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美著

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志、府志等。我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传统，目前可考的官方明令修志最早出现在隋朝，宋代地方修志开始繁兴，明、清则是修纂地方志的高峰时期，尤以清代的修志成果更为突出。梁启超认为：“史之缩本，则地方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

《（同治）衡阳县图志》，是清代同治年间修纂刊刻的衡阳县志。全书十二卷，含疆域、事纪、赋役、建置、官师、礼典、人物、山水、艺文、货殖、序等内容。该书是一部编纂质量颇高的地方志乘，“全书类目新颖简明，搜采宏富，是为清末邑乘佳作”。梁启超在论及清代地方志时，指出“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湖南就有“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当然，梁启超此说有不准确的地方，清代最有名的《衡阳县志》（即《衡阳县图志》）是同治年间所修，最有名的《桂阳县志》也是同治年间所修，其名为《桂阳直隶州志》。

《（同治）衡阳县图志》作为一部名志，其作者是谁，在已经出版的资料中说法不一。一说为“罗庆芗修，殷家俊、彭玉麟纂”，一说为“彭玉麟修，殷家俊、罗庆芗纂”。这两种说法中虽然彭玉麟、罗庆芗所署修、纂位置不同，但无疑认为彭、罗、殷三人是该志的主要作者。考之《（同治）衡阳县图志》刻本，则在其序中说明，该书由彭玉麟序录，殷家俊作诸图及日星诸表，罗庆芗等十多人采访编校，并无特别注明具体由谁修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