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

作为一位身在海外的华文写作者，同时也置身于院校学界的批评语境之中，我亲眼目击并参与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批评——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全新话语言述体系的建构的全过程。这其中，就我个人的了解接触而言，在中国众多为此拓荒耕耘的人物中，我以为最值得嘉许的，也与海外华文作家交谊深笃、给予我个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贤厚长者有两位：一位是南昌大学的陈公仲老师，另一位就是本文着墨的华中师大的江少川教授。而三卷本《江少川选集》全面呈现的，正是少川兄长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如何从艰难起步到言述逐渐成形，并逐渐确立其“经典化”地位的跋涉历程和笔耕实绩。

回到这个“文学现场”的话题，自己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文科大学生，当年恰逢国门初开，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位处南大门广州，得风气之先，读到白先勇小说、余光中诗歌与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等。当时的阅读感受，就既是新鲜惊喜的，又是陌生困惑的——全新的题材和全新的叙述带来的语言与视界的冲击，会随时被话语模式的陌生和价值意义的混淆失落所遮掩、所淹没。记得当时，上海《收获》杂志最早推介了白先勇的小说。与此同时，余光中、郑愁予的诗歌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在中文系学生里悄悄流传。那种读后骤然降临的题材和语言的冲击，人物和场景的新鲜感、刺激感可谓滔滔滚滚袭来，却因突破了以往习惯的审美与思维窠臼，而难免读解生误以致争议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