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的完成，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差不多用去了我十几年的时间，如此“旷日持久”，不免会觉得感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王德威先生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先是长篇论文，后来扩展成专书），当时受其激发，便有了些想法，于是陆续写出，暂时积攒在手里，后来凑成书稿，算是对这一在学界广有影响的说法的一份侧面回应。德威先生惋惜“五四”新文学未能对晚清文学的“通俗性”持以必要的尊重，心浮气躁地看漏了它实际所包含的丰富的“现代”因素，而有意无意对之造成的“压抑”，致使自身本应达成的丰富和深刻，或者说广度和高度，都不免因此而有所受制。这一“后见之明”，虽确有所“见”，但可能在带来新“见”的同时，也带来些新的“不见”和“未明”之处。

我当时其实颇忧心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蔚为大观的“通俗”、“世俗”或者“物质主义”的文学写作，有可能降低中国文学所应有的思想及精神水准，并将其与上述郑重致敬晚清“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惋惜“五四”新文学有意无意对其造成“压抑”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去挂钩，认为后者对前者虽然未必有直接“责任关系”，但至少起有推波助澜作用，间接责任还是有的，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者是也。现在看来，也许有些责之过苛。至于“压抑”云云，那也要看怎么说了。思想、学术，文化、文学，其发生、发展与生命元气的保存，都离不开自由、多元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