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贤润

(贵州民族大学 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鲍曼说：“个体没有现存的认同(Identity)，认同需要个体自身去建构并为之负责；换言之，个体并非‘拥有一种认同’，而是面临一项长期、艰辛、永无休止的同一化(Identification)的任务。”[1]无论身份是先天赋予的本质属性，还是后天获取的自致性身份，身份认同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背景，即“伴随传统认同方式的衰落，现代社会中认同出现了多元性、流变性的特点，同时在后现代的各种碎片化景观中得到更加密集的呈现，从而加剧了引发危机的可能，这使得认同必须面对更紧迫的建构任务”[2]。在“农民工”身份下，个体面对“流动的现代性”，不再有终身固定不变的身份，身份认同选择的多元化使人们在能动的生活体验过程中建构着对自身有价值和意义的身份想象。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流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其未来的归属与命运的走向越来越个体化。个体化是“伴随着现代化不断撕裂传统的文化网络，使个体从传统地方性知识以及乡村认同、传统的生活模式以及价值认同中解放出来的过程”[3]，并且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身处流动与个体化状态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发出“我在何处”的追问，并且希望通过职业流动与个体奋斗改变其处境。在频繁的职业流动中，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同时从各种固定的职业中游离出来。他们追求生活的满足感，试图通过消费实现生活的自主性，消费认同成为他们进行身份认同的一种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