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冰

1951年《中国物理学报》刊登了由邓稼先撰写的《关于氢二核之光致蜕变》，1984年《计算机研究与发展》刊登过我国“757”工程千万次计算机的研究成果。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袁隆平选育杂交水稻、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再到《航空学报》2019年刊登的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院士撰写的《大型客机信息化研制支撑体系架构研究》……一批批足以铭刻在中国科技史上的科研文章，最早都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并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20世纪，中文科技期刊曾是我国科研成果的主阵地。然而近20年来，我国科学评价体系过分倚重SCI的科技评价导向，致使中文科技论文产出不断下降，英文论文中90%以上的优秀前沿科技成果刊载到国外科技期刊——2000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第一作者的SCI论文，由2.26万篇上升至32.39万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发表的论文，由0.92万篇上升至2.57万篇，年均增加970篇；而在海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则由1.34万篇上升至29.82万篇，年均增加16753篇。

相应地，我国本土期刊对我国SCI论文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40.7%，下降至2017年的7.9%。

论文“越来越强”，期刊“不强反弱”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内不少科研单位甚至某些科研主管部门，在研究评价中过于强调SCI，并将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指标化、数量化地置入评价体系或方案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强迫性”地将我国的大量优秀科技论文引导到国外发表，使得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的高水平稿源日益匮乏。

相应地，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内一些科技期刊不仅没有奋起直追，反而“自甘堕落”，沦为“毕业论文”“职称论文”的发稿工具，背离了发表创新成果这个科技期刊最根本的功能，很多科技期刊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陷入学术影响力低下与优质稿源缺乏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用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邬书林的话说，在中国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成果发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期刊水平不高，造成大量高水平论文外流，论文外流，又造成期刊水平下降”的怪圈。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当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国外，而重要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也基本都在国外时，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学术资源“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从而使得我们这个科研强国丧失了应有的学术优势和科技话语权。

近几年来，我国对世界科技创新贡献率大幅提高，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产出国。2018年，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我国科研论文已达41.8万篇，连续十年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量、热点论文数量持续居于世界第三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达535万人，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成长起来，原创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相较之下，我国科技期刊建设短板突出，国际显示度低，学术影响力弱，全国5000多种科技期刊，被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的只有200余种，载文量不足3万篇。是时候让科技期刊触底反弹了！

肥水外流，一年送去一艘航母？

北京工业大学刘彩娥研究员2018年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发表论文称：检索2006年到2016年的数据，10年时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面上项目经费总额为8075650万元。面上项目中各项科研成果总和为：国际期刊论文380314篇；国内期刊论文406102篇；专著44867部；发明专利43253项。假设每种科研成果的成本花费是均等的，那么，这10年间经费总额度与科研产出之比约为9.23：1。也就是说，每篇论文的经费成本平均为9万余元（科研项目从立项资助到结题一般3到5年， 年度报告中不是当年的经费用于当年的科研产出，文章计算仅仅是粗略的估算）。

以此计算， 2016年SCI收录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321266篇，科研经费成本大约为295.56亿元人民币（包含少量国内英文版刊物）。单中国学者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的版面费， 有专家粗略估计每年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中国改造辽宁号航母时，购买“瓦良格号”的花费为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亿元。而中国改造辽宁号航母的花费约2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0亿元。

此外，我国的科研人员完成的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国外的刊物拥有版权，国内同行想阅读这些文献，国内的科研单位又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或者订购国外的刊物。粗略估计，全国211高校每年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花费大约十几亿元人民币，这笔费用仅仅是一年时间的使用权，并没有购买到永久性的文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某高校杂志主编透露，作为一所部属211高校，每年光是向三大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约翰威立）缴纳的数据库使用权费高达500万元人民币，其中仅“老大”爱思唯尔就超过200万元，而且这种费用还以每年10%—20%的比率上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术期刊多媒体出版集团，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爱思唯尔集团旗下拥有超过4000本期刊，每年发表超过40万篇论文，供全世界的科研人员搜索阅读下载，每年的文献下载量有9亿次。

“从2018年开始，德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就无法浏览爱思唯尔的电子期刊资料库了。代表德国超过200所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共图书馆等共同权益的Projekt DEAL谈判联盟，与爱思唯尔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最终还是因为昂貴的订阅费而谈崩了。现在德国科学家只在另外两大学术出版集团上发表论文。相比而言，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就更没有议价能力，只能每年缴纳不断上涨的数据库使用费。”这位编辑感慨。

以敢言著称的施一公院士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上，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国大学导向的最大问题。

一组来自中国科协的相关统计数据佐证了施一公的说法。2013年国内科技期刊发文总量109.7万篇，在国际科技期刊发文总量约23.3万篇；到2017年，在国内科技期刊发文总量不到103万篇，但在国际期刊上发文总量已超过35万篇，且国际发文量和总被引频次均已位居世界第二。在物理学、化学、生物与生物化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近10年世界最高被引前50名论文中，我国作者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

这种肥水外流的严重现象让人痛心！

战略资源外流不容忽视

每年从经费上给美国一艘航母也就罢了，以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而言，这笔费用也不算特别惊人。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论文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科技期刊作为科技论文的载体，直接映射着科技、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且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大背景息息相关。

纵观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不仅集成了全球学术生态建设的核心要素，而且对科技创新的支点作用显著。中子的发现、核裂变的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类首次登月的阿波罗计划、染色體的结构与功能等重大创新成果，处处都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身影。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术共同体变迁的亲历者，是人类重大科技成果的记录者，也是带动期刊形态演变的领头羊。

汤森路透发布过一则《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列举了近3000多位来自全球的“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简称HCR），其中107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科研人员。该报告认为： 这些科学家正影响着各自的科研领域，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报告还分析了这107位中国科研人员的学科分布，按照人次数量依次为： 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地球科学、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分子生物与基因、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农业科学、植物与动物、微生物学、免疫学。

现在中国的科研工作者竞相将高质量的论文以英文撰写的方式大量发表在国际科技期刊上，既增强了对方的学术优势，也迎合了西方殖民与文化霸权的愿望，并促进了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与学术殖民的形成，使我国进一步丧失学术话语权与民族文化自信、科技自信，丢失了应有的学术优势与科技话语权。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指出，2019年以来所发生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对华为员工及华为资助的个人参与审稿做出无理限制的事件，对我国及全球科学共同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痛定思痛，我们深刻认识到科技期刊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倡导并支持全球科技界的无国界、无歧视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进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争夺我国在国际期刊界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发表国家，具有国际一流的科技稿件源，可以提供略高于世界平均质量的、占世界学术总产出约20%的科技稿件源，其中不乏高影响力之作。基于检索统计结果显示，2018年，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我国科研论文41.8万篇、26.6万篇和5.9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从这个基本面判断，我国有能力在满足国内发表需求的同时加大面向国际的高水平供给，满足全球科研传播和交流的高质量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在近几十年国际科技期刊出版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科技期刊错过了四场颠覆性变革，即全球化变革、数字化变革、结构化变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跨界融合。但是在开放出版的大趋势下，本土科技期刊拥有了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毕竟在这个领域，中国和国际一流期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过去，中国的科研水平不高，要办高水平期刊是“难为无米之炊”，如今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为我国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了最大的底气，特别是科研实力的迅猛提升和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科研人才量质齐升，拥有了为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提供稿件源的大量作者群，论文发表的强大内需市场已经形成，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

创办于2013年的《高功率激光科学与工程》于2015年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结果三年后，被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奖项目列为引用文献。从此，这本杂志成为世界高功率激光科学领域的一本“必读”期刊。近年来，由这家期刊举办的在线论坛、线下会议，也已成为全球该领域顶尖学者“打卡”必到的学术盛会。

由此可见，一旦中国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杂志，就可以吸引到全球更优秀的作者向杂志投稿。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版方将保有论文的完整知识产权，科研数据也将完整保留在期刊编辑部，这对国家科技数据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世界学术出版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后来逐步转移至法国、荷兰和英国，现在变成了美国。下一个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会不会是中国？

（摘自《新民周刊》2020年第48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