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旅游毕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成为新时期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旅游既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领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旅游回归文化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态。可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旅游业应当高扬文化灵魂，加快文旅融合进程，对外应自觉担负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旅游竞争力提升的历史使命，适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服务;对内要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推动广义文化与广域旅游的融合，树立并践行旅游文明观，扩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

二、抑制过度竞争势态，塑造适度竞争格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旅游市场，尤其是国内旅游市场，长期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是在旅游业总量关系上经历了绝对短缺-相对短缺-供过于求的转变。笔者认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旅游业屡有“潮涌”现象发生，先是集中表现在酒店、旅行社、旅游交通等传统部门，后来又蔓延至城乡旅游吸引物综合开发方面。几期叠加，旅游企业竞争日渐白热化，行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低位，导致“宏观喜、微观忧”的局面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充分竞争是旅游业提质增效的不二法宝，但如果出现过度竞争则适得其反。产业经济学认为，凡是由竞争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损失大于自由竞争所获得的国民经济利益的竞争形态，都可以称之为过度竞争，此时，要素报酬长期处于正常水平之下且难以转移，并对经济周期反应迟钝。旅游业是集中度较低的产业，且资源依赖性和资本专用性程度高，存在“退出障碍”，因而易发生过度竞争现象，建构适度竞争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新冠疫情之下，旅游市場陡然萎缩，使得旅游产业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迅速放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旅游需求定然恢复，但速度必然是缓慢的。直言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旅游消费增长难以摆脱下行趋势。因此，适当降低旅游投资力度，缓和供需总量矛盾，进而建构适度竞争的宏观管理框架，或许是明智的选择。

三、适当弱化政府主导地位，不断夯实市场驱动机制

“政府主导”是我国旅游业早期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旅游大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理论界的批评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存在路径依赖，国内许多地方依旧在走政府主导旅游业发展的老路。一个典型现象是，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组建成立了旅游发展平台公司，在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和资源市场纵横驰骋，这固然带动了旅游业的规模增长，但同时也导致旅游业过度超前发展，对民营旅游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并可能扭曲市场信号，使旅游业发展偏离了市场经济轨道。

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的“三位一体”的身份，或许是导致各地旅游业同质竞争和过度竞争的根本原因。这个反思因疫情而显化，值得予以高度重视。

在旅游业发展中，政府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就需要以政府为主开发。但是，旅游业毕竟是需求推动型产业，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即便在优质旅游战略旗下，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依旧要依靠市场机制。不得不说，如果地方政府热衷主导、主干，一味地追高、追优，不仅会背离大众旅游需求，而且极易在总量矛盾的基础上引发新的结构性矛盾。

四、聚焦范围经济模式，强化“+旅游”导向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迫使人们思虑旅游业的韧性问题。不消说，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必然放大旅游业的脆弱性。而旅游业内生韧性的获得，则需要从业态复合的视角加以考察分析。

笔者注意到，疫情之中，乡村旅游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在乡村旅游中，那些以“田园综合体”或“特色小镇”名义人为包装出来的景区点损失较大，恢复较难，而紧密依托农村、农业、农民而红火起来乡村旅游点，则显得处乱不惊，过渡平稳。同样，在中小城市旅游中，那些资源禀赋依赖型城市要比资本驱动型城市损失少，恢复快。

從理论上讲，旅游业增长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规模经济模式，另一是范围经济模式。长期以来，决策者多追捧前者，对后者的重视只是近年来的事。无论从旅游活动的体验属性看，还是从旅游业的综合性、稳健性特性论，范围经济模式都应当成为旅游业高度化发展的主要模式。以此出发，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必须强调通过产业融合路径来壮大旅游业，而且“+旅游”方式比“旅游+”方式更加恰当有效。当然，这意味着学术界应当尽快深化旅游范围经济理论研究。

五、激活线上旅游形式，推动智慧旅游发展

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员接触，避免人群集聚。此前，有地方政府提出“无接触旅游”概念，也有学者倡导发展虚拟旅游。作为生活服务业的一种，旅游业不可能完全避开人员接触，但是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确可以减少人员接触的范围与频率。虚拟旅游，严格地说不是旅游，但是它可以模拟旅游场景，逼近现实体验，创造经济价值，能够发挥超越旅游宣传促消的单一功能。

即便没有新冠疫情，线上旅游也会蓬勃发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发展线上旅游显得更加紧迫，并亟须与大数据技术、虚拟仿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5G通信技术无缝对接，进而推动智慧旅游的新发展。

笔者认为，针对疫情防控要求，智慧旅游系统应当全面对接公共卫生管理系统，为游客和旅游企业双方提供“定心丸”;要尽快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不留安全真空带;要充分发挥技术调适文化距离的功能，有力支持文旅融合。

六、延展旅游产业链条，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延展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本是旅游产业经济研究的老话题，但在疫情之下有了新的内涵，有必要略加提及。

一是符合公共卫生安全要求的旅游新业态将获得发展机会，如房车旅游、汽车营地、通用航空和中高端民宿等。旅游业态的发展会进一步刺激旅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向上游延伸。

二是文化和旅游复合产业群的知识（技术）含量需要得到提升，研究、咨询、设计、营销等专业性中介组织有望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并进而推动旅游教育尤其是旅游高等教育的转型升级。

三是旅游产权交易活动有可能活跃起来，旅游业的集中度有望提高，旅游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创新势在必行，对此，学术界应当给予提前的高度重视。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