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希龙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区域、科技与经济竞争的实质与关键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焦点聚焦于高端人才。高端人才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和基础，是中国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具有深刻意义。

一、引言

综观国内外人才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某一领域或类型的人才进行研究，包括古代状元、教授、院士、体育竞技人才、企业家等；二是对人才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人才的空间分布具有集聚效应，国内对人才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人才政策、经济等外部因素，国外学者更加注重就业机会、薪酬、生活品质等个体因素；三是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关系构建，国内学者基于GaWC 发明的“互锁网络模型”，将城市网络构建从企业视角推广到人才流动视角，马海涛通过构建“归国人才三角”模型将人才流动与城市网络研究融合在一起，侯纯光等学者基于高校留学生数据阐述了全球人才流动网络的时空演化。

综上所述，基于地理空间视角人才的研究，着重从空间视角对人才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而且分析数据主要来源统计年鉴等截面数据，缺乏强有力的因果关联性，对于高端人才的教育、就业与工作地变更的空间特征和流动模式涉及不多。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杰青”的履历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线网站上公布的1994年-2018年杰青名录，基于名录在LETPUB 最新科学基金结果查询系统、高校和科研院所官方网站、百度百科等网站上手动搜索“杰青”的履历信息，本研究共收集到“杰青”的履历数据3124 条，占总人数的78%。

（二）研究方法

履历分析法，该方法以人才的履历作为数据来源，借助数量统计分析方法对履历中包含的信息进行编码和解析，对人才的职业特征、发展轨迹、流动模式以及个人与组织评价等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利用履历分析法从“杰青”的履历数据中提取杰青的出生地、学位获取地和工作地等地理信息数据进行空间分析。

三、“杰青”空间分布特征

（一）“杰青”籍贯分布特征

“杰青”籍贯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和安徽等省份，占样本总量的49.72%，湖北、江西和四川等省份构成了杰青籍贯分布的次一级聚集区。整体来看，杰青籍贯主要分布在东部长三角沿海省份，数量上总体呈现自东向西、自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规律。究其缘由，一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往往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东部沿海地区的教育、经济等自然和人文基础都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等因素，“杰青”在此地成才的数量较少。

（二）“杰青”学位获取地分布特征

“杰青”学士学位获取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江苏、湖北、安徽和山东构成“杰青”学士学位获取地的二级聚集区；东中西部地区不平衡性更趋明显。究其缘由，我国高端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高校资源，“杰青”的学士学位获取地与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与我国“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的分布格局相一致。我国“985工程”高校共39 所，东中西部分别占61.5%、20.5%和17.9%，“211 工程”高校共116 所，东中西部分别占58.6%、19.8%和21.6%，学士学位获取地与“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所在地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对应性。

对“杰青”学位获取地进一步分析发现，作为国内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群体，仅0.4%的“杰青”获取的是硕士学位，99.6%的“杰青”获取的是博士学位，即所有的“杰青”都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杰青”的最高学位获取地主要分布在北京，其次是江苏和上海。整体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不平衡性极为明显，分别占样本总量的66.3%、20.6%和10.7%。“杰青”最高学历获取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究其缘由，“杰青”中26%的人最高学位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获得，而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共114 所，北京39 所，占样本总量的34.2%，最高学历获取地与各省份科研院所拥有量也具有较高的对应性，因而，“杰青”学位获取地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省域空间集聚格局大体吻合。通过分析发现，有20.9%的“杰青”选择出国深造，美国为“杰青”出国继续深造并获取最高学位的首选国家，占样本总量的35%，其次为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少量分布在欧洲其他国家。

（三）“杰青”工作地分布特征

北京是“杰青”初次工作地的主要集聚地区，其次是江苏、上海和湖北。整体来看，“杰青”初次工作地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数量分别占样本总量的64.3%、20.8%和14.9%，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始终是“杰青”在选择工作地时最热衷的地区；西部因其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以及经济实力的相对落后，受到“杰青”的青睐度相对较低。通过上文对“杰青”最高学位获取地的研究发现，20.9%的“杰青”是在境外取得的最高学位，部分“杰青”在获取最高学位后选择继续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或者在国外参加工作，因而，有30.7%的“杰青”初次工作地分布在国外，与“杰青”最高学位获取地在国外的分布情况相吻合。

“杰青”目前工作地的分布空间差异明显。总体来看，74.5%的“杰青”目前工作地分布在东部地区，且主要以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省市为主，中西部地区“杰青”目前工作地分布各占15.9%和9.6%。另外，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究其缘由，“杰青”目前工作单位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上文研究可以发现，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格局与区域内部差异密切相关，“杰青”初次工作地和目前工作地分布格局高度耦合，具有很好的时序传承性。

四、“杰青”空间流动模式分析

（一）教育流动特征

教育流动即从学士学位获取地到最高学位获取地的流动。省内流动层面，35.9%的“杰青”学士学位获取地和最高学位获取地在同一省份内，未发生流动的省份主要为北京、江苏、湖北、安徽和上海等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省际流动层面，44.5%的“杰青”教育流动发生在全国不同省份之间，流动量最大的省份对为江苏-北京，主要由东部的江苏和山东，中部的安徽和湖北，西部的陕西和甘肃流向北京和上海，具有明显的区域指向性。国际流动层面，19.6%的“杰青”发生国际流动，主要由国内流向国外，由国内的北京和长三角省份流向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不难看出，流出地多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流入地主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与教育资源在全球的分布格局密切相关。

（二）就业流动特征

省内流动层面，44.5%的“杰青”最高学位获取地和初次工作地相同，即流动发生在同一省份内的同一城市或者同一省份内的不同城市，这些省市主要是北京、江苏和上海，因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以及各种资源在此汇集，对在此毕业的“杰青”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因而未发生流动。省际流动层面，23.4%的“杰青”最高学位获取地和初次工作地分布在全国不同省市形成省际流动，流动量最大的省份对为陕西-北京、黑龙江-北京、上海-江苏、北京-河南、北京-江苏、江苏-北京等，主要由中西部省份流向北京，以及由北京流向东部沿海省份以及西部的甘肃等地，不难看出，流出省份分布在高校密集的北京长三角地区，流入地以北京为主，这与不同省份所拥有的科研院所数量以及不同年龄段所处不同时代的就业形势有关。此外，还有32.1%“杰青”的就业流动发生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且主要由国内流向国外。全球范围内的就业流动主要流出地为东亚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主要流入地为美国、欧洲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

（三）工作地变更流动特征

1.工作地变更一次流动特征。15.5%的“杰青”工作地变更发生在同一省（市）内，主要以北京市为主，其次为上海、江苏和天津等东部沿海省市，究其缘由，“杰青”的工作单位主要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尤其是在“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单位这些声望高、资源优质的单位，它们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发达省市，且作为东部沿海的中心城市和省份，优质的就业、教育和医疗等资源为“杰青”的科研和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37%的“杰青”工作地变更发生在不同省份之间，流动量最大的省份对为四川-北京、湖北-北京、江苏-北京、江苏-上海、北京-上海、广东-北京等，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和江苏等省市既是主要的流入地，又是主要的流出地，即工作地变更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同时，各地区内部工作地变更流动也存在差异，其中，中西部地区高端人才呈现流失状态，但湖北省和陕西省却是“杰青”的主要流入地，究其缘由，湖北省拥有129 所高校，拥有良好的科研氛围，吸引大量高端人才在此集聚。同样，陕西省作为我国西北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省份，其高校密度和受高等教育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拥有包括西安交通大学在内的7 所“985 工程”“211工程”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等多所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因而成为西部地区高端人才的聚集区。

2.工作地变更两次流动特征。“杰青”工作地第一次变更时，7.7%发生在同一省市内，主要是北京、甘肃、安徽和湖北等省市。21.8%的“杰青”工作地第一次变更发生在国内不同省份之间，“杰青”工作地第一次变更流动量最大的省份对为北京-吉林、北京-天津、山东-北京、北京-上海等，北京和上海既是主要的流出地又是主要的流入地，这与其本身分布“杰青”的总量大有关系。70.6%的“杰青”工作地第一次变更发生在国际层面，包括同一个国家不同单位之间流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国外流向国内以及国内流向国外四种流动方式，分别占流动总量的17.4%、17%、28.7%和37%。“杰青”工作地第一次变更流动量大的国际对为美国-北京、北京-美国、上海-美国、江苏-德国、德国-美国等，主要由北京、上海、江苏等省份流向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同样，也从美国、德国和日本流向北京、上海和湖北等省份。“杰青”工作地第二次变更中15%的“杰青”在省内流动，34.7%的“杰青”在全国不同省份之间流动，50.3%的“杰青”工作地第二次变更为国际流动。“杰青”工作地第二次流动量最大的省份对为北京-江苏、北京-广东、北京-山东、陕西-北京、上海-北京以及甘肃-北京等，即“杰青”工作地第二次流动主要发生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国际流动层面，主要由美国、日本、德国流向我国的北京和长三角。

五、结语

本文初步分析了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为代表的中国高端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流动趋势，仅仅反映了高端人才流动总体规律，尽管人才流动受到经济、人才政策、基础设施和科研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但其终究是一项高度个性化的决策，从本文中不难看出，高端人才的流动性不断加强，因而了解高端人才流动的决策过程，以及在选择流入区域、机构时的影响因素，可以提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地方政府在人才引进政策方面的精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