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真宗在封禅仪式的每一步都加入了道教因素，参与封禅的官员多崇信道教，依据道教理论安排封禅的地点、时间和活动内容，最后把泰山脚下安放天书的乾封县改名为奉符县。宋真宗之所以在整个封禅活动的过程中加入道家因素，不过是极力渲染自己的这一系列活动是得到上天启示的，借以宣扬大宋政权是承天命而建立的，并兼有除旧迎新吉祥如意之义。

关键词：宋真宗;封禅;酝酿过程;道教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2-0115-04

一、参与封禅的官员多崇信道教

宋真宗决定封禅之后，按照封禅的礼仪安排官员在封禅的各个具体步骤上去进行封禅活动。分别把主管封禅的官员分成“封禅经度制置使、计度泰山粮草、经营道路、详定仪注、五使这几个部分。”[1]在王旦等人提出要按照过去的礼制设立五使时，宋真宗却以该职位在整个封禅的过程中的作用不是太大为借口打算让中书省、枢密院等部门的官员来兼任。实则是为了主导封禅的权力掌握在当初积极主张封禅的大臣手里，即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信奉道教的大臣。宋真宗这么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使得封禅的整个过程保证安全顺利进行;其二是为了保证整个封禅仪式的文化基调以道教文化基调为基础。

（一）王钦若、赵安仁作为封禅经度制置使

“在整个封禅过程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官职名称叫做经度制置使。制置使制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2]在封禅活动中，制置使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制置”本身是一种差遣性的动词[3]，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具体的职务，只有依据该词前面或后面的词汇才能顾名思义而得出该职务的具体职能和功用。而“封禅经度制置使”顾名思义就是受皇帝指派去全权负责封禅事宜的大臣。也就是说，处在该职位上的大臣是整个封禅仪式上的总负责人。前文谈道，此次封禅活动宋真宗确定以道教文化作为整个封禅活动中的文化基调。那么，宋真宗在确定封禅经度制置使一职的担任者时，就必然要优先考虑信奉道教的大臣。王钦若作为首先向宋真宗提议封禅的大臣自然成了该职务的首选。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四月）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为封禅经度制置使。”[4]

《宋史》记载：

“（四月）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5]136

《续资治通鉴》记载：

“（四月）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为封禅经度制置使。”[6]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这件事情，而《宋史》中的记载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是相一致的。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宋朝人李焘编写的，而《宋史》是元朝末年的宰相脱脱编写的。《宋史》一定是援引了《续资治通鑒长编》的记载，至少可以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宋史》的编写者眼中是真实可靠的。而在三四百年之后，清代的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时依然引用这段文字。

史料中透漏出这样两个问题：首先，除了当初力主封禅的崇奉道教的大臣王钦若被委派为封禅经度制置使之外，还有参知政事赵安仁与其并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其次，在这次封禅中，担任封禅经度制置使的人员都是国家级的高级官员。

《宋史·王钦若传》记载：

“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哙人。父仲华，侍祖郁官鄂州，会江水暴至，徙家黄鹤楼，汉阳人望见楼上若有光景，是夕，钦若生。钦若早孤，郁爱之。太宗伐太原时，钦若纔十八，作《平晋赋论》献行在。郁为濠州判官，将死，告家人曰：‘吾历官逾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后必有兴者，其在吾孙乎！”[7]9559

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王钦若自幼丧父，是由其祖父抚养大的。而王钦若自幼才华横溢，在18岁的时候，作《平晋赋论》，其祖父王郁非常喜爱他。王郁在临命终之前，总结了自己做官50年的经验——慎于用刑，活人多矣。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所积下的福分会导致后代仍然会有所兴旺。王钦若的爷爷之所以认为自己在任时没有做什么坏事会导致自己后代兴旺，这表明王钦若的爷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儒家读书人，其思想一定是受到佛教或道教影响的。因为虽然儒家经典中也劝人为善，但仅仅停留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8]“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9]的这种粗浅的层面。而王钦若的爷爷能在已经失去自己的儿子的情况下依然深信自己明罚慎刑会给自己的后代带来兴旺，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孙子王钦若身上。这表明王钦若的爷爷是深信佛教或道教的三世因果、业报轮回的道理的。受爷爷的影响，王钦若在后来的为官生涯中也做过“放逋负一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于人”[7]9559的明罚慎行的事件，这和王钦若信奉道教以及受他爷爷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

《宋史·赵安仁传》记载：

“赵安仁字乐道，河南洛阳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

父孚字大信……重惜民力而寝焉。朝廷议行请封禅，孚上《封禅颂》……

雍熙中，诏询文武御戎之策。孚奏议曰：‘臣愚以为不用干戈，不劳飞輓，为万世之利者，敢献其说，惟明主择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间，虽飞矢在上，走驿在下，盖信义不可废也……亦人情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贡士，而安仁预为考会，赐金紫。[10]

以上史料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赵安仁和王钦若一样，也是仕宦子弟。赵安仁的父亲是一个深信“以和为贵”的人。和王钦若受他祖父影响的情况类似，赵安仁的施政方式与思维方式同样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宋真宗任用信奉或掌握道教理论的官员去作为整个封禅活动中最重要的职位——封禅经度制置使说明：首先，宋真宗的愿望是想让整个封禅活动的道教文化基调不被改变;其次，用王钦若、赵安仁两位官员是想使得整个封禅活动中官员的权力分配既能相互配合，又能相互制约;最后，王钦若和赵安仁两位官员都是国家级官员，表明这场封禅活动的重要程度。

（二）丁谓被任命为计度粮草的官员

宋真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其考虑问题必然要全面考虑。王钦若是封禅事件的总带头人，丁谓是该活动中重要的支持者。两个人在封禅活动的实行中对宋真宗的任何行动都是非常配合的。“封禅之议，决于丁谓‘大计有余。”[11]

“初，封禅议未决，上以经费问权三司使丁谓，谓曰：‘大计固有余矣。议乃决，即诏谓计度泰山路粮草。”[1]1531

“计度”①顾名思义就是计算度量。担任计算度量、运筹帷幄的官员必须具备谨慎、细心等品质。这样，在物质条件不是太丰富的古代社会，才能保证有限的粮草不被浪费。另外，担任计度粮草的官员的道德品质也一定要合格。否则，有贪污粮草的风险。由于王钦若和赵安仁已经被任命为封禅经度制置使這一重要的职务，担任计度粮草的官员就要另辟人选。在权衡利弊以及综合考虑之下，宋真宗决定让丁谓担任这一看似不起眼但却异常重要的职务。

暨南大学的鲍新山先生认为：“真宗的东封西祀，更是在士大夫的倡导、诱惑下，将崇道之风推向顶峰。”[12]上文提到，丁谓是封禅活动的重要支持者。世界观决定方法论。丁谓的行为和他的思想的关系一定是极其密切的。而丁谓思想的形成是由他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

《宋史·丁谓传》记载：

“丁谓字谓之，后更字公言，苏州长洲人。……

初，王均叛，朝廷调施、黔、高、溪州蛮子弟以捍贼，既而反为寇。谓至，召其种酋开谕之，且言有诏赦不杀。酋感泣，愿世奉贡。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蛮地饶粟而常乏盐，谓听以粟易盐，蛮人大悦。先时，屯兵施州而馈以夔、万州粟。至是，民无转饷之劳，施之诸砦，积聚皆可给。特迁刑部员外郎，赐白金三百两。时溪蛮别种有入寇者，谓遣高、溪酋帅其徒讨击，出兵援之，擒生蛮六百六十，得所掠汉口四百余人。复上言：黔南蛮族多善马，请致馆，犒给缗帛，岁收市之。其后徙置夔州城砦，皆谓所经画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诏举自代者，于是入权三司盐铁副使。未几，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

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渊，以谓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提举转运兵马巡检事。契丹深入，民惊扰，争趣杨刘渡，而舟人邀利，不时济。谓取死罪绐为舟人，斩河上，舟人惧，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并河执旗帜，击刁斗，呼声闻百余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为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上《会计录》，以景德四年民赋户口之籍，较咸平六年之数，具上史馆，请自今以咸平籍为额，岁较其数以闻，诏奖之。寻加枢密直学士。”[13]

以上史料反映了丁谓在封禅事件之前的种种事件中，表现出高超的智慧和决断力。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了被贼寇策反的剿匪军士;在真宗皇帝临幸澶渊的时候，丁谓又采取果断措施用杀一儆百的方式解决了暴民问题。这两件事情充分地体现了丁谓的随机应变和杀伐果断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背后也深刻地体现了丁谓的洞察力。因为没有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决不能在短时间内针对两件事情上采取不同的态度的，这深刻地体现了丁谓的运筹帷幄的能力。因此，作为统治者的宋真宗，自然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安排他们应该在的位置。综合以上考虑，丁谓被安排在计度粮草的职位是最佳人选。

前文已经论述过，宋真宗要保障整个封禅过程中的文化基调以道教文化为主，自然要任用信奉道教的官员担任封禅活动的重要职务，而丁谓正好可以胜任这个职务。

据《诗话总龟》记载：

“丁晋公旧有园，在保康门外。园内有仙游亭、仙游洞，与道士刘遁来往。遁作《仙游亭诗》赠公云：‘屡在仙游亭上醉，仙游洞里杳无人。他时鸣鹤归沧海，同看蓬莱岛上春。”[14]

依据以上史料可以了解到：丁谓的家中有很多反映道教“仙”的装饰。并且，丁谓本人和道士之间的往来也是非常频繁的。在“天书封祀”的准备工作期间，丁谓经常以“仙鹤”作为祥瑞，由此而得到了“鹤相”的名号。仙鹤是道教中重要的吉祥物，由此可见丁谓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前文探讨过，丁谓在夔州治理被蛮夷策反的官兵事件时，用的是非常温和的策略。这正是他运用道教“无为”“不争”的理论的体现。

丁谓正是因为这种既能遵奉道教思想、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能在大多数时候内敛，又能在关键时刻杀伐果断;既能墨守成规，又能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变革的性格。使得他更为适合作为计度粮草这种既需要细心，又需要在关键时刻做出变动的工作。同时，因为丁谓在大方向上是信奉道教的，这与整个封禅的文化基调不相矛盾，不会使丁谓造成抵触情绪，从而能保障封禅工作的顺利与稳定进行。同时，信仰上的约束使得丁谓不会做出贪污粮草尤其是为封禅活动准备的粮草的事情。

二、依据道教理论安排封禅的地点、时间和活动内容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真宗确定了封禅活动的文化基调是以道教的文化基调为主的，那么他在安排封禅活动的地点、时间和活动内容也要尽量按照道教的理论来进行。无论是封禅地点的安排，还是封禅时间上的确定，以及封禅整个过程中需要进行的环节，以及仪式上的安排，都要体现道教这一文化特色。这不但是宋朝政府崇奉道教的一种诠释，也彰显了宋真宗个人对道教的尊崇，更体现了此次封禅的特色——以道教文化作为基调。

（一）选择十月作为封禅开始的时间

前文已经论述，宋真宗是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皇历四月决定举行封禅活动的，可是该活动正式开始却是在皇历十月。虽然封禅活动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宋真宗没有选择风和日丽的第二年春季，而是选择了已经进入隆冬季节的皇历十月，并且使得该活动一直持续到皇历十一月。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推敲的问题。

宋真宗以道教理论作为封禅活动的最基本文化基调的结论已经不容质疑。因此，他在选择封禅的时间上也必然要依据道教理论进行选择。

按照古人的说法：

“十月为亥、十一月为子、十二月为丑、正月为寅、二月为卯、三月为辰、四月为巳、五月为午、六月为未、七月为申、八月为酉、九月为戌。”[15]

《宋史·真宗本纪》记载：

“冬十月戊子，上御蔬食。……辛卯，车驾发京师，扶侍使奉天书先道。……十一月丁丑，帝至自泰山，奉天书还宫。”[5]138

以上史料反映了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皇历十月初四离开京城去泰山封禅，直到皇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回到京城。按照古人的说法：“十一月为辜。辜者，故也。十一月阳生，欲革故取新也。十月建亥，亥者根荄也。至建子之月，而孳孳然生矣。”[16]

在释道儒这三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中，崇尚阴性事物的只有道家以及后来衍生出的道教。被道教奉为最高经典的《道德经》中就经常出现类似于“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牝常以静胜牡;知其雄、守其雌。”[17]的崇尚阴性事物的话语。而宋真宗能够在象征根荄的皇历十月和阴气最盛但阳气已经开始生发的皇历十一月举行封禅活动，则更加说明他是依据道教的理论选择封禅的时间的。

不难看出，宋真宗此举的目的是想借助此活动来表明大宋政权是在天地之气归藏之后重新生发的产物。其一是仍然想宣扬宋朝政权是承天命建立的;其二有类似于过年时除旧迎新之意;其三是取宋朝政权根深蒂固的吉祥之意。

（二）改乾封县为奉符县

乾封县是宋真宗封禅开始之前所必须经过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泰安市。早在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禅的时候就经过此地，于是根据该年号将此地改为乾封县[18]。

300多年后的宋真宗在泰山封禅的时候依然经过此地。前文已经论述过，宋真宗选择皇历十月至皇历十一月作为封禅的时间，选择泰山作为封禅的地点是有除旧迎新的意味。那么，对待地名上，宋真宗也同样会认为新的地名能够带来全新的内涵。作为宋朝的统治者，宋真宗为了图吉利当然不能继续沿用已经灭亡了的李唐王朝的统治者给该地起的名字。

据《宋史·真宗本纪》记载：

“丁未，法驾入乾封县奉高宫。戊申，王钦若等献泰山芝草三万八千余本。己酉，五色云起于岳顶。庚戌，法驾临山门，黄云覆辇，道经险峻，降辇步进。先夕大风，至是顿息。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进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纷郁。壬子，禅社首，如封祀仪。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改乾封县为奉符县。”[5]

以上这段史料记载了封禅的过程中，宋真宗首先进入乾封县的奉高宫，开始正式举行封禅活动。封禅活动中出现的“五色云”“紫气下覆”“月有黄光”“日有冠戴”都是自然现象。可是，这些现象在以宋真宗、王钦若为代表的宋朝政府统治者的眼中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前文探讨过，“紫气”“五色云”等一系列现象，在道教中都是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宋真宗选在全年阴气最盛阳气始发的时节开始进行封禅活动是有让宋王朝获得生机的意味。

而此时按照宋真宗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自己的这一系列做法已经获得了上天的充分肯定。这还不是在其他时间段的肯定，而是正在举行封禅活动时的肯定。宋真宗当然认为自己除旧迎新的想法是对的。因此，在一系列活动之后，宋真宗自然要把封禅活动开始举行的那个地点的名称也要改变。

前文已经论述过，宋真宗听从王钦若的建议，渲染皇宫南鸱尾上降落“天书”这一事件。并且，把黄色的“天书”与道教符箓结合在一起，以此来宣扬“天书”的名字叫“大中祥符”。为了进一步向天下昭示，他真宗皇帝对上天和道教神祇是多么的敬畏和虔诚。他自然要在泰山封禅的仪式正式举行之前安放“天书”的地点的名称上做文章。

《说文解字》记载：“奉，承也。从手、从廾，丰声。”[19]其本意是指“用手恭敬地捧着。”宋真宗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极力渲染自己的这一系列活动是得到上天启示的，并且真正在泰山上举行封禅活动的时候，也出现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看起来是得到上天的鼓励和支持。这就促使宋真宗对道教神祇更加崇信，他当然要用更加恭敬的字眼来给安放天书的地点命名。作为道教的信徒，作为“天子”，他这位“上天的儿子”自然要用最恭敬的方式来迎接上天赐给他的“调令”。“奉”字正可以体现这一点。于是，宋真宗就把泰山脚下安放天书的乾封县改名为奉符县。

注 释：

①“经略使以计度为上考，集事为中考，脩造为下考。”参见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四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参考文献：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5.

[3]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224.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脱脱等.宋史·真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脫脱等.宋史·王钦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李民.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脱脱等.宋史·赵安仁[M].北京：中华书局，1977：9555.

[11]吕中.类编皇宋大事记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11.

[12]鲍新山.北宋士大夫与道家道教[D].广州：暨南大学，2005.

[13]脱脱等.宋史·丁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566.

[14]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84.

[15]司马迁.史记·历书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6]郝懿行.尔雅义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李耳.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8]刘昫.旧唐书·高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许慎.说文解字[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苏崇光（1995—），男，汉族，内蒙古扎兰屯市人，单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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