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铁

球场上，几个低年级的小孩热情高涨地打全场。戴棒球帽的那个个子最高，但动作不协调，常常被自己绊倒。有个小孩袜子一直提到膝盖下面，异常兴奋，边叫边跑，可惜老也碰不到球。他们两个一队，但又像是各自为政，自得其乐。另一队是哥哥和弟弟。哥哥是个机会主义者，不怎么冲上去抢球，只是站在没人的地方，等球滚到他这边，他才活动一下。弟弟脚步灵活，左冲右闪，可惜个子太矮，常常被棒球帽帽掉。不过弟弟和棒球帽好像关系不错，虽然一起摔倒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打闹起来。

“那真是个长相奇怪的烟囱啊！”

一位穿着T恤衫的老人，带着浓浓的南方口音，对老徐说。他们坐在同一张长椅上。球场边只有两把长椅。另一把上坐着一位穿藕荷色连衣裙的女人，墨镜很大，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只把红红的嘴露出来。

老徐点头客气了一下，不知道老人在说什么，没有接茬。

球场的一边是一些金属的健身器械和滑梯，很多女孩子在玩单杠和爬竿，几个男孩在互相追跑，有时会撞到女孩身上。球场的另一边是一大片草坪，被柏油铺的环形跑道包围起来。草坪外面能看到几家民房，屋顶上都有烟囱，有的家还有两个，不过长相都是普通的长方形。老徐不知道身边的老人什么意思。

球又一次自己滚到了哥哥身边，哥哥正要弯身捡起来，弟弟却早已经风风火火地冲过来，轻盈地从地上抄起球，虽然面前没有人，但还是身体左右一晃，躲开了假想的防守队员，开始了他练习已久的三步上篮。迈到第四步时，穿长筒袜的小孩终于追上了他，撞到弟弟身上，一起摔倒了。棒球帽也来凑热闹，跑过来，脚下拌蒜，摔到了一起。球从他们身下滚了出来。哥哥已经到了篮下，捡起球，球打板进框。一比零。

“说实话，那个烟囱看起来真的不正常。”

老徐不得不手指着草坪外边房子的方向，疑惑地问老人是在说哪个烟囱。

“啊，你还没有看新闻。”老人一边说，一边从屁股底下抽出来一张坐得有些发软的《布镇先锋报》，“你拿着看吧，我已经看完了。”

孩子们终于还是打起来了，不过是和一个高年级的男孩。这个穿红色短裤的大小孩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和小孩子们一起玩起来，又不知为什么坐到了棒球帽的肚子上，双手握着棒球帽的双手，不知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不像在打架，倒像是在合演一出蹩脚的舞蹈。然后弟弟也加入了，应该是想保护棒球帽，不过嘴撞到了什么人的胳膊肘，立刻流了血。

篮球被什么人的脚踹了出来。哥哥捡起来，又进球了。

“是时候该回家喽！”老人拍拍腿，站起来，对老徐说，“你小儿子篮球有两下子！”

打球的里面只有两个亚洲面孔的小孩，老人不用猜也能明白老徐是他们的爸爸。

穿连衣裙的女人也站了起来，紧身连衣裙把她臀部一下子包了起来，颤动着，像刚出锅的嫩鸡蛋羹，肥大得和头上过大的墨镜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他们分别把棒球帽和红短裤带走了。

弟弟眼泪汪汪地跑过来，嘴唇肿了，还挂着血。老徐想给他擦，在兜里摸了半天，才发现没带纸，只能用手给孩子抹了抹。可能是抹的时候把孩子碰疼了，他使劲打老徐的胳膊。

哥哥在旁边用英语跟老徐说：“今天他被人打了。”

“我看见了！”

回家的路上，哥哥走在前面，弟弟耷拉着脑袋拖在后面。老徐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往常都是弟弟迫不及待地要在前面帶路，哥哥总对回家热情不大。就算是刚才打球常常遭到封盖， 也不该这样垂头丧气吧。

老徐停了下来，等弟弟走到身边，搂住他，问他怎么了。弟弟一下子哭了，但没说话。老徐冲前面已经走到路口的哥哥大喊：“你知道弟弟今天怎么回事吗？”

“他被人打了。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

老徐问弟弟是不是因为刚才嘴唇挨了一肘子。弟弟哭得声音更大了，指着自己的眼角说不是。老徐这才发现弟弟的眼睛里有红色的血丝，眼角也好像有点儿肿。他明白是白天学校里出事了，便问孩子是谁打的，老师有没有管。

哥哥这时候已经跑过来了，抢着说：“是约书亚！我认识那个小孩。”

“老师看见了吗？你告诉你的玛莎老师了吗？她没管吗？”老徐几乎是大喊地问，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可能是老徐的语气把弟弟吓到了，孩子哆嗦着嘴唇哽咽地说：“玛……玛……玛莎老……老师没在，雷蒙德老师把我们叫到了一边，不让我们玩……玩……玩了。”说到不让玩的时候，弟弟的声音又颤抖起来。

哥哥在旁边补充了重要的信息：“约书亚是在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打的他，然后雷蒙德老师就把他们俩儿叫到一边去了。我还跟他说是约书亚先动的手呢，不过他好像没听见。”

每次孩子们跟他说英文的时候，老徐总是会说“跟我说中文”。但这次他忘了。老徐没听说过这位雷老师，当然也没听说过约书亚，他只是觉得脑袋腾地一下涨起来。他一把抱起弟弟，大步往回走。哥哥在后面一边小跑，一边说：“约书亚早回家了，我刚才看见他爸开车把他带走了。”老徐头也不回地说：“咱们找老师去，找校长去。”弟弟哭的声音更大了。

小学的楼门已经关了，传达室也没有人，不过老徐还是使劲按门铃。哥哥把书包扔在地上，跑到门口的草坪上玩儿。弟弟已经不哭了，可能知道和自己有关系，所以没有跟哥哥去玩，而是和老徐一起站在透明的玻璃门外，等着看里面有什么反应。

老徐又按了几次门铃，隔着玻璃门，听不见声音，不知道门铃到底响没响。他跟弟弟说：“没事，你去和哥哥玩吧。”弟弟如释重负地跑走了。

教室和走廊的灯都还亮着。老徐趴在玻璃门上往里看，面对大门的一面墙上是三、四年级学生集体画的一片森林，今年的主题是环保，哥哥告诉过老徐，里面有一棵松树是他画的，他很遗憾老师没有让他画他自认为最擅长的飞鸟。地面反着光，好像是刚刚清洁过。教室的门都开着，厕所的门也开着，一个人也没有。老徐沿着草坪的边缘，走到楼的侧面，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往里看，直到走到学校的食堂外面，才看到里面有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人正把椅子扣在长桌上。餐厅很大，有很多桌子和更多的椅子，几排椅子已经撅着屁股跪在桌子上了，门口放着黄色水桶和棕色墩布，这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老徐敲了敲玻璃窗，见没反应，便跑到那个人对面的窗户外面，更使劲地敲。

那个人看到了这个在窗户外面张牙舞爪的中年瘦高的亚洲人，摘下大得夸张的红色耳机，走到了窗户旁。老徐在外面挥着手，嘴巴一张一合，像鱼缸里缺氧的金鱼。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问老徐：“东西忘在学校了？”得知老徐要找雷蒙德或者玛莎老师或者校长后，他又戴上了耳机，跟老徐说，“你看这里还有人吗？你找到了告诉我。”然后关上了窗户。

天已经黑了。弟弟边喊饿边小跑着想跟上大步往家赶的老徐。

老徐本来没想要这么晚回家，所以没穿外套，只穿了一件衬衣。太陽没了，冷风顺着领口往里面灌。老徐清醒了些，意识到自己有点儿反应过度，可能本来没多大事，别再让自己把小孩吓坏了。

老徐放慢脚步，主动把两个孩子的书包都拿了过来，然后左右手拉着哥哥弟弟，问他们：“今晚谁想吃汉堡包？”两个孩子都欢呼起来，并要求一定要有炸薯条。

汉堡店里正在展出布镇中小学残障儿童的美术作品。弟弟很兴奋，说上星期美术老师说起过，他差点就忘了，然后拿着汉堡，一边吃，一边一张张地看，竟真的找到了他认识的一个小孩的画，大声叫哥哥和老徐过去看。是一大团红棕色，里面有几个交叉在一起的圈，圈里面还有些黄色的点。老徐问孩子们这画的是什么。弟弟无所谓地说：“什么都不是。他画得不行！他拿笔的姿势也不对。”老徐看着孩子还泛着血丝的眼，自己的眼睛突然湿了。

晚上，弟弟想跟哥哥睡一张床。哥哥很懂事地同意了。

老徐本想问弟弟在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忍住没问，怕把孩子问哭了。他在弟弟和哥哥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说：“小心别从床上滚下来啊。”然后关了灯，关上了门。 这是一个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很小，一进门就是客厅，左手边是厨房和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圆桌的餐厅，右手边是两间不大的卧室。卧室中间是厕所。虽然才9点，外面已经一片漆黑了。起风了，风从树杈间呼啸而过，转个圈，又

回来。去年，从芝加哥搬到布镇的时候，他曾信誓旦旦地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但那股热乎气很快就没了。现在，老徐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有时他也觉得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他倒了杯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才发现裤兜里还一直塞着老头给的报纸。打开，第一版上就是醒目的大标题：《尸体在烟囱里！》。原来是布镇的警察找到了几天前失踪的四年级男生，竟然是卡在了一栋废弃了的房子的烟囱里。报道里说，威廉姆斯周五就没有回家，他父亲说自己没有立刻报警是因为小威经常放学不回家，不过每次第二天都自己回来了。如果给警察打了电话，结果第二天孩子又出现了，那时他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老威这样说。警察费尔南德斯先生则表示，这个废弃的房子就在小威家斜对面，周一接到报警来这里调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栋房子哪不对劲，但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晚上躺在床上，才突然明白，是烟囱，是烟囱看着很奇怪，”费尔南德斯先生说，“是上帝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就爬上屋顶，拿着手电筒顺着烟囱往里面照的，就像也是上帝每天早晨让我睁开双眼迎接新的一天一样。”没人知道小威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是怎么爬上屋顶又爬进烟囱的，小威的体育老师说他不爱运动，最怕练鞍马，所以他认为要是没有别人或者工具的帮助，小威自己一个人不可能爬上去。报道的最后是一个请大家捐款的网页：小威葬礼的花销老威还没有着落。

老徐已经很久没读报纸了，《布镇先锋报》这样的小报虽然在各个超市门口都免费发送，他却从没有拿过。他觉得只有本地人才会看这样的报纸，而自己算布镇人吗？如果不算，他又算什么人呢？老徐看完了占据两个整版的故事，然后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小威要钻到烟囱里去，为什么老威对孩子的安全那样有信心，为什么上帝会关心费尔南德斯的工作，怕不怕练鞍马与小威的死又有他妈什么关系。 他打开手机，搜关于这件事的新闻，结果都还不如《布镇先锋报》里报道得详细。整件事像个打不出来的喷嚏让他烦躁着急。

那个募捐的网页上只有一张小威的照片，照片下面是生卒年月日和已募捐到的数量（一千五百块），然后是“如果您想捐款，请点击此处”。老徐没有点开链接，只是拿着笔记本电脑，看着黝黑的窗外发愣。

第二天清早，老徐仔细观察了弟弟的眼睛。已经好了，一点儿血丝也没有了，眼角也不肿，平滑得像瓷器一样。

上学的路上，两个孩子一直在激烈地讨论中午休息时常玩的一种老徐从没听说过的游戏。讨论的重点是个叫杰森的小孩，小矮个，但总是这个游戏的冠军。他是兄弟俩共同的敌人。哥哥和弟弟一致认为杰森玩得好的原因就是他老耍赖，不过他们也承认杰森像猴子一样灵活，总能躲开砸向自己的皮球。“但球碰到他的时候，他都说不算，重来。”弟弟对此愤愤不平。一路上，两个人都在手舞足蹈地设计打败杰森的战术，老徐想插话，但又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学校门口全是人。这是所公立小学。布镇只有两所公立小学，西边一所，东边一所。哥哥弟弟上的是东边的这所，据说比西边的好一些。各种各样的家长穿着四季的衣服在送各种各样的孩子，主要是白人，但也有黄色、棕色、黑色，以及这些颜色调和出的其他肤色的人，挤在校门外面。

老徐蹲下来，拉住哥哥弟弟，让他们别和不听话的小孩玩，让他们离坏小孩远点儿，如果有人欺负他们就赶快告诉老师。他们说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他们眼睛忙乱地寻找着自己的同学，已经等不及要离开老徐，混进那堆颜色里去了。8点45分，铃一响，校门开了，孩子们呼啦呼啦地往里挤。一会儿，门前又恢复了原有的灰色。

老徐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才敲门，走进传达室。坐在门口的一位胸部巨大的中年女人，抬起头问老徐：“给孩子送东西？老师叫什么？”老徐一低头就看到她松软的乳沟，只得很不自然地盯着她的额头，说想要见一下雷蒙德老师。她回头冲办公室里大喊：“莎拉，雷蒙德老师今天来了吗？”她身后摆着两套桌椅，不过没有人，后面有三间屋子，都开着门，一间是校长室，另外两间没有挂牌子。老徐听到莎拉的

声音从一间屋子里传出来：“今天没来，他上一三五。”

门口的女人冲老徐摊开手，抿了抿嘴：“你知道，他只是我们的兼职老师，他不是每天都来。”

这时候，校铃又响了，女人立刻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用手把低领的毛衣往下拽了拽，很自豪地挺起露出一大半的胸。老徐刚要说话，就被她伸出的丰满的右手制止住了。美国国歌已经从看不见的地方涌出来，把整个教学楼灌满了。老徐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双手下垂放在裤子两边，面对面和她距离很近地站在一处，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转过身，去看女人正在看的方向。国歌唱完一遍后，又唱了一遍，直到女人又坐下来，老徐才确定国歌唱完了。

女人低頭继续手头的事。老徐犹豫自己该不该走，但又觉得女人身后校长室敞开的屋门正张开手臂等他进去。他轻轻咳了一下，问能不能见一下校长。女人抬起来头，看着老徐，好像很吃惊他还站在这儿。

“您有预约吗？”

“嗯？”

“那您有什么紧急的事吗？”

老徐感觉出了语气中正在不断减少的耐心，抱歉打断了她早晨的工作，然后语速很快地讲述了自己二年级的小孩昨天课间休息时的遭遇，并表示自己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她一直看着老徐，老徐停下来后仍然盯着老徐，好像老徐还没有说完，还应该继续说点什么。

正在老徐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莎拉从后面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一边低头在前台女人的桌子上找什么东西，一边说：“孩子在医院里吗？我们需要一张医生开的检查证明，”然后把一张表格放在老徐面前，“如果您想投诉的话，请填好这张表，笔在那儿。”她指了指台子上一个藤编的笔筒，几根圆珠笔正懒散地斜靠在笔筒的边沿，每根笔后面都绑着塑料做的向日葵花，像戴着黄草帽的狂欢节女郎。

莎拉的出现让老徐有些措手不及，他回想自己刚才的话，怕有什么用词不当，给人有要投诉学校的暗示，但又想不出来。他不是来找麻烦的，他只是想了解了解情况，老徐提醒自己。

“孩子已经没事了，我们也没去医院。就像我刚才说的，昨天晚上，他的眼角肿了，眼睛红了，但今天早上已经都好了。”

“哦，那太好了，这是我们都希望听到的。但如果您还想提交投诉，好让学校有个正式的记录的话……”莎拉轻轻地把表格向老徐面前推了推，然后很优雅地走回了她的办公室。

又只剩下前台女人和老徐了，她抬头等着老徐，乳沟仍然很深邃地看着他。老徐知道现在该走了。他把空白的表格还给这个女人，说了声“谢谢，打扰了”，然后往外走。

“如果要见校长，可以跟我们打电话预约。”女人在老徐的身后提醒他，声音很大，好像是老徐已经走出去很远，怕他听不到一样。

校园外面阳光明媚，停车场新铺的柏油路面反着光，像湖水一样。门前的草坪上摆了一堆花，可能是刚摆出来的，也可能一早就在那儿，只是老徐刚才送小孩上学时没注意到。老徐走过去看。花堆中央摆着一张孩子的照片，不大，也就是5×7的样子，不靠近看根本看不出是小威廉姆斯。

照片下面有一长条打印出的文字：“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诗篇 107》。”

花堆四周摆满了小卡片。老徐拾起几张读，都是威廉姆斯的同学写的。大多中规中矩，只有一张让老徐心咯噔一下：“真希望今天我们中午还能玩……”后面是哥哥弟弟这两天常提到的那个很擅长游戏的杰森的名字。

老徐沉重地把卡片放回原处，大步走回传达室，找前台女人要回了那张刚才没填的表格，对折后，放进自己的书包里。

晚上，老徐给孩子们做他们最爱吃的意大利肉酱面。他们一般放学后会在操场上玩一会儿再回来，从厨房的窗户能看到他们回家的路。天阴下来的时候，老徐看见哥哥弟弟还有一个黑人小孩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回来，他也住这片儿，和哥哥是好朋友。

老徐本想问问他们路上聊什么呢这么高兴，不过哥哥一进门就大喊：“杰克今天又被人打了。”弟弟也应声而哭。

老徐赶紧扔下炒菜的铲子，跑出来。果然，还是昨天的地方，眉骨的上方鼓了一个大包，大包上裹着一块方形的创可贴。弟弟哭着让老徐给他换一块创可贴，说里面特别痒痒。

老徐翻箱倒柜地找创可贴，却发现家里面的全是小号、长条形状的，不够大。就在老徐找的时候，哥哥已经帮弟弟把头上的那块揭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了。弟弟头上的包泛着青紫色，包的中央有条红色的小口，看得出，老师已经给擦洗过了，但老徐看到垃圾桶里的那块创可贴上全是血。得知老徐找不到新的创可贴给自己换上，弟弟觉得更疼了，哇哇大哭，哭得老徐心一下子慌了。他把电视打开，跟哥哥说：“别和弟弟抢，看点儿弟弟爱看的，等爸爸回来。”又跟弟弟说，“我现在就去买创可贴，你千万别挠，一挠就破了，感染了可就麻烦了。”弟弟冲着电视点着头，也不知道明不明白老徐的话。两个人把书包扔在门口，已经坐到沙发上了。

药店很近，不过也得开车。没有专门卖大号的，要想买，就得买一大包什么形状、尺寸都有的那种。本来应该很快，结果前面一个人拿了一堆优惠券付钱，收银员一张一张地核对，花了很长时间。老徐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提醒自己别急，一边等，一边琢磨待会儿回家该问孩子什么、怎么问，别吓着小孩。

回家的时候，远远就能看见哥哥弟弟都站在家门口的草坪上，边上还站着一个穿背心裤衩的中年人左右张望，他家大门和客厅的窗户也都开着。老徐不知所措地开上车库前的水泥地，才听见屋里的烟雾报警器正撕心裂肺地叫。他急忙打开车门，还没来得及下车，呛鼻的烟味和那个一直对他怒目而视的大裤衩就一起扑面而至。

“你是爸爸？你不要你儿子啦？”

他用手重重地在老徐车的前盖上拍了一下，不等他搭话，或许是不屑于听到他的解释，就光着脚走回了老徐隔壁的房子。搬到布镇后，老徐虽然也遇到过他几次，但从没说过话，这还是第一次。邻居站在自己的屋檐下，回过头，用手指着老徐，大喊：“下次再这样，我就报警啦！”

老徐觉得自己该说点儿什么，至少该说声谢谢，但那个人已经重重地把门关上了。孩子们光着脚站在草坪中央，凑在一起，不敢动。他们没哭，但眼圈红肿着，能看得出刚才肯定是吓坏了，没少哭。炒西红柿肉酱的平底锅正安静地坐在草坪上，肉酱已经煳成了一块黑饼，锅底下一圈的草也给烫蔫了。老徐跑过去，搂住两个孩子，一屁股坐在草坪上，抱着孩子们的头说，对不起，对不起，爸爸太不小心了。这下，孩子们又开始哭起来。

天已经黑了，各家的灯都亮着，能看见马路对面的几家人正在各自的餐厅里吃饭。路边的两排树枝肥叶满，风一吹，哗啦啦地动，像飘在半空中的河。老徐等到孩子们都哭不动了，才回屋把所有房间的窗户都打开，然后带孩子又去了昨天光顾的汉堡店，坐在昨天孩子们研究过的那一大团红棕色的抽象画下面，本来想好了要问弟弟的问题，都问不出来了。饭后，老徐破例带他们去了旁边商场玩投币游戏机，竟然在那里还碰到了刚才和孩子们一起回家的黑人小孩，一起又叫又笑地玩了很久才回家。

电视还开着，刚才走的时候忘了关。烟味基本上没了，但一直开着窗户，屋里有点冷，老徐赶紧把空调的暖风打开，没吹多会儿，两个孩子就都喊热。睡前，老徐又给弟弟换了一块创可贴，伤口好像已经好了，看不出红色了，肿也消了一些。 弟弟笑着说：“今天可真够刺激的。”哥哥问：“明天还能去商场玩吗？那儿太好玩了！” 老徐说：“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现在好好睡觉。”然后在孩子们的脸颊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老徐关上孩子卧室的门，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拿出早上从学校取回的表格，看着怄气。他琢磨了半天该如何措辞礼貌又有力量，然后把表格平铺在餐桌上，拿着自来水笔在废纸上画了几下，确定好使，才开始写。刚填完日期和联系方式，弟弟就穿着小裤衩钻出来，跑到门口，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一张纸，交给老徐：“老师说要你的签字，明天交回去。”然后又扭着小屁股跑回屋，咣当一声带上了门。

现在，老徐看着两张纸，怄气。弟弟刚拿出的这张很小，也就便签大小，是校卫生站写的，老徐以前也收到过。课间休息的时候哪儿摔破了，上体育课时受伤了，或者头疼脑热哪儿不舒服，卫生站做了包扎或给了什么药之类的，都会给家长发通知。这次也一样，日期，时

间，然后是一小段文字：孩子中午饭后室外休息时，发生了意外，左眉骨上方受伤，已经消毒、处理了。最后是校医的签名，下面还有一块空白，留给家长签字用。

“意外。”老徐下意识地念出声来。

“什么叫意外？一而再，还要再而三吗？”他自言自语，仿佛有人正和他辩论一样。

老徐愤怒地把投诉的表格和通知单揉成了一团，并决定不签字，好像签了就是对孩子的背叛，签了孩子就白挨打了。他想好了，明天就去找校长，不预约，没法预约，这是意外！那个胸部巨大的胖女人不让进，他就冲进去，莎拉拦他，他就把她也一起拽进校长室。总得有人给他解释解释什么叫意外！大不了，这个学校我们不上了。大不了，布镇我们不待了。大不了，我们搬家。他妈的，当初来美国就是个意外！

老徐知道自己想多了，想远了，想的净是些没用的，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连早上填个投诉的表格都不敢。屋子太小了，空气太少了，他闷得慌，憋得慌。他得出去。

小威廉姆斯住的地方离学校和老徐的小区都不远，但明显破败了很多。捐款的网页上有他家的地址，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是一栋和老徐家很像的小房子，四四方方的，没什么特殊的设计。这样的房子在布镇很多，大概都是同时期修的。老徐本以为他家门前会像学校一样摆些花什么的，但什么都没有，只有块巨大的树根像只墨色的章鱼趴在草坪中央。对面就是那栋废弃的房子，裸露在月光下。周围的房子都亮着灯，只有这栋黑乎乎的，反而映得屋顶上的月光格外亮。

这是栋普通的房子，门和窗户都被木板钉上了，可能是怕有流浪汉进去，以此为家。除此以外，它和周围的房子几乎没什么两样，和老徐的家也没什么两样。正门前的台阶上全是墨绿色的苔藓，门窗外面的木板上画着各种涂鸦，有人用喷漆笔在两扇窗户之间写了一个大写的“操”，有面木板上写着“无望的人不会反抗，因为革命是满怀希望的人的斗争”，可能是那些老徐在新闻里听说过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写的。老徐没想到月光竟然能把一切照得这么清楚。已经很晚了，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但他觉得有人正从马路对面哪栋房子的窗帘后面盯着他。

老徐突然像变了个人，很兴奋地绕着房子转，像头巨大的犀牛挺着头前的独角四处乱撞，想要冲进去。转了两圈找不到缺口后，他从草丛中搬出几块大石头，堆在房子侧面的窗台下面。这里的窗台比其他地方的宽大，可能是房子的主人用来放花盆什么的。他使足了劲爬上窗台，又战战兢兢地去够上面的屋檐。就在自己像张剪影一样贴在窗户外面的木板上，上下不得的时候，不知是股什么力量先是推他的屁股，然后托着他的脚，愣是把老徐顶到了屋顶上。

屋顶的坡度很小，老徐站了起来，放眼望出去，成片的房子像一群巨大的乌龟缩着脖子，躺在月光里晒背。每家都有烟囱，很不和谐地鼓出来，好像龟壳上长了蜗牛的触角。

这家的烟囱的确和别家的不同，肥大了很多，像是两个烟囱挤在一起。烟囱不高，刚好到老徐的胸前。老徐扒着边，往里看，里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老徐想起了小威廉姆斯那张面无表情的照片，突然觉得烟囱里面正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看着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是同样的花围在小威廉姆斯照片的周围，几朵昨天还盛开的白百合现在已经掉下花瓣来。写着悼念之词的小纸片好像更多了些，可能是怕被风吹走，用线穿在了一起。国歌响起来的时候，纸片和还在顽强坚持的花瓣在风中颤抖，仿佛在寻找着音乐的节拍。停车场上只有老徐一个人。他倚着旗杆，等国歌唱完，才推开学校的大门。

昨天坐在前台的女士不见了，换成了莎拉，坐在门口，正低头忙什么事情。她身后的两张桌子仍然空着，校长室的门半开着，但看不见里面有没有人。

“您又来了！”莎拉看到老徐，笑了。

老徐愣了一下，突然有点儿不好意思，好像个健忘的小孩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但書包里那张揉皱了的通知单让他找回了已经酝酿了整晚的怒气。

“因为我儿子又被打了！”他把皱巴巴的通知单放在莎拉面前，他要见校长。

问清缘由后，莎拉请老徐坐下来等一会儿，根本没有提预约的问题，还反复询问了孩子的情况，通情达理得让老徐有些措手不及，本来想好的强烈言辞一点都没用上，只得抱着书包老老实实地坐在了靠门的椅子上。

不时有老师和带着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进进出出，每个人都会看看老徐，有的还会和老徐打招呼。有个小孩迟到了，一脸茫然地推开门，走到莎拉面前。莎拉递给他一张纸条，让他填写迟到的原因，然后交给班主任。小孩一下子无声地哭了，拿着绑着向日葵花的圆珠笔，跷着脚尖，趴在台子上颤抖地写字，然后磨磨蹭蹭地走了出去，鼓鼓的书包坠在背后，像只满腹怨气的小乌龟。一个穿着一身运动服的男孩被老师领出来，坐在老徐对面的椅子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四处张望，脚后跟一直磕碰着椅子腿，发出不大但恼人的声音。不久，一个穿着高跟鞋和西装的金发女人匆匆地跑进来，看了眼那个男孩，然后接过莎拉递过来的纸条，连说抱歉地又出去了。男孩懒洋洋地站起来，也跟了出去。莎拉在他身后喊，“想想你都干了什么，吉姆！”然后，没有铃声，没有任何提示，老徐突然感到脚下的地面和身后的墙壁都动起来，紧接着是闷闷的轰鸣声，像火车正穿过很长很长的隧道。老徐禁不住站了起来，看见楼里面的教室门都开了，走廊里全是孩子伸展着他们年轻的四肢。

老徐又坐了下来，正准备着要长久地等下去，莎拉站起来，很正式地对老徐说：“抱歉让您久等了！现在，校长先生可以见您了。”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已经站在校长室门口，戴着眼镜，剃了平头，米色的棉布衬衣和浅色的牛仔裤。随意的穿着让老徐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校长，不过办公室里没有别的人了。

校长请老徐坐下来，然后自己也斜坐到转椅上，双脚交叉在一起，伸到桌子外面。那张皱巴巴的通知单不知什么时候从莎拉的桌子上挪到了校长的办公桌上，旁边是一沓报纸，最上面的是《布镇先锋报》，能看见首页的头条还是小威廉姆斯的事。

“莎拉告诉我您是来谈您孩子的事……”

老徐不知道该从何谈起，也不知道校长都知道了什么，他决定不绕弯子。

“校长先生，”老徐这才意识到就是这位每年开学前都会给所有家长发出欢迎致辞的校长先生，这位学期结束时在每个孩子的成绩单上签字的校长先生，自己竟然连人家的名字还没有记住，“对不起占用您的时间。我来是想询问一下咱们学校关于校园霸凌的管理条例。”

老徐停顿了一下，想看校长有什么反应，可对方专注的神情让他只得干咳了一声，接着说：“您看，是这样的，我儿子杰克这两天一直被一个叫约书亚的小孩欺负，头都被打破了，作为家长，我觉得有必要来学校了解一下情况。”

校长把手平铺在桌子上，等了一会儿，确定老徐说完了，大喊：“莎拉！”

莎拉好像早已待命多时了，轻盈地走进来，把一张A4大小的复印纸放在老徐面前，然后对校长说：“迪克？”校长嗯了一下。

校长示意老徐读一下面前的东西，见老徐有些疑惑，又像安抚孩子一样，细声细语地解释：“迪克是咱们学校的校警，他或许也能帮助回答您的疑问。”然后又一次示意老徐读读眼前这张复印纸上的信息。

老徐突然觉得有点头晕，他把复印纸拿起来，认真地读，是关于反校园霸凌的规定，他每个词都认识，每句话都懂，但读完一句忘一句，他脑子很乱，像被捅了很多窟窿的塑料袋，什么也装不下。校长似乎对他的来访早有准备，还是这都只是例行公事，这让老徐有些不知所措。他看着眼前复印纸上密密麻麻的黑字母，仿佛一个没有复习好的学生在考试阅读理解，但又找不到问题。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有点反应，哪怕举手问个问题也好，争取个印象分，但他只是流着汗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迪克人高马大地走进来：“徐先生，您好！我是这里的校警。您叫我迪克就好！”然后五指分开地伸出手，和老徐重重地握了两下。

“我们学校是布镇第一所出台了反校园霸凌规定的学校，我们是一所对校园霸凌零容忍的学校……”迪克坐下来后，校长很骄傲地介绍起了学校在反霸凌上的成绩，说了很久才最后绕回到了杰克身上，“我们会密切观察，现在，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近期的意外只发生了两次，而霸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我

们需要小心区分普通的矛盾冲突和霸凌，因为孩子如何自己找到处理矛盾的方法对他们未来的成长至关重要。您说对吗？当然应对霸凌行为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会密切观察，这是迪克的联系方式，我的电子邮箱和电话您应该早就有了，请随时联系我们。保护孩子们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老徐不住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同意，犹豫再三后，还是趁校长咽唾沫的停顿，问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那请问学校能把约书亚家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想和他的家长沟通一下，看是否有什么误会？”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您知道，学校有保护您孩子隐私的责任，也有保护别人孩子隐私的责任。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会密切观察孩子们的行为，请您放心并随时和我们联系。”说着，校长和一直没说话的迪克同时站了起来，老徐也慌忙站起来，一边点头示意，一边抱着书包，走出校长办公室。

出门时，老徐才注意到莎拉一直站在门口，把刚才的谈话记录在案。

又赶上课间休息，奔向操场的学生互相推搡嬉闹地融汇成一只有无数手指的大手，裹挟着老徐，把他扔在校门外面。

可能真是自己想多了，老徐上了一天班，一直心不在焉，反复琢磨校长的话，觉得人家说得都对，至少不应该轻举妄动，要耐心观察。自己小时候又不是没跟别的小孩打过架，而且还没少打，小孩子之间太正常不过了。这样的想法让他放松了一些，不过一会儿他刚刚放下的心又被自责拉着悬了起来。自己的小题大做，肯定给孩子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自己的紧张也传染到孩子们的身上。是啊，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紧张兮兮，生怕出現一点意外，走错一步，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小事呢？是跟自己孤身一人带着孩子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小镇有关吧？担心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别人找碴欺负，也和自己在这里举目无亲、没有朋友，所以格外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这个异类的心理有关吧？

等到老徐意识到这样的胡思乱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能让自己更紧张、心跳更快时，已经到了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了。

赶到校园，看到停车场上停满了食品贩卖车，草坪上搭起了各色的帐篷，老徐才想起来今天有家长联合会组织的游艺会，E-mail通知早就接到了，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到处都挤满了人，手里拿着热狗、汉堡、可乐、奶昔、冰激凌，在停车场和草坪间穿梭，有人带了折叠椅和遮阳伞，随处安营扎寨，有人带了自行车、滑板车、轮滑鞋还有狗，在人群中见缝插针地乱窜，草坪上有志愿者家长准备的各种游艺项目，射击、套圈、飞镖、迷宫之类，据说所有收入都会捐给学校，用于图书馆购买新书。

老徐在篮球场找到了哥俩儿，篮球场上也全是人，一堆小孩在篮筐下挤成了一锅粥，老徐看了半天才把哥哥弟弟分辨出来，大喊他们的名字。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哥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问。

弟弟则更直截了当：“有零钱吗？”

然后孩子们手里攥着钱，头也不回地带着老徐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转，把各种游戏玩了个遍。

老徐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集体活动了，即使是公司里组织的团建活动，他也是能躲就躲。他几乎忘了在人群中眼睛该看哪，手该怎么放，碰到了人要不要说对不起，排队时要不要和前后的人寒暄，虽然语言早已不是障碍——可能语言从来就不是障碍——但多说一句总比少说一句麻烦。他总觉得有人在观察着他，有人在什么地方悄悄地对他的行为打分，这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让他几乎是以感激的心情欣赏着哥俩，一路在前面旁若无人般地蹦蹦跳跳，像雨天里的蚯蚓在湿润的泥土中自由滑行。他听着孩子们叫嚷着同学的名字，和他们击掌相庆嘻嘻哈哈，他看着孩子们矫健的四肢在空气中上下左右地伸展，肥大的T恤衫如同手中的折纸不断变形，他紧跟着他们细碎唐突的脚步，竟也在人群中进退自如，他能感到自己幾天来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正在一点点松弛下来。

最后一项活动是“抢蛋糕”，哥俩儿从一开始就想玩，可是排队的人太多，快六点了，人群慢慢变得稀疏，这边的队才短了一些。这是个

美国派对游乐会常有的活动，你交钱入场，围着大桌子排队转圈走，桌子上摆了蛋糕，音乐停的时候，蛋糕在谁身边就归谁。其实蛋糕还没有入场券值钱，但能看着自己拿了奖品而别人两手空空总会增加人的快乐，自然也该多收些费用吧。孩子已经各就各位了，里面是最后剩下的五六个蛋糕，都扣在透明的塑料罩里，外面是一圈或兴奋或疲倦或不屑一顾的家长等待着游戏的开始和结束。因为是最后一次了，活动的管理者想多等一会儿，看还有没有迟到的参赛者。孩子们自然无所谓，前后左右地聊天，家长们也没有办法。

老徐双手拿着孩子们刚买的草莓冰霜，挤在人群中。傍晚时分，天蓝得格外深沉，远处是一片飒飒作响的朴树，眼前白色帐篷像个巨大的蘑菇罩着一圈充满期待的小孩子，老徐尝了一口哥哥的冰霜，感到惬意的凉爽。

“你肯定是杰克的父亲吧？”很洪亮的声音，亚洲人的面孔，如果不是下巴多出一块三角，几乎是完美的正方形，红通通的脸。

老徐很是意外地扭过身，点头称是。

“我是约书亚的爸爸。”那个人指了指蛋糕桌旁的孩子们，然后把手伸了过来。

老徐慌乱地弯腰把手中的冰霜放在地上，和这个陌生人握了手。

这时候音乐响起来了，《跳舞的猴子》，一个最近特别流行的歌，老徐听哥哥哼过。“哦，我看见你，看见你，每次我看见你，我都想哭，现在，我求你，我想看你再为我跳一次舞。”孩子们移动起来，有表现欲的还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身体，舞蹈着前进。

“我知道杰克和约书亚是好朋友，总在一起玩。这真是太好了，真让我们高兴，”男人握着老徐的手说，“我们知道杰克是个好学生，他对约书亚是个很好的影响。他们能玩到一起，我们特别开心！”他穿着运动衫，没有任何口音，看不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或者什么其他可能出现在这个小镇上的国籍或族裔的人。

老徐使劲看着转圈的小孩们，想找到约书亚，应该就是弟弟身后那个吧，和弟弟一样高一样瘦，留了偏分的长头发，眼镜盖住了半张脸，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扭着头说笑。

相遇突如其来，本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老徐只是重复了好几遍“我也是，我也是”。

音乐结束了，弟弟抱着裹满了糖衣的蛋糕，得意扬扬地跑回来，哥哥知道也能分一杯羹，所以并没有太失望。孩子们和约书亚各自拥抱告别，老徐和约书亚的父亲寒暄了两句，说要约着一起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看到对方手里有卡通绿巨人形象的书包，才想起来光顾着和孩子们玩了，两个孩子的书包早不知扔哪去了。

还好，人走得差不多了，哥哥很快就在小威廉姆斯的留言卡片边找到了他们的书包，照片旁的鲜花像狂欢过后累了，懒散地躺了一地。

已经告过别的约书亚又跑了回来，拢着弟弟的肩膀，在他耳边小声地说话。然后弟弟兴奋地大声跟老徐说：“爸爸，他们知道‘死人屋那儿！离这不远，他们可以带咱们走过去看！咱们能去吗？”

“‘死人屋，爸爸！求你了！”哥哥也在一旁帮腔。

约书亚的父亲有些无可奈何地说：“学校里已经有好几个小孩去看过了……倒是不远。”

房子本身自然是没什么可看的，小威廉姆斯和孩子们不是同一年级，废弃的建筑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悲伤，不过墙上的涂鸦和门窗外面的护板，还是让孩子们有种冒险的兴奋，瞪大了眼睛，绕着房子转了好几圈，弟弟甚至提出要爬上屋顶看看，被双方的家长一致否定掉了。

对面威廉姆斯的家，仍然是死寂无声，窗帘都拉着，门口也没有任何特殊的装饰或纪念。

回家，孩子们又有说有笑地一起走了一段路，步伐欢快，每一次腾空的脚都仿佛厌倦了地面，不愿回来。看来弟弟在学校里和约书亚的问题不大，如果有问题，也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孩子们轻松的背影让老徐也轻松了很多

老徐的家在一条死路里，路口有此路不通的标志。进出的车全是几家邻居的，大家都认得出，很少有陌生的车开进来，所以一拐上他家这条小路，老徐就注意到了停在他家门口的一辆灰色福特。不过他没有太在意，径直走回了家。

关上门，孩子们坐在沙发上准备看电视，如释重负的老徐正要开始做饭，门铃响了。

一男一女站在门口，三十来岁的样子，女人是黑人，男人是白人，都穿着灰褐色的西服。

老徐以为是摩门教的传教士——之前来过几个了，不过好像都更年轻些，都穿着白衬衣，吊带裤，戴着红领带——想着礼貌地听几句布道，把人送走就行了。可没想到，来客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你是徐先生吗？”

老徐有些发蒙，嗯了一声。

女人继续说：“我们是市儿童服务处的，我叫杰西·杰克逊，他是我的同事，埃里克斯。”并把自己的名片递给老徐，又把一张套在透明塑胶袋里印有市徽图样的工作证在老徐眼前晃了晃，然后接着说，“我们需要向您了解一些信息，您现在有空吗？”

女人毫无表情的语气没有留给老徐拒绝的选项，他把两个人请进屋。沙发已经被孩子们占领了，老徐有些尴尬地把餐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抱起来，搬到了厨房里，然后请两人坐了下来。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举报电话，说昨天晚上您的疏忽使得您的两个孩子处于了危险的境地，”女人开门见山，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我们想和您核实一下。您能告诉我们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白人男子一边点头，一边从书包里拿出黑皮本和钢笔。

孩子们正在看关于野生动物的节目，老徐满脑子都是电视里传出来动物嘤嘤的叫声，面对猝不及防的问题，他张开嘴却出不出话来。

“您昨晚把孩子们留在家里，自己出去了，对吗？”

“对。”哥哥突然叫了一声，好像是在替老徐回答，又像是在和电视对话。

“违法吗？”老徐不知怎么冒出这么一句，刚说出口就后悔了。

“徐先生，我们只是想和您核实一些问题，我们是政府儿童保护服务机构，负责防范儿童虐待、忽视等形式的家庭暴力，至于是否邀请警方介入，我们会在调查后提出我们的建议。”黑人女子很平和地说着，然后低头从地上捡起刚才老徐碰落在地上的报纸，放在餐桌上，指着上面的报道，接着说，“小威廉姆斯的悲剧，您肯定也听说了，现在市长先生要求我们重视所有的举报线索，一定不能让类似的惨剧再发生。”

“就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孩，警方正在审问他的家长呢。”白人男子一边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东西，一边插话。

老徐觉得自己的脑袋要炸了，他猛地站起身，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攥着拳头跟两个抬着头盯着他的访客解释：“是的，昨晚发生了意外。孩子放学时，我正在做饭。”

“是做意大利面！”沙发上的弟弟突然说。

老徐扭过头，看见哥哥的头全露在沙发靠背上面，弟弟只露出了一点儿头发，电视上，一家蜜獾正在享受一条花蛇。

“是，我正在炒番茄肉酱。孩子们回来了。我小儿子的头被别人打破了，被约书亚打的，对了，我有学校医务处的证明，”说着，便在书包里翻找，找了半天才想起来，今天早晨交给校长了，只得又接着说，“我得给他换创可贴，可是家里没有大号的，我就立刻出去买，出门时忘关火了。回来的时候，警报器已经响了，邻居帮忙把火关上了，还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了草坪上。就这样。”

“火是我关的。”哥哥很得意地插嘴。

“所以您出门的时候，没有关火。您有没有开窗户呢？您有没有想过在您离开的这段时间请位临时的保姆或您的朋友来帮忙照看孩子？”

老徐没有回答。

“您是几点出的门，几点回来的？”

“您每天都是让孩子自己走路回家吗？从您家到学校的距离是多少？”

“类似的情况以前还发生过吗？”

看着老徐不知是愤怒还是诧异的表情，女人继续问：“那我们能不能看看孩子的伤口？”

没等老徐叫，弟弟和哥哥都跑了过来，和老徐站在一起。

“您刚才说伤口是在额头上？”

額头上什么也没有，没有创可贴，也看不见伤疤。老徐掰着弟弟的脑袋看，似乎可以隐约看到眉骨上方有道淡淡的褐色印记，但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刚才他提到的医务处证明自然也拿不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女人突然指着弟弟上臂

的一块瘀青问，“也是在学校弄的吗？”

老徐顺着女人染了白指甲的手指看，的确是块青黑色的瘀血，平时被T恤衫挡着，老徐没注意。他拉着孩子的胳膊，没有控制住情绪，几乎是暴躁地问：“约书亚又打你了？”

弟弟在众人的目光下摇着头，眼圈红了，但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不是。爸，这都有好几天了呀，”哥哥自作聪明地跟老徐解释，“你以前没看见？”

“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哪天弄的？”老徐没理哥哥，单腿跪在地上，摇晃着弟弟的手臂，想让他抬头看着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过高的音量。

这下，弟弟彻底哭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哥哥也跟着哭起来，可能是为了陪弟弟。

等两个孩子哭完了，女人跟老徐说：“所以您没有注意到孩子身上的伤痕，您不知道孩子是哪天受伤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学校给您的通知您也找不到了，对吗？”

白人男子一直低着头在黑本上记。

看老徐一声不吭，女人微笑着对孩子们说：“好了，你们现在可以接着看你们的动物世界了。”

女人又问了很多别的问题，老徐在哪里工作，工作性质如何，每天的日常安排，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现在是否单身，有没有固定的伴侣之类。

老徐没有了怒气，软软地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对白人男子的插问也都一一作答。他脑子里全是弟弟胳膊上那块瘀青，自己怎么会没注意到呢？到底是不是在学校弄的？直到女人说了第二遍：“好了，我们的问题暂时问完了。”他才反应过来，站起来准备送客，却发现两位访客并没有起身的意思。

“我们还想和您的两个孩子聊聊，”女人很有礼貌地说，“当然，是有您的许可的话。如果您同意，我们希望和孩子们单独谈谈。”

老徐愣了一下，脑子一片空白。他默默地走到沙发后面，拍了拍孩子们的脑袋，说：“他们想和你们说话。”然后独自穿过厨房，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他躺在床上，房里空旷得难受，四壁都离自己很遥远，他觉得自己一点点下沉，只有外面模糊的声音像根线一样牵着他，拽着他，让他浮在水面上。电视里的声音和谈话混合在一起，什么都听不清，偶尔传来的笑声，却十分清晰，他能分辨出哪个是弟弟的哪个是哥哥的。他想快速地想清楚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想明白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但他的思路被客厅里的声音牵引着，缠绕成一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徐觉得很长，不过也可能没多长——老徐听到外面的人喊“徐先生”，拉开门，看到孩子已经坐回到沙发上，电视节目变成了本地新闻，画面里有好几辆警车。

“完了？”老徐问。

“完了。谢谢您的合作！”女人和男人已经收拾妥当，站在门口，“需要跟您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会联系孩子们的学校，还有您的邻居，继续收集信息。然后如何处理，我们或者我们的同事会再联系您的。”

“您知道我们儿童服务处的责任是要帮助所有的孩子，您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不论国籍、种族，都能在健康、安全、充满爱意的家庭和社区中快乐成长，”白人男子握着老徐的手说，“我们都是按规定行事，请您不要太介意。”

“晚上咱们吃什么呀？”门刚关上，弟弟就大叫。

老徐这才想起刚才拿出的一块冻猪里脊还一直放在案板上，现在已经全化了，有血水流到了地上。他跪在地上把血擦干，然后把肉放回冷冻层，拿出了一兜速冻饺子。

“我们刚才光说你好来着！”哥哥一边把电视的音量重新调高，一边似乎不经意地说。

“对，我们净夸你来着！”弟弟笑嘻嘻地随声附和。

老徐攥着冻成一坨的饺子，哽咽地说：“咱们吃饺子！”

这引来兄弟俩儿一致的反对之声。

好几天过去了，弟弟胳膊上的瘀血已经消了，也没有增加新伤。他和哥哥还有同样住在小区里的那个黑人小孩一起在草坪上打水仗。正午的阳光下，万物显得光怪陆离，巨大的朴树投下蛇一样的阴影从刚刚修剪过的草

坪上爬过，柏油路面反着水一样的白光，猫如蜻蜓点水般优雅地横穿马路。

老徐站在窗边看着孩子们，心里想着昨晚做的梦。他梦见孩子们吵闹着又要去看那幢“死人屋”。他匆匆忙忙带他们赶过去时，却发现房子前面围满了人，他看见了校长，校警迪克，美丽的莎拉小姐，连戴着很大的红色耳机的清洁工都来了，他还看见了约书亚和约书亚的爸爸，他们也来了，还和自己打招呼。这里好像在举行什么活动，有音乐，很热闹的感觉。两个孩子已经跑走了，可能和约书亚在一起。他挤开面前的两个人，回头一看，竟然是儿童服务处的那两个人，然后他才看到了那所房子。早已不再是废弃的样子，墙上的涂鸦、窗户外面的木板、台阶上的苔藓都不见了，整个房子涂了新的油漆，粗俗地焕然一新。不过烟囱没有了。然后，不知什么时候，他站到了屋顶上。原来烟囱还在，只不过涂成了蓝色，和天空的颜色一样，刚才没看见。老徐搂着烟囱，站稳了，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低头想找自己的孩子，但下面只是一片黑点，他抬头想看远处，远方却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

他还没有收到儿童服务处或警察局的通知。

这几天，他旁敲侧击地问同事关于这类事情的处理，有人说儿童服务处根本没什么实权，有的却说他们权力很大，可以让政府把任何人的孩子拿走。有个年龄很大的女同事告诉他，自己一个亲戚的孩子自己从滑梯上掉下来，摔伤了胳膊，送去医院，结果护士怀疑是家暴，把警察叫来，还把孩子送到邻市一所更大的医院复查。调查结束前，家长不能和孩子接触，连同乘一辆车都不行。晚上，父母两人只能开着自己的车远远地跟在医护车后面，一路开到另外一个城市，又自己开回来。最后两人花了不少钱请律师，费了很多周折，才又和孩子回到一起。

老徐自然是越打听心里越乱，晚上睡不好，白天猛喝咖啡强打精神工作，孩子放学后寸步不離，生怕出什么差错。

那天，儿童服务处的人走后不久，隔壁邻居带着一身烤肉的炭香味来了，告诉老徐是自己打的电话：“24小时热线电话，你能相信吗？没想到那么晚了，还真有人接！”他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什么人，这是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绝不是针对老徐。老徐说：“是的，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

那天老徐本来想问孩子们那两个人都问了他们什么问题，不过他没问，孩子们盘子上剩的饺子也没有像往常那样逼他们吃干净。那晚，孩子们睡着后，老徐走进孩子们的卧室，打开台灯，被子被踢到地上，弟弟几乎是横着躺在床中间，头悬在床的边沿，哥哥则直溜溜地挤在床和墙之间的缝里。老徐把两个孩子全身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别的伤痕才回屋。

新买的滋水枪，火力凶猛。孩子们都已经湿透了，黑人小孩脱了上衣，哥哥弟弟的T恤衫和短裤则像泳装一样包在身上。他们在草坪上的树影间闪躲腾挪，上蹿下跳，大呼小叫，水珠从头上从全身各个部位飞出来。

有警笛声忽远忽近地在空气里盘旋，然后又消失了。

一辆老旧的灰色福特慢慢地驶过，在老徐家草坪外面的两棵树之间停下来。老徐恍惚的神经突然绷紧了。是来找他的吗？是儿童服务处的人吧？

不过没人从车里下来，只是副驾驶的门推开了，半截身子歪出来，弓一样弯着，一只手延展出来，在两棵树中间的草地上插了一面巴掌大的国旗，然后半截身子熟练地缩回车里，不慌不忙地缓缓开走了。

为什么在我家门口插？

老徐心跳飞快，血往头涌，光脚大步跑到草坪上，左右张看。那辆灰老鼠一样的福特车停在隔壁邻居家门前，同样那只手正插着另一面小旗，其他很多家门前的草坪上也立着同样的东西。老徐想起好像是一个什么美国节日快到了，松了口气。一股冰凉的东西准确地扎在他的后背上，接着，强有力的水柱从不同方向射在他身上，射进他嘴里、眼睛里。

老徐神经质地抖动双臂，模仿被子弹击中后的抽搐，然后扑倒了离他最近、笑得最疯狂的孩子，一起翻滚在已经变得泥泞的草地上。

2020年9月16日 改于布鲁明顿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