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七十年了。而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交往，屈指算来，也整整三十年矣。

三十年不算短，想说的话似乎很多，却又不知说啥是好。我知道，作家们写人文社的好文章多了去了，我若再写一篇，也就凑个数而已。既如此，那就简单说说我与人文社三十年来的交往情况吧。

我与人文社第一次交往，是1990年。我之所以与人文社交往，缘于人文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当代》，乃全国响当当的名刊，尽管那时的我还在一个原始的大山沟——西昌卫星发射场——当兵，但《当代》每期发表的报告文学，都是我的必读之作。正因此，我记住了《当代》，也记住了《当代》一位编辑的名字，她叫刘茵。

而我亲眼见到刘茵老师本人，则是十年之后了。1989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二年初夏的一天，军艺文学系与《当代》杂志举办座谈会，那天刘茵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当我第一眼从座位牌上看到“刘茵”二字时，我喜出望外，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代》发表报告文学，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也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刘茵老师就是《当代》专门负责报告文学的编辑。于是会后我找到刘茵老师，把我当时正着手创作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构思和她简单聊了聊，恳请得到她的指导（当时在场的还有《当代》的年轻编辑杨新岚）。刘茵老师听完我的构想后，说，题材很新鲜，选发也很有新意。这样，你先不要考虑别的，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写完，然后先给我看，我看后再与你联系。听了这话，我好似吃下一粒定心丸;刘茵老师的随和、亲切与真诚，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個月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当即复印一份，寄给了刘茵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给《当代》这样的名刊投稿，有信心却无把握。但十天后，我便接到了刘茵老师的电话：稿子看了，不错，题材新，观念新，思维方式也很新，我们初步考虑刊用。但书稿太长，不能全文发，你最好能来出版社招待所住两天，把书稿再压一压。我放下电话，兴奋不已。但军艺有规定，学员不能在外过夜，我只好利用周六偷偷溜了出去，然后在刘茵老师的安排下住进了人文社招待所。

人文社的招待所位于人文社的后楼，狭小简陋，寂寂无闻，若与北京的豪华大酒店相比，最多算个火柴盒。但后来我才得知，中国不少重量级作家都在这个“火柴盒”里改过稿，并由此登上文坛，扬名天下。我在这个“火柴盒”住了两天，昏天黑地，昼夜不分，顿顿方便面，没出过一次门。改完稿那天，已是凌晨5点，我站在朝内大街166号的门前，望着初升的太阳，像熬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大约一周后，我接到一封发自首都机场的来信，打开一看，是《当代》副主编何启治老师的亲笔，大意说，他现在在首都机场，马上准备登机，但书稿还没看完，不能及时回复，等出差回来后，尽快复我，不要着急。来信虽短短几行字，却令我感动。当时，《当代》的主编是秦兆阳，执行主编是朱盛昌，稿子经何启治、朱盛昌二位老师终审后，很快决定发表。不过后来我听刘茵老师说，稿子决定发表前，编辑部也是有过顾虑的。一是此稿题材重大，内容敏感;二是思维超前，打破了某些写作“禁区”;三是稿子只有保密部门的意见，其他部门还在审查中，结果未卜。发表此稿，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但是，1991年《当代》第1期，还是用头条隆重推出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责任编辑是刘茵和杨新岚）。接着，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等全国上百家报刊先后选发连载了此稿，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可有关部门的某些人很快找上门来，要追究责任。幸而《当代》挺身而出，为我遮风挡雨，其回答很朴实却有力：“《当代》编辑部有严格的三审制，只要作品没有泄密问题，其他问题由我们负责。”这才为我解了后顾之忧。

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又联合举办了《飞向太空港》作品研讨会，会议由社长陈早春先生主持，老前辈屠岸先生及评论家冯立三、雷达、白烨、李炳银、朱向前等二十多位专家也到场力挺。这是人文社为我举办的第一次作品研讨会，对我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作者来说，其鼓舞之大可想而知。1992年，《飞向太空港》获1990—1991年度全国

优秀报告文学奖，它既是我的长篇处女作，也是我的成名作。

我与人文社的第二次交往，是1993年。这年2月，我写完航天系列第二部《澳星风险发射》后，毫不犹豫地又给了《当代》。此稿写的是中国发射连连失败的问题，而失败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选题，何况用一部长篇来写失败，国内尚无先例。但《当代》经认真商讨后，认为此稿虽然写的是失败问题，切入角度却很巧，于是还是在1993年第2期头条推出了此稿（责任编辑是刘茵和杨新岚，副主编是朱盛昌、何启治、胡德培）;接着，人文社主办的《中华文学选刊》于1993年第2期头条选发了此稿;再接着，《当代》和《中华文学选刊》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澳星风险发射》作品研讨会，会议由朱盛昌老师主持。这是人文社为我举办的第二次作品研讨会。此稿后来获1992—1993年505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当代》“大科技杯”征文奖、1985—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当代》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三次交往，是1995年。这年5月，我完成了我的航天系列第三部《走出地球村》。在人文社出书，和当初我希望在《当代》发表作品一样，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但我知道，人文社对书稿要求很高，而我的水平有限，于是当此稿还在构思阶段——大概是1991年下半年时，我便与人文社编辑部主任李昕先生取得联系，在他办公室谈了我的基本构想。李昕主任听罢我的构想后，对其题材和构想都给了充分的肯定，不光提出建设性意见，还对书稿寄予厚望，并一再强调，书稿写完后一定先给他看！而且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李昕主任也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写作进程，每次见面都会问问书稿的进展情况，不光给予我写作的动力，还为写好此书增添了信心。所以书稿刚写完，我便送到李昕主任和刘茵老师的手上。但此稿涉及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正如李昕主任后来在此书的序中所写的那样：“《走出地球村》真正要写的已不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作家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实用意是以我国第一颗卫星研制的线索为经，以冷战环境下的国际对抗和竞争为纬，以一批堪称‘中国的脊梁的杰出知识分子及其社会活动为中心，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史进行一次痛切而深沉的整体剖析和全面反思。”因此，此书的出版难度可想而知。但后经李昕主任和责任编辑龚玉大姐的用心把控，倾力打造，此书还是于1995年12月得以顺利出版，而且李昕主任还特意为此书作序，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认为《走出地球村》不仅是李鸣生个人创作上的一个突破，而且在我国当前乃至整个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它也是独具价值、独具地位、独具光彩的佳作。”

而与此同时，《当代》也于1995年第4期隆重推出此稿（责任编辑是刘茵和杨新岚，主编是朱盛昌，副主编是胡德培、常振家、汪兆骞）;接着，《中华文学选刊》于1995年第5期头条选发了此稿;再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走出地球村》的作品研讨会。这是人文社为我召开的第三次作品研讨会。1998年，《走出地球村》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我与人文社的第四次交往，是1999年。 这年《当代》第2期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国家大事》，责任编辑是副主编汪兆骞。兆骞老师既是资深的编辑，又是知名的学者、作家，眼光独到，思想敏锐，我后来看到他力荐《国家大事》而写下的编审意见，可谓言简意赅，深刻精准，一针见血。此稿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在1999年第4期选发，后获中国报告文学首届“正泰杯”大奖。

我与人文社的第五次交往，是2003年。这一年，中国宇航员杨利伟上天，我的航天系列第五部《风雨长征号》恰好写完，我便将此稿交到了刚刚出任副社长的潘凯雄手上。凯雄副社长是我的老朋友了，当年人文社举办《飞向太空港》研讨会时，他就代表《文艺报》到会捧场;后来他在经济日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还出过我的一部长篇。他到人文社后我们便说好，我的下部书稿交由他出。此稿后经胡玉萍编审和陶良华主任精心编辑，于2003年10月顺利出版。本来，此书人文社也是准备要开个研讨会的，因当时我正在外地忙于一部电影故事片和電影纪录片的创作，本已筹备好的研

讨会只好作罢。此书后来入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我与人文社的第六次交往，也是2003年。这年年底，人文社出版了我的《毛泽东和他的随行摄影记者》（组稿是副社长潘凯雄，责任编辑是资深编辑龚玉大姐）。此稿属重大题材，加之照片繁多，送审、编辑、排版等工作都颇费周折。但经凯雄副社长精心策划、龚玉大姐认真编辑，此书不仅出版顺利，且品相甚好。

我与人文社的第七次交往，是2010年。这一年，我完成了我航天系列的第七部《发射将军》。由于此书很可能是我“航天七部曲”的最后一部，我自己比较看重，经慎重考虑，便同时交到了编辑室主任脚印和《当代》编委杨新岚的手上。脚印和杨新岚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我很看重、信任的编辑，所以多年前我就有给她俩一部稿子的打算。两位女将思想敏锐，眼光独到，看稿速度极快，短短一周左右，便分别给我打来电话。杨新岚说，稿子不错，留用了。但考虑到有些内容涉及审稿问题，不能全文发，只能从中选发几章。脚印说，书稿看了，也送给潘凯雄社长看了，感觉很好。但有一个问题，此稿属重大题材，按规定，必须走一下送审程序……

听到“送审”二字，我心跳顿时加快。二十年来，由于我写的题材几乎都属“重大”，书稿总是一次次地送审，而每次送审，我的心里都会经历一个战战兢兢的过程;尤其是第一部书稿被审了一年多，最后还无疾而终，此后似乎便落下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后遗症，所以有时宁可书不出，也不愿送审。但我也非常清楚，人文社隶属新闻总署，此稿是必须要走送审程序的。于是我犹豫再三，只有对脚印如实相告：这样，给我一周时间，我给别的出版社看看，如果别的社可以不送审，那请原谅我的自私;如果别的社也要送审，我再拿回来请你出。

结果，很遗憾，全书最终未能在人文社出版。尽管善解人意的脚印宽容大量，并不介意，我却感到愧对脚印。而《当代》这边，由于杨新岚摘选的五六万字无须送审，所以《发射将军》有幸在《当代》2010年第3期得以发表（责任编辑是杨新岚，二审是编委周昌义，三审是主编洪清波）。此稿后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10年第三站冠军。

我与人文社的第八次交往，是2017年。这年8月的一天，接到脚印的电话，说希望出版我的《飞向太空港》。此稿27年前发表于《当代》，27年后居然又成了所谓的“经典”，当时多家出版社和文化公司都希望出版此书。而我想保证此书的质量，不希望版本出得太多，所以谢绝了多家文化公司和出版社的好意。接到脚印的电话，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甚至连合同都不用看。此书出版后（责任编辑是脚印和王蔚），三年时间，再版11次，总印数已近二十万。

我与人文社的第九次交往，是2019年。这一年，我完成长篇纪实文学《敢为天下先》后，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脚印，我总觉得欠她一部稿似的。虽然此书也属重大题材，但由于此前相关部门有过审查，再经脚印和张梦瑶两位责任编辑做些技术性处理后，很快得以顺利出版。接着，人文社又为此书举办了作品研讨会，社长臧永清先生主持会议，并在开场白中这样说道：“李鸣生是人文社的老朋友了。这么多年，非常感谢李鸣生先生对人文社的信任和支持。《敢为天下先》是人文社近期推出的李鸣生的最新力作，也是当代纪实文学又一新的高度。李鸣生是一位有社会担当、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史诗风范和崇高品格，我想这也是各位专家学者汇聚于此的原因。让我们怀着对李鸣生先生的敬意和钦佩，来共同探讨他的这部最新作品吧。”这是人文社为我举办的第四次作品研讨会。

以上，便是我与人文社三十年来九次交往的基本情况。我之所以记录于此，意在证明，在我三十年的创作路上，人文社的确给过我很大的支持、帮助与鼓励;甚至说，没有当年《当代》发表我的第一部长篇，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我对人文社一直心存感激！

然而，扪心自问，我的这种感激仅停留在心理层面，而并无什么实际行动，所以总有一种内疚感。比如说，三十年来，记忆中我好像还从未请人文社的编辑们喝过一杯酒，吃过一次饭，每次去到他们简陋的办公室，坐在摇晃不定的沙发上，一杯清茶，几句寒暄，除了谈稿还是谈稿。尽管其间我也多次想过请他们聚

一聚，可不知何故，每次想到要饭桌相见，便踌躇不前。老实说，这还真不是抠门，而是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亵渎了那份多年来自然生成的纯粹？于是便想，对人文社编辑们的最好感激，也许就是尽可能交出两部像样的书稿吧。再比如说，几位曾经给予我很大支持、帮助与鼓励的编辑老师——陈早春、屠岸、高贤均、陶良华、刘茵、朱盛昌，我本该在他们生前给予应有的关心和照顾，可我还没顾得上好好关心、感激他们，他们便匆匆驾鹤西去。每当想起这事，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而尤其让我深感内疚的，是刘茵和朱盛昌两位老师。刘茵老师是2015年2月28日逝世的，在她去世的两天前，我还给她打过电话，说等抽空去看望她，不料两天后，她竟不辞而别。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后悔莫及。刘茵老师是我文学路上的伯乐和恩人，中国不少惊世骇俗、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均经由她手，故在文学界享有“中国报告文学的保姆”的美誉。她高贵的品德、善良的心灵、无私的敬业精神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我树立了人格的榜样。可在她的晚年，我却没能好好地关心她、照顾她，没有尽到一个作者对编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事至今我都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在我看来，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不该只是单纯的作品的关系，除了作品，还有人情，还有善良，甚至还有悲悯与日常。为表达我对她的追思与怀念，在她的追悼会上，我为她敬献的挽联是：

当保姆育作家 呕心沥血两袖清风

做好人爱朋友 良知不灭隐忍一生

朱盛昌老师是2019年1月17日逝世的，本来，好几年前我就有过计划，等退休后一定去拜望他。可惜我一次次错失机会，最终留下遗憾。为表达我对他的追思与怀念，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为他敬献的挽联是：

一生寂默大编辑

两袖书卷真文人

总而言之，三十年来我与人文社的交往，不过就是一种“素交”罢了。所谓素交，在我理解中就是一种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淡然相处，素似花骨，淡如春風;未见时默想着对方，见面时执手相望，无所不聊;即便彼此天涯海角，非但毫不生疏，反而倍感亲近，不为功利，只为懂得与相惜。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所以，在五花八门的人际交往中，我乐意素交。

最后，我想说的是，身为一个写作者，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交往三十年，是我的幸运！而我之所以愿意与人文社交往，一是人文社藏龙卧虎，群贤毕至，既有优良的编辑传统，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二是编辑队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编辑水平和鉴赏眼光;三是恪守职业操守，善待作家与作品，讲道义，重友情，守承诺，有信誉。简而言之一句话：值得信任。故此，倘若今后还有机会， 我仍愿与之交往。当然了，君子之交，素交为上，我最乐意并享受的，恐怕还是只有素交了。

2020年12月3日匆匆记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