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何鑫 张锐智

一、引言

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制化提供了宝贵的契机。总结我国社区治理现有成绩的同时，突破现存社区治理难题不仅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完善社区治理法制化进程的根本任务。因此，立足于我国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开阔视野的比较与研究更具时代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城镇化之路，尽管这一过程发展缓慢，却为日后日本城镇化奠定了基础。二战后，日本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1950 年日本的城市人口为3137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7.3%，1975 年跃升至75.9%，[1]至2017 年，日本城镇化率已达到93.02%，居世界之首。[2]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日本也经历过城市社区环境差、人口流动性较大、社区治安差等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城镇化快速发展对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公民对日本老龄化问题、环境问题、福利问题关注程度的提升，日本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不断改变传统政府主导观念，依据现代法制化的要求，形成由政府、町内会、社区营造协议会、非盈利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型治理模式。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极为迅速。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0.64%，但至2011 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3]到2021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4]如此快速增长的城镇人口及迅速增加的城市社区，对城市社区治理提出很大挑战。我国政府、基层党组织及社区自治组织等主体在社区治理中不断摸索，依照社区治理法制化的标准及要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法制化体系、理念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