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位外国记者朋友

我认识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是来自菲律宾的吉米。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超过40年的外国人，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1971年，吉米所在的学生组织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组团来中国考察访问，吉米与14名菲律宾青年一道来到北京。随后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总统马科斯以此为由，开始实行戒严，逮捕了几百人，吉米这样倾向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学生也上了“黑名单”，无法再回到祖国。他申请留在中国，随后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到人民公社劳动。1977年，吉米得到机会参加了专门为外国留学生安排的大学招考，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后来成为CNN中国记者站的首席记者。

我和他认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邀请我们外交部翻译室的年轻人到家里做客闲谈，帮助我们解答语言上的难题。吉米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我们之间的交流没有文化障碍，我从他那里能了解到很多西方社会和媒体的看法和情况。

我另一位外国记者朋友是在英国出任大使期间结识的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2008年夏日的一个周末，他邀请我出席他家的朋友聚会。我观察到他的收藏中有中国“文革”时期的小雕塑，由此引他谈与中国交往的经历和对中国的看法。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延伸到中国跟世界沟通的问题，作为一位资深传媒人士，他建议我不要总是抱怨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偏见，而是想想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与世界沟通，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他说，西方媒体的报道源自他们所能接受到的信息，而中国提供的直接信息是很少的，外界只能依据所能得到的信息来了解中国。

回答质疑性的问题

2013年我离开外交岗位，到全国人大之后，想与驻京外国记者座谈一下，了解外媒对中国和全国人大的看法。

于是，我们组织了第一次与外媒的座谈会。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情绪和态度仍是比较负面的。我心里有点沮丧，他们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竟然感受不到中国的成长和进步吗？

在2013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亲自点了最后一个记者，而且把这个提问机会给了吉米。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在过去30年中，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似乎有一些滞后，中国的民众和领导层似乎都认为中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我想问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

我回答：

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一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要照搬别人的，否则中国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不公平也不准确。我跟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不比中国小，有的困难可能更复杂更难以解决，但没听他们说要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要照搬别人的模式。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马上就有这样的训导，说你们是不是要用别人的模式。

这是一个误区，这也是为什么相当长时间外部对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看不透，看不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误区。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供你参考。总的来讲，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正确的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事后，我问吉米感觉怎么样，他认为我的回答是清楚和令人满意的。当然，要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记者和民众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还需要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传播的渠道，不是能朝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