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华，钱文荣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城乡流动的壁垒得以瓦解，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动，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迁移活动。几十年来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为我国人口脱贫做出了巨大贡献。据《2018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 836 万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农民工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17 266 万人；从增长速度上看，2010—2018 年乡外就业的农民工年均增长约为2%，体现出我国农民工群体中外地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庞大，且规模仍在持续扩张的趋势。从宏观层面上看，务工地点的远近会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影响[1]；微观上，务工地点的远近还会对个体的收入、就业、迁移和生活等产生影响[2-3]。新迁移经济学指出，个人进行最优迁移决策，考虑个体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还将重点关注家庭利益是否最大化[4-5]。由于我国农村的家庭观念十分浓重，对家庭的利益也更为重视[6-7]，因此农村家庭成员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如今外地务工作为农业户籍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之一，家庭因素对其务工地点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于农民工外地务工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会对农民工外地务工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与外地务工存在倒U 型关系，身体健康、接受过非农培训和有过迁移经历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外地务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