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多年前，笔者到书店购买了冯天瑜的著作《中华元典精神》拜读，并当面向先生请益。原来，冯先生著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海峡两岸出版后，在海内外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当代哲学巨匠张岱年先生曾称其为学界“重大贡献”。

三十年过去了，即使是身染沉疴，经受化疗的折磨，冯先生仍然孜孜矻矻，持续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元典精神，而且常说常新。去年，他与弟子姚彬彬合撰的最新成果《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即是明证。

作为叙介中华文化元典的扛鼎之作，该书首先阐发了中国的哪些典籍堪称“元典”，元典生成的历史条件，中国元典与古希腊、希伯来和印度元典的异同关系，由此透视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特色。冯先生是“元典”一词的创制者。自1992年起，他就引经据典，开始系统阐释“元典”。指出，诸如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zhǎng）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均是“元典”的别称。同时，他把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四五百年间，称之为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的几个古文明区（如东地中海、南亚与东亚文明区），不约而同地创作出意蕴深远的经典古籍，奠定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这些典籍均可称为“元典”。

同样，冯先生也是“元典精神”的率先阐发者与践行者。所谓“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这种典籍因其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故称“文化元典”。诸如忧患意识、变通自强观念、和合融通思维、民为邦本与向善好学等中华民族带有本根性的精神资源，均可视为“中国元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