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单位制的瓦解，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由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性治理。而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正是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不断迭代的时期，大数据技术发展与国家技术性治理需求高度契合，并在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学者们对大数据技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已形成共识，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往往忽略了我国基层巨大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偏重于对大数据治理方式方法的探究，对各类型、各层次的大数据社会治理需求研究不足”[1]，由于治理手段不适宜或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治理常常失灵。

尽管有少数研究提出，“基于大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依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特征和行政资源，结合开发成本、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等要素因地制宜地探索优化才能取得成功”[2]，但这些研究往往将技术仅视为治理的方式或手段，偏重大数据技术在基层治理路径的适配性研究，而缺少技术“自主性”的研究视角。正如郑永年在《技术赋权》中指出，互联网给政府和社会都增加了权力，既使政府更加开放、透明和负责任，也高度分散和超越了政府权力的限度，从而重构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3]。当然，技术的自主性也是有限的，“单纯的技术要素无法决定国家治理的变革路径，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二者的关系最终是由二者围绕技术的实践和互动所决定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