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菩 李巍 编辑/孙艳芳

虽然美元在半个多世纪一直都是世界货币的通用语，但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明显下降形成了高度的不匹配。人们有理由怀疑，没有经济地位做支撑的货币地位能否常葆青春？如今，美国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战后接近1/2到当下不足1/4，但是当今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却从未跌破过50%。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过去相比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金融海啸等历次危机，都未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美元依然是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

美国为何在经济相对衰落的同时依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保持霸权地位？美元又为何能够顺利通过多次考验与危机？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大量持有美元的国家与美国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同盟关系。联盟体系作为美国最引以为傲的国际政治资源，不仅仅是美国政治霸权的强大支柱，也为美元霸权的诞生与维系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多层次的联盟体系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互为支持，顺利帮助美元渡过危机，并且在未来可能也会成为美元继续强大的关键所在。

渗透盟友的美元霸权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元成为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被用作最主要的外汇干预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当时各国为积累储备，必须保持对美贸易顺差；但战后的欧洲和日本经济满目疮痍，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家就必须为它们提供借款或对其投资。于是，美国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不仅旨在重建欧洲，也能够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市场，为美元的流通提供条件。此外为了马歇尔计划的执行与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以支持美元全球地位。由此，美元彻底驱逐了英镑、法郎等传统货币的“旧势力”，成为欧洲新的结算货币。以同样的方式，美国在日本实施了“道奇计划”得以成功占领日本市场。通过援助计划逐步渗透日欧的美元也让布雷顿森林体系又被称之为“马歇尔-道奇固定汇率美元本位制”。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其盟国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联系都十分紧密，美元顺理成章成为霸权货币。这种金融霸权也通过交易网络与金融机构而不断得到强化加固，进而让美国在外交方面获得优势反哺美元霸权。

在随后的肯尼迪和尼克松时期，美国经济优势相对衰退，加之国内社会开支、对外军事行动等巨大花销，美国财政难以为继，只能增发美元，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美元政策的模糊让其盟友信心不足。此时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建立的外交优势地位发挥了作用，霸道地采取强迫手段以保卫美元地位。肯尼迪时期的财政部长狄龙向欧洲施压，以避免欧洲盟友将美元兑换为黄金；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更是傲慢地对其盟友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直接放弃协商，通过“威吓战术”强迫他国持有美元。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开始踏上解体之路，美元与黄金脱钩实施浮动汇率制，遭遇了最为重大的一次危机。随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众多对美元衰落的预测，人们普遍认为，美元将会失去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由于浮动汇率需要储备货币干预，各国对储备的需求不降反升，各国也没有放弃美元，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接近80%。

美元遭遇重大危机依然屹立不倒固然有众多的经济因素支撑，但盟友的行动亦无法忽视。这种维系双方的信任至少能够确保交易环境的安全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加之整个联盟体系中没有一国能够发行替代美元的新货币，因此这些国家即使遭到美元的“背叛”也不具备强势驱逐美元的动力。

抗争美元霸权的盟友

随着日欧等美国盟友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首先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崛起，让德国马克和日元在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了一部分国际储备份额。但日元在1991年接近9%的峰值后开始下跌，到现在稳定在6%左右。德国马克在1979—1998年期间保持在10%—18%，后来欧元继承了德国马克的遗产，成为继美元之后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其份额在2009年甚至一度高达27.66%。因此在1999年欧元诞生后，美元才在真正意义上遇到第一次挑战，但其主导地位依然未被撼动。

欧元诞生后IMF近20年的总体数据显示，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中，欧元占比常在20%上下浮动，英镑和日元的占比徘徊在5%附近，人民币自2016年成为储备货币以来平均占比约为2%，加元、澳元和瑞士法郎等货币长期处于稳定的低比例状态，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长期保持在65%左右的水平，2001年曾高达72%。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批评声不绝于耳，美元也一直未能跌破60%的份额，甚至在2014年重回65%以上，在2015年再次攀高至66%。然而在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美国总统后，美元份额却出现大幅下滑。直到2020年，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份额在近年来首次下降到59%，是近20年的最低水平。在2021年年初，美元占比虽略有回升，但依然未能重回60%以上。

通过对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变化（见图1）能够发现，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并不一致，尤其在特朗普任期，美国经济处于明显上升期的阶段，而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却大幅下降。但是通过观察美国盟友对美国态度的变化，如美国最为重要的西欧盟友对美国总统的信心起伏，则能够发现这二者之间步伐上的一致性（见图2）。

图1 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图2 美国的西欧盟友近20年对美国总统的信心

在布什政府期间，四次重大事件影响了盟友对美国的信心。2001年，美国本土遭遇“9·11”这一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打击了美国航空、旅游等多个行业，冲击了美国经济。鉴于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的安定是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的基本条件，因而此次恐怖事件也迅速打击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发展经济能力的信心，增加了对美国保卫国家安全能力的怀疑态度，引起世界震惊。随后美国为报复“9·11”事件对阿富汗发起战争。2003年，美国又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穷兵黩武往往是经济衰落的开始，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因此，战争往往更能削弱外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正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财政赤字攀升，美元霸权受到巨大打击，进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一样，在布什政府期间，政治军事危机迅速拉低了美国盟友的信心，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也同步下跌，在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八年时间里，美元份额从2001年的71.51%降至2009年的62.05%。

>>>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演播室发表讲话前几分钟。（图片来源：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受到明显提振，即使有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份额依然略有上升，在2011年升至62.59%。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双边同盟网络。美国再次重视盟友的价值，将自身战略利益同其军事盟国和伙伴国家进行绑定。此时在亚洲的美国盟友经济蓬勃发展，更是支持了美元的国际地位。2014年美元份额大幅上升，在2015年重回高点65.73%。

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优先主义是其政策最重要的主题。特朗普政府要求削减对国外的支出，让其盟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以此作为口号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国际组织和条约。“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在2010年代后期国际孤立加剧，批评者也将其称为“美国单边主义”。皮尤民调显示，其西欧盟友对特朗普的信心已经降至历史低点。虽然特朗普就任期间，美国经济得到发展，从2017—2020年，美国GDP总值从19.54万亿美元上升至20.9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份额也从24.03%上升至24.72%，但是美元的储备份额却下降到历史低点。

可以看出，当政治信任和预期下降时，政治联盟就会开始松动，进而破坏联盟与美元之间相互强化的正循环，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从而削弱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导致盟友体系的松动与混乱，让盟友对美国的信心下降，并减弱了盟友支持美元的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经济在上行状态中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却出现下降的现象。

盟友对美元霸权的意义

盟友对于美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2019年皮尤民调显示，总计有6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应该考虑盟友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做出妥协；只有3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与盟友意见不统一时应该遵循自己的国家利益。盟友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对维系与巩固美元霸权的价值亦不可估量。

美国的政治联盟首先能够获得信任稳定预期，创造较为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进而在军事上走向联盟，不断将美国的利益与他国利益进行深度捆绑。在经济上，美国不仅通过贸易联盟获得巨大市场，也为美元的普遍使用创造了支付场景，强化美元的金融权力，便于在全球形成一个事实上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联盟网络。这个网络中，外国公司和银行所持有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还有美国的票据和债券。这些票据和债券一方面可以为他们在国际交易中提供便利，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让他们获得利息收入。

上述政治、军事、贸易和货币彼此相连的四种联盟构建起了互为支持、相互加强的动态循环。如果建立的贸易联盟使用了美元对大宗商品进行定价，则通过美元进行交易和结算的做法会变得非常普遍。由于惯性和较低的交易成本，这一实践会自我强化，让市场交易中个体更换货币变得更加困难，也就进一步巩固了货币联盟。人们交易的与大宗商品有关的金融衍生品，规模又是实体大宗商品交易额的很多倍。长期频繁稳定而规范的大宗交易不仅会强化信任，也在加固着一国的金融实力，由于该国金融地位强大，其货币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广泛使用，则这一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强大，那么这种货币的发行国也会获得地缘政治优势和战略优势，进而巩固政治联盟。政治联盟又是推进军事联盟的基础，军事联盟的建立则保卫着区域的贸易安全，强化贸易往来活动，进一步拓展贸易区的活跃程度与范围，进而再次促进该种货币更广泛的使用。这四个维度的联盟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让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与美元断绝联系。即便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逃亡时携带最多的依然是美元。

通过对美国盟友与美元地位变化的简要历史分析，能够发现盟友对一国货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重要意义。美国盟友对美国信心的起伏与美元国际地位变化的同步性也进一步说明，霸权货币的国际地位不仅与该国的经济实力紧密相连，也与其所获得的国际政治支持密不可分。拜登上台后重回多边主义，再次采取团结盟友的策略，力图让其盟友重新找回对美国的信心，而盟友的信心是否会再次提振美元，带动美元份额重新上升，这在未来几年会得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