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雨霁

1926年6月9日，北京的《晨报副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的文章。受命于大阪每日新闻社，日本现代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以海外特派员的身份，于1921年3月30日登上了“筑后丸”号邮船，抵达上海。作为具有深厚汉学修养和文人画趣味的现代日本知识分子，他的中国想象是颇为古典的。怀揣着对汉学和革命的双重兴趣，芥川氏在《上海周报》的主笔西本省三的陪同下，正式拜谒了晚清民初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太炎）。然而，这一场以“現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讨论，在芥川龙之介的笔下轻轻地浓缩成了一句：“章炳麟氏不时地挥动着他那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炯见。”

在通篇回忆性的文字里，他反复书写着在章氏书斋的“寒意”和悬在墙壁上的一尾鳄鱼标本。这是一幅极有意思的画面：在一个没有毡毯和暖炉的书斋，穿着长袍和厚毛马褂的章太炎伸着长长的指甲，跟身着凉薄哔叽夹衣的日本文人议论着“中庸的国民性”，怒斥着民初的政治堕落和学问沉滞，或许芥川龙之介肉体的冷感应该被理解为他与“自甘堕落”的民国的失望相遇。而章太炎在一个冰冷的书斋里热情激昂地言说“复兴中国”，无意间也成为他在新知识分子群体中“尴尬”身份的一个隐喻修辞。

庚子年秋，吾师林少阳于香港城市大学为中文系的研究生开授了一门名为“汉语综论”的必修课程，恰逢该年我入学读博，便“顺理成章”地开启了我担任该课导修助教的职务。林师这十年来孜孜以求地做章太炎研究，这门汉语课无疑是借来了章氏的学术思考为基盘，追溯中国传统的“文”学之概念，以重审白话文、白话文学及其现代性表征。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曾经在为郑毓瑜的《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一书作序中，意味深长地强调了“中国‘文学浑厚绵延的体系：记号—样式—文饰—文化—文学—著作—文学”。更甚，当言语的审美之“文”直面伦理与政治现实之际，便成为行动介入的现实之“力”。清末民初的中国经历着从封建帝国到民族国家转型之阵痛，与之相伴随的是以“小说”为核心的西方概念“literature”被翻译引介，进而取中国之“文”以代之，与创造“新国民”的政治诉求互为表里。这一方面想象性地固化了“言文一致”与“现代化”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以排斥文言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的内推力。还有，借以重筑“汉语”主体性的“情”（或曰“诚”）及“音”，这门课进一步地对现代汉语修辞学、民初歌谣运动乃至现代文学的源头危机进行了思想史意义上的厘清。

既然，中国现代的“文”学是被削足适履地成为“literature”的指代，照西方之葫芦，画中国之瓢地纳入了现代性的论述，那么，要重新绘制出中国之“文”的有声、有情、有“孳乳”，有“媒质”的历史脉络，便是要破除对于“文学”乃至“汉字”本身的“固有”常识。这对于我而言，确实有难度。香港的大学导修制度是搬抄自美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教授一般只负责上大课，主讲科目的知识要点;博士生负责带讨论导修课，强调学生的课堂参与和讨论，以求抵达对大课更深层次的批判性的理解。果不其然，直至同学们报告时，大家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各个准备的题目都颇具深意和新意，这些让我这个初次当老师的博士生，有了一种“教学相长”的快乐和自在。

但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关于周瘦鹃及其“紫罗兰”的想象。之所以可以展开该课题的研读，全然得益于陈建华先生的新书《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三年前，在《陆小曼·1927·上海》一书里，为“美人魂”着迷的才子这般写道：“以前的小说从上海看香港，这回从上海看五四，触碰到五四的软肋。”有意思的是，他的这本新书虽套了一个绮丽温软的言情模样，却是一本正经、大张旗鼓地触碰白话文的“软肋”的严肃之作。因政治身份的保守及“文白并用”的暧昧姿态，被视为“鸳鸯蝴蝶派”干将的周瘦鹃，在其后以新文学为起源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被迫遁入不可见的灰色地带。剪几段卿卿我我，骨子里还有几份情与意，借着大众媒体南腔北调的吆喝，夹几句古雅风韵的词句，周氏向来反对以绝对对立的新、旧之分来看文言与白话在形式上的割裂，最怕的是白话也唱起了“八股”的调子。他那颇具创意的“影戏小说”，将外来的视觉影像文本以跨体裁和跨语体的方式，加以翻译和改写，转化成半文半白的古典小说读本。其实，周瘦鹃的“紫罗兰”想象和衍生，早已自觉地承担起自晚清到五四“文学革命”的情感启蒙与教育的任务。

12月初，大雪未至，最后一堂导修课落幕。香港的冬天来得是如此犹豫不决，阳光明媚如暖流。人总是喜欢叙述的断裂与二元、归纳的清晰与简便，殊不知，那些散落在清末民初的“逆流而行”复古之文、国粹之语、艳情之句，早已在冥冥之中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旅。

记得前几日随手翻到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有这么一个场景：胡兰成在雁荡山读到了古人之语“君子如响”，不由会心一笑。而张爱玲见之却“兀自欢喜得诧异起来”。“君子如响”一词最早可见《易经·系辞上》，后又现于荀子《劝学篇》，即“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向”通“响”，说的便是君子对于问答，宛如回声，不多不少，恰如其分。顺此，这一“情迷汉字”的题目便是要“反借”陈国球对夏志清的“Obsession with China”（情迷中国）一词的翻译，愿诸君在一些无所谓有无的时光里，能“执拗”地回响起几句“情动于中”的言、“心生言立”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