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

经过近一年的筹措、增补、修改，由孟昭毅、吴俊忠教授主编的《究东西文明  行学术大道——郁龙余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即将付梓。11月24日，在深圳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上，龙余先生嘱我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

原因之一，我们在深圳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从事的都是文化教育工作。可谓是心气相通的同道中人。原因之二，龙余先生不但是印度文化的研究专家，也是“深圳学派”建设的积极响应者、参与者。2019年，他的《“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纳入“深圳学派建设丛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原因之三，龙余先生不但为深圳文化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他全家都为深圳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996年，《花季·雨季》出版后深受好评，入选“中国三十年三百本书”和“深圳四十年四十本书”。这些荣誉的获得，当然是作者郁秀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书香家庭熏陶的结果。缘此，2001年郁龙余、郑亦麟家庭入选“深圳市双十佳廉洁文明家庭”，2002年入选“首届深圳市优秀书香家庭”。

在这本纪念文集成书过程中，龙余先生多次征询我的意见，我也有感而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然我和龙余先生是心气相通的同道中人，但是读罢全书还是有许多意想不到之处。

没想到他是一个大跨度改行的学者，而且改得如此成功。在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任上，干得风生水起。而且，他牢记老一辈学者汤一介、乐黛云教授嘱咐，不忘本行，将深大印度研究中心办得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先后评为“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和“教育部国家和区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