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丽 张天伦

2018年12月1日至今，孟晚舟被捕已逾两年。

两年多里，新冠疫情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大选跌宕起伏，“黑命攸关”平权运动蔓延全球，人们在一个又一个猝不及防中忘了上一次的世事无常。而华为与孟晚舟，作为翻滚的历史巨浪中的两个代表，一个在美国接连砸下的“大棒”中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一个被迫卷入了一场“马拉松”诉讼，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自救。

危机明朗

随着庭审的推进，两年多前那场轰动世界的孟晚舟在机场被捕案的细节，逐渐清晰。

温哥华时间2018年12月1日上午11时18分，从香港出发的国泰838航班在经历了11小时的飞行后，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坐在飞机上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CFO孟晚舟，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孟晚舟计划在这里转机，然后继续飞往阿根廷主持一场工作会议。

此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三位执法人员正在机场廊桥上等候，两名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则站在不远处。

在孟晚舟走下廊桥的那一刻，三位边境服务局执法人员很快认出了她，第一时间将其围住，在检查完护照后，继续以“入境检查”为由，对其进行了检查审问。

随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执法人员收缴了孟晚舟的手机、平板电脑、手提电脑等电子设备，并将它们放入一个能阻止无线传输、防止数据被远程删除的法拉第袋（Faraday bag）中。其中一位执法人员让孟晚舟交出电子设备的密码，并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了这些密码。

此次“入境检查”全过程持续了约3个小时。

一天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于下午1点11分收到一封包含加密附件的紧急邮件，附件信息是孟晚舟的全面资料。2小时后，加拿大皇家骑警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所签发的命令，要求在飞机落地后“立即逮捕”孟晚舟。

但是当天，加拿大皇家骑警并未按照法院的命令，立即实施逮捕计划，而是“旁观”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对孟晚舟3小时的“入境检查”后，才与孟晚舟首次见面，告知其被拘捕并表示其有权联系律师。

两天之后，任正非知道了这事，他按照既定计划去阿根廷完成了会议。12月5日，加拿大媒体首次曝光孟晚舟被抓一事，消息立刻传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度携华为手机成功上位全球第二大出货量品牌之势，诞生了诸多牛股的华为产业链，在A股、H股乃至中国台湾股市中上市的各公司股价均出现不小的跌幅。欧美股市亦因此发生波动。

市场反应如此强烈，只因早就嗅到了危险的信号，孟晚舟被捕，让危机彻底明朗化。

时光回拨至2018年4月25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司法部正就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进行调查。报道称，如果调查人员认定华为有意违反美国出口法律，华为可能面临额外的刑事处罚，强制执行公司监控或对可能涉嫌参与非法活动的个人提起公诉，以及其他潜在后果。在这之前9天，中兴被制裁。

4个月后，2018年8月22日，纽约东区法院签发针对孟晚舟的国际逮捕令，指控孟晚舟违反了美国“伊朗交易和制裁令”。此后，美国作为引渡的请求国，向加拿大提交了《案件记录》，随后又提交了《补充案件记录》，要求加拿大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而從2018年以后，“五眼联盟”中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英国均有禁止当地运营商采购中国通信设备商的设备或部分设备。

彼时，成立31年的华为，业务发展如日中天。早在2016年，华为主推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确定为5G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标准方案，这意味着，经历2G到4G的起步跟随和追赶，华为终于在5G实现引领和超越。2018年后，5G通信网络相继在各个国家展开建设，华为作为当时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在世界范围显现影响力。截至2019年2月底，华为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定了30多个5G商用合同，40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且在5G技术研发试验的测试中领先于爱立信等企业。曾担任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将5G技术称为“中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三大支点之一。

运营商业务升级的带动下，华为海思从研发生产手机处理器开始成长为世界顶尖的芯片设计公司、支撑华为发展的核心引擎。2017年，华为海思在全球Fabless（无晶圆厂）半导体芯片企业中排名第七位，2018年，华为发布了首款搭载7nm麒麟980芯片的Mate 20系列手机。在海思的助力下，华为逐渐在高端手机阵营中站稳了脚跟，成为全球手机出货量第二大的手机品牌。

根据华为2018年年报，其营业收入达到7212.02亿元，同比增长19.5%，超过BAT三家之和，与微软接近。其中2858.3亿元来自运营商业务，3488.52亿元由消费者业务创造，消费者业务收入同比大增47%，首次超过运营商业务成为最大的营收来源。此时的华为，员工总数18.8万人，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30多亿人口。

华为的深圳坂田基地有个湖，湖里养了三只黑天鹅，据老员工回忆，从十多年前开始湖里就有黑天鹅，多年来，华为分布在全国的8个研究所都陆续养了黑天鹅。这些黑天鹅，行动缓慢，不怕人，递上什么都上来啄两口，若不是颜色少见，乍一看与家鹅无太大差别，但它们却都是花了大价钱专门从欧洲运来的。老员工解读为，这源于植根于任正非骨子里的危机意识，时刻提醒大家，警惕国际范围内难以预测的、不寻常的黑天鹅事件。

“过去老板在内部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批评，永远在挑刺，永远在鞭笞大家，总是这也还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两年前开始，他们发现老板变了，“他开始在内部不停地鼓励大家，肯定大家、肯定华为。这也没问题，那也没问题。”

对外，任正非也变了，此前极少主动在媒体面前露面的他，开始密集地向世界袒露自己，2019年全年，他接受了全球媒体的40多次专访，平均每月3-4次。

祸起无意间

加拿大法院签发逮捕令后，美国司法部于2019年1月29日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请求，如若引渡成功，最终会由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对孟晚舟进行审判。

从司法程序上来说，在孟晚舟被正式被引渡之前，需走完引渡聆讯程序，并最终由法官决定是否继续涉及被告的引渡程序，在初审裁决后，被告对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最高可以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

孟晚舟或许没有想到，2013年她的一次无意之举，会成为她今日引祸上身的核心证据。

那是2013年8月22日的晚上，孟晚舟带着工作人员出现在香港中环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楼东侧的一家法国餐厅，等待她的是汇丰银行代表。

此前的2012年10月和2013年1月，美国路透社曾经连发报道称，华为的合作伙伴星通（Skycom）试图向伊朗出售部分被美国禁运的产品。汇丰银行作为华为的金融服务商之一，就路透社文章中的内容向华为询问，各华为代表否认了报告所指控的内容。随后有了这一次面对面会议。

孟晚舟向汇丰亚太区全球银行业务负责人Alan Thomas展示了一份共计16页的PPT。

在后续公开的PPT中可以看到，孟晚舟当时对汇丰银行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和解释了华为和星通在伊朗的客户、产品、业务和合规制度。孟晚舟表示，华为在伊朗开展正常业务活动，提供符合全球标准（如ITU/3GPP）和美国及欧盟出口管制要求的民用电信解决方案。华为与当地供应商、分销商和运营商合作，严格遵守其既定的商业行为准则。

PPT上专门有一页解释了星通与华为的股权关系：星通曾经是华为子公司，但早在2009年就完成了切割，华为出售了相关股份，孟晚舟退出董事会。此后双方没有任何股权关系，但依然存在业务合作。

孟晚舟在PPT中还作出在伊朗经商的风险提示：美国的制裁正在改变，它们本质上是一套原则；黑名单经常更新；与制裁相关的法律也很复杂。理解和掌握这些法律法规对所有公司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孟晚舟全程用中文演示，翻译用英文传递。晚餐后，汇丰高管向华为索要了一份英文版的PPT。2016年，汇丰银行将这份PPT提交给了美国。

两年后，美国在提交给加拿大的《案件记录》和《案件补充记录》中的指控提出：孟晚舟掩盖了华为在伊朗业务的全貌以及华为和星通的真实关系，导致汇丰银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使用美国银行系统给星通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并错误地决定延续和华为的业务，这使得汇丰银行违反了美国ITSR禁令，可能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处罚，承担了遭受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的风险。

ITSR是2012年10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此前2月颁布的伊朗禁令的改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源于2010年7月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一揽子制裁法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法律规定集中在伊朗的石油能源业、伊朗革命卫队所控实体、伊朗银行、保险公司，并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相关交易。

既然孟晚舟在7年前已经向汇丰银行解释清楚其与星通的关系，且在美国伊朗禁令前就解除与星通的股权关系，那么美方为何还会以PPT作为证据，指控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呢？

美方认为：“尽管华为在2013年8月会议前几年，已经出售了星通的股权，孟女士也辭去了星通董事会的职务，但实际上华为仍继续控制着星通及其在伊朗的银行业务和业务运营。星通的员工有华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徽章，一些使用华为文具。星通的董事和银行账户的签署人是华为雇员。收购华为在星通股权的公司是通过华为融资收购了这些股权，星通的银行业务和业务运营仍在华为控制之下。”据此，美方认为孟晚舟在2013年8月的会议上并没有告知汇丰实情。

美方指出，汇丰全球风险委员会于2014年3月31日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华为的“声誉和监管问题”，并决定保留华为的业务。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委员会依靠了孟女士在2013年8月会议上的发言。大约1年后，汇丰银行与其他国际银行一起向华为提供了一笔银团贷款。

针对孟晚舟的“双重犯罪”指控的复杂之处在于，美国、加拿大与汇丰之间错综的关系，让大量细节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法理上，都看起来极为异常。

典型如，纽约东区法院签发的国际逮捕令，指控孟晚舟违反的是美国“伊朗交易和制裁令”，但逮捕孟晚舟时却用的是“欺诈罪”。因为加拿大并没有伊朗禁令，孟晚舟违反美国的伊朗禁令在加拿大不算违法，也就不构成引渡案的“双重犯罪”原则？美国所指控的孟晚舟犯罪行为必须在加拿大也构成犯罪，才能被引渡。

而根据欺诈罪的两大指控要件，行为和损失，因为“欺诈罪”的指控是建立在“制裁”的基础上，加拿大没有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加拿大的金融机构也就不可能因此“发生损失或受到经济利益损失的危险”，若第二要件不成立，欺诈罪又如何成立？

又如，若孟晚舟真的“欺诈”汇丰，为何不是汇丰直接起诉孟晚舟，而是由美国政府提起对孟晚舟的指控？美国政府若认为汇丰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禁令，为何美国不直接起诉汇丰银行？而当年汇丰银行只是为华为提供贷款的众多国际银行之一，为何只有汇丰认为孟晚舟欺诈了它，其他银行并无反应？汇丰银行与美国是什么关系？

再者，在没有股权关系的情况下，星通与华为的关系该如何界定？美方列举的华为与星通“关系密切”的细节证据，能多大程度上证明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又如何证明孟晚舟7年前的讲述“歪曲”了事实？

诸多不寻常之下，2020年1月，孟晚舟律师主动提出，在引渡案进入正式对证据进行充分庭审之前，请求加拿大司法机构审视一个先决问题，即在不考虑美国所描述的行为准确与否的前提下，美国的指控在加拿大是否可以被起诉，即是否满足双重犯罪标准。因为从法理上来看，这个引渡案根本不应该存在。

于是法庭对孟晚舟引渡案的审理，主要围绕辩方律师，也就是孟晚舟方律师，提出的三个终止引渡程序的争议点：一，孟晚舟是否构成“双重犯罪”；二，逮捕的全过程以及美国对孟晚舟的引渡申请，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涉及程序滥用，如果程序存在不公正情况，也不应予引渡；三，看最终美方证据是否充分，如果最终证据不充分，也不应予以引渡。

第一次裁决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公布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个判决结果，裁定孟晚舟涉嫌“欺诈罪”，因此引渡案符合“双重犯罪”标准，不能终止引渡程序。

法律人士认为，这个裁决结果意味着，加拿大法院几乎一边倒地接纳了联邦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提出的论点，全盘驳回了孟晚舟律师团队提出的论点。

裁决书内容长达90段，美方指控占13段，孟晚舟的立场占5段，代表美国的总检察长的立场占4段，法官希瑟·霍尔姆斯的案件分析则占了整整49段。

裁决书的第28段明示：至少3年前，加拿大已经废除了对伊朗的大部分制裁，包括禁止向伊朗提供或从伊朗提供金融服务，并且没有重新实施这些制裁。因此，在加拿大经营的金融机构不会因从事金融交易或向在伊朗经营业务的公司提供信贷而受到处罚。

法官的案件分析，几乎都在围绕“没有制裁的背景下，是否可以建立双重犯罪”，“美国制裁是否可以在此次双重犯罪中发挥作用”展开。

法律人士认为，法官得出结论的过程，充斥着大量逻辑的强行自洽。例如，法官认为，“孟女士逐一假设其若干行为发生于加拿大，这种主张忽视了行为的整体效果，也就是其行为的本质。在诸如欺诈的犯罪中，我认为在加拿大发生的行为比孟女士所主张的更加广泛”。

尽管孟晚舟律师引用了许多引渡案例的判决来说明，加拿大在双重犯罪的标准中一般是不考虑外国法律的。法官依然认为：“加拿大的反欺诈法律是超越国家边界的并且会考虑所有细节用于构建事实矩阵，包括可以给予某些事实重要意义的外国法律。”

“字面上看，按照法官的解释，加拿大的法律可以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将外国法律纳入解释范围。”有法律人士认为。

然而其在费力地解释了将“美国制裁”纳入此案解释范围的合理性的同时，又表达了，其起诉的是“银行欺诈”这一罪名本身，“加拿大的法律从本质上决定了被指控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法官认为：“欺诈罪的核心是不诚实的行为，以及主观上认识到不诚实的行为可能给被欺诈方造成损害或威胁，行为人实施这个行为，而制裁是背景，在明知这个背景下实施了这个行为符合欺诈罪的核心……不能机械地理解双重犯罪原则的适用，应该从行为本质上考虑孟的行为。”

资深国际法研究人士认为，很明显，在法官“一扩一收”的演绎下，双重犯罪的解释被大大拓宽，在其逻辑下，大量犯罪行为都可以解释为双重犯罪。而这一切是在美方指控孟晚舟的所有事实都未经证实的前提下？法官的裁决过程完全没有站在有利于孟晚舟的那一面。

裁决书第82段，法官对自己的逻辑进行了辩解“，若按孟晚舟方进行两国共认犯罪分析的方法，将使欺诈在引渡背景下人为地缩小范围……严重限制加拿大履行其在欺诈及其他经济犯罪的引渡背景下的国际义务和能力”。

但是如果美国制裁法令本身就不合理呢？

裁决书第85段，出现了全文最亮的一句：“经济制裁法不是加拿大法律的一部分，但也没有像奴隶制法那样从根本上违背加拿大人的价值观。”同时其也补充：在引渡程序的最后阶段，如果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引渡令会“不公正或具有压迫性”，则加拿大法律明确要求控诉方拒绝该等引渡令。

这封刷新全世界对加拿大司法格局认知的裁决书之后，引渡聆讯进入第二阶段。

漫长诉讼的另一边，华为及一批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承受来自美国制裁带来的压力。

2019年5月16日，美国司法部以华为涉嫌蓄意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简称IEEPA），向伊朗提供违禁金融服务，以及妨碍司法公正，阻碍对涉嫌违反美国制裁行为的调查为由，把华为加入“实体清单”。美国商务部正式对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公司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方可向华为出售美国产品和技术。且根据市场价格，如果美国企业的零部件和软件在原则上包含25%以上的产品，也会成为被管制对象。

根据2018年11月7日华为在深圳举办的“核心供应商大会”上对外公布的核心供应商的名单，其92家核心供应商遍布全球，其中来自美国的厂商数量最多，达到33家，包括英特尔、高通等。应美国政府禁令要求，包括高通、微软、英特尔、AMD等众多美国科技巨头一度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

除此之外，谷歌也暂停向华为手机提供GMS（Google Mobile Service）服务。受此限制，华为在海外市场出售的手机，在原厂设定下将不能使用Gmail、YouTube、GooglePay、地图、云盘等服务。

禁令下，华为一方面加大自研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的研发力度，一面加强与其他国家供应商的合作。2019年9月，华为发布全球首款5G SoC麒麟990 5G、最强算力AI芯片昇腾910、全场景AI计算框架MindSpore，推出全球最快AI訓练集群Atlas 900及华为云昇腾集群服务。2020年9月3日，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将继续保持对海思的投资，不要浪费一场危机的机会。“海思不仅不会被卖掉，未来华为还将加大对海思的投资，同时也会帮助前端的伙伴完善和建立自己的能力”。

自2019年以来，华为消费者业务开始持续在手机以外的平板电脑、PC、VR设备、可穿戴设备、智慧屏、智慧音频、智能音箱、车机等方向全面布局，竞逐物联网概念大蛋糕，鸿蒙操作系统和HiAI是其战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尽管如此，业务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数字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透露，因为2019年5月的禁令，导致华为手机2019年的发货量少了6000万台，市场份额位于三星之后。“如果没有被美国制裁，华为在2019年的全球市场份额应该就会领先三星。”

华为2019年财报显示，当年，其欧洲、中东、非洲收入为2060亿元，同比增长仅0.7%；亚太收入705亿元，同比-13.9%；美洲收入525亿元，同比增加9.6%，而中国收入5067亿元，同比增长36.2%。

2019年8月，包括商汤科技、旷视科技、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一批国内高科技企业均被纳入“实体清单”中。

程序滥用之争：本可不用存在的入境检查

当不平静的2020年进入到11月，南方城市深圳终于由夏转凉。华为荣耀被出售的消息，最终被官方确认。11月27日，“断腕”的悲壮，在任正非“华为荣耀送别会上的讲话”全网刷频这一刻，被推到了顶点。

就在同一天，地球的另一端，孟晚舟引渡案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结束了又一轮连续5天的开庭聆讯。这是这一案件10月来的第三次开庭。多日来，庭审的主要内容都围绕加拿大执法机构逮捕孟晚舟的过程是否存在程序滥用展开。

从孟晚舟下飞机到被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式逮捕的全过程以及美国对孟晚舟的引渡申请，是否存在司法程序的滥用，成了影响“孟晚舟引渡案”第二轮裁决的关键。孟晚舟的律师用三个分支理由来证明程序滥用的存在，用于申请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分别是：第一，加拿大执法部门逮捕孟晚舟的程序违法并侵犯了她的宪章权利和自由；第二，政治干预司法；第三，美方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遗漏。

2020年10月26日以来的连续开庭进入“证人质询”阶段，多位在抓捕孟晚舟过程中与其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证人陆续登场，接受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美方律师、代理孟晚舟的辩方律师的三方交叉质询。

辩方律师认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对孟晚舟3小时的“入境检查”，从扣押她的手机开始，逮捕行动就已经开始。而根据加拿大宪章第10节（b）节，被拘捕时有权联系律师并有权被告知有这一权利，但孟晚舟并未第一时间被告知宪章权利。

此外，按照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证人庭上陈述，“如果因为入境人刑事犯罪的原因而需要对其做海关入境检查，需要告知其逮捕令的存在，但是在此案中，却没有告诉孟女士逮捕令或诉状的存在”。孟方律师认为这是不争的程序滥用。

庭审细节披露，在拿到孟晚舟电子设备的密码后，边检Kirkland将电子设备的密码给了加拿大皇家骑警达利瓦尔（Dhaliwal）。若证言属实，边境服务局涉嫌违反《海关法》。

达利瓦尔则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抄下了孟晚舟的两部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号（IMEI）、系列号等，并把这些信息交给了一名叫Ben Chang的加拿大警官，而前者的工作笔记和来往邮件显示，Ben Chang很可能已经将孟晚舟的电子设备信息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查到呼入和呼出电话、电话号码、通话时间、持续时长以及手机信号塔的位置所在。不过后者遭到代表美国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律师的否认。

交叉质询的另一个焦点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为何没有执行法院下达的“飞机落地后立即逮捕孟晚舟”的指令？

据加拿大皇家骑警证人Vander Graaf及边境服务局证人Kirkland等在场人员所提供的证词，他们在 12月1日上午9点30分召开了一场临时会议，会上，加拿大皇家骑警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执法人员设计了先由边境服务局对孟晚舟进行检查，再由加拿大皇家骑警逮捕的计划。不过，边境服务局参与行动的三位执法人员上交的正式声明和工作笔记，都没有提及关于临时会议的任何信息。且Vander Graaf关于是否看过逮捕令的证词也出现矛盾。

加拿大皇家骑警证人Winston Yep在庭审中表示，之所以没有在飞机上“立即逮捕”，一是对安全的顾虑，二是尊重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机场的管辖权。但就在一天以前，Winston Yep便已收到一封来自上司的邮件，指出此次逮捕行动没有执法人员安全方面的顾虑，而Winston Yep解释为不记得看过这封邮件。

辩方律师还指出，加拿大边检的主要职责是判断一名旅客是否有权入境加拿大，是否从事间谍活动，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然而此次“入境检查”没有询问与加拿大有关的任何问题，仅仅是围绕美国起诉华为所需要的证据，选择性询問华为在美国和伊朗的销售业务。边境服务局的Dhillon承认对孟女士的入境检查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选项，就是中止入境检查流程。因为有逮捕令的存在，当事人不可能入境。

孟晚舟律师提出，这是一次本不该存在的入境检查，边境服务局对孟晚舟的检查和盘问也根本不是正常的入境检查，加拿大边检、警方与FBI串通一气，故意给边检“时间差”，让边检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帮助FBI收集案件证据。

作为最重要的证人，很可能将孟晚舟电子设备信息已经发送给FBI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高级警长 Ben Chang在接受了个人律师建议后，拒绝出庭接受交叉质询。有信息透露，其已于2019年6月申请提前退休，并在退休后删除了一些工作邮件。

交叉质询后，按照加拿大司法部2021年1月最新消息，孟晚舟的引渡聆讯会将在3月1日恢复，3-5月都将有关于滥用程序和引渡的聆讯。

深圳坂田，承受了美国出口管制一年的华为，在2020年5月15日迎来美国商务部升级版的制裁：加强对华为及海思的出口管制，一方面限制华为和海思使用美国商务控制清单上的软件和技术所产出的任何产品，这意味着华为不能再使用美国的EDA等软件设计芯片，已接受的订单将于9月15日前出货，此后的订单在出口时将需要得到美方许可。

另一方面，限制根据华为和海思的芯片设计要求规范所生产的芯片，凡是用到美国商务控制清单上的美国半导体设备的代工厂，都需要通过美国允许才能向华为供货，这意味着台积电等代工厂均需美国允许才能为华为代工。

8月17日，美国再次推出全新禁令，不让继续采用美国技术的芯片流向华为及其子公司，切断华为通过第三方采购半导体芯片的方式开展业务，如高通、联科发等芯片商，均需美国政府授权才能向华为供货，且供货产品也受美国政府管控。

禁令阴影叠加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游说，华为5G业务也在2020年开始浮现隐忧。2020年11月3日，欧盟电信委员会发布5G订单数据：爱立信全球第一，诺基亚第二，华为第三。8个月前，华为曾以90个5G订单，位列爱立信及诺基亚之前，而8个月后，华为5G订单却没有任何突破，爱立信、诺基亚双双迎头赶上，成为5G訂单破百双雄。

艰难时刻，创新如何继续

目前为止，还未进入对美方所提供的指控证据进入事实认定的审理阶段。

2020年10月29日，孟晚舟方指出，之前案件中，美方所递交的材料存在“控方虚假陈述和实质性遗漏”，且提供了多方面证据。

其中有一条指出，美国《案件记录》在总结汇丰银行面临的风险时，删除了《暂缓起诉协议》（DPA）中的“知情地”这个词。

《暂缓起诉协议》是理解美国和汇丰银行关系的关键。早在孟晚舟被指控事件发生之前，2012年7月，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了《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中的控制漏洞？汇丰案例》，指出汇丰银行“不顾警告，放任疏忽，允许墨西哥毒贩洗钱、中东恐怖组织融资”，帮客户从墨西哥、伊朗、沙特等“最危险、最神秘的角落”转移资金。报告披露的非法交易约2.5万笔，涉及金额约160亿美元。

5个月后，汇丰银行向美国政府支付了19.2亿美元的罚金，并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为期5年的《延缓起诉协议》。根据这份《延缓起诉协议》，如果汇丰银行未来“知情地”（knowingly）处理违反制裁的交易，美方可以重新发起对其提出的刑事指控。

美国《案件记录》在总结中删除了《延缓起诉协议》中“知情地”一词，背后逻辑一目了然：只有删除“知情地”，汇丰银行才不会受到刑事指控，才可能判定孟晚舟犯欺诈罪。但是在“不知情地”情况下，汇丰银行又何来《案件记录》指出的那样“遭受损失或承担遭受损失的风险”？

孟晚舟方提供的证据还表示，《案件记录》称汇丰只有基层员工了解华为与星通的关系的表述也不准确。华为在2013年已是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且与汇丰合作数十年，其与星通的业务很难不经高管之手。且在2011年10月至11月华为与汇丰员工的往来邮件中，涉及了星通的账户签名变更，落款为客户服务部高级副总裁。

此外，孟晚舟方提交的证据中，还引用了美国法律专家John Bellinger的证言报告，其指出，汇丰银行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只与美元清算是否通过美国银行有关，而与星通与华为的关系无关。

据美方称，汇丰银行通过美国金融系统的结算途径为星通向Networkers付账，因而违反ITSR，但除此途径外，汇丰银行还能使用其他不经由美国金融系统、不会违反美国禁令的结算途径，比如境外USD CHATS（Clearing House Automated Transfer System）。在John Bellinger看来，汇丰银行没有选择其他途径，并不是华为即孟晚舟的责任，孟晚舟在汇丰银行选择什么清算路径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影响力、控制权。

而汇丰银行似乎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据路透社消息，在汇丰银行于2016年年底将PPT交由美方后，其于次年8月单方面终止与华为近20年的业务合作，4个月后，美国检方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

如今，新的证据被孟晚舟方提交后，部分已被法院采信，2021年将开庭进行证据内容实质性审理。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认为，美国提供的《案件记录》中可能存在“故意遗漏证据”或者“重大证据遗漏”。

结合第二轮程序滥用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疑点，孟晚舟引渡案依然存在一定变数。

2020年9月15日，是美国禁令开始生效的日子，没有悬念，台积电、美光等企业对华为断供，华为麒麟芯片成绝唱。外界在不停地猜测华为芯片库存还能支撑多久。两年间，华为做的每件事情，看起来都在“与时间赛跑”。

华为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年底，其整体存货达到945亿元，较年初增加34%；2019年年末，整体存货同比增长75%至1653亿元。也就是说，自2018年以来，华为就开始加大备货速度。

2020年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峰会上，余承东称，华为将全方位扎根半导体，突破物理学材料学的基础研究和精密制造的同时，也呼吁产业界要“关注EDA以及IP领域，关键算法、设计能力，还有包括12寸晶圆、光掩膜、EUV光源、沉浸式系统、透镜等在内的生产设备和材料领域”。

半导体产业整体基础薄弱几乎是全产业之痛。中兴被制裁后，一篇介绍中国半导体产业半世艰辛的《中国芯酸往事》刷屏网络。

盘点半导体芯片常见的IDM模式，从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到测试的产业链条里，半导体设备和芯片设计软件EDA是目前国内半导体产业集体难以跨越的鸿沟。在半导体设备方面，荷兰的ASML占据了光刻机市场70-80%市场份额；在EDA方面，Synopsys、Cadence、Mentor三巨头合计占了约80%的市场份额。

除了专注研究，华为还罕见地通过投资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链。2019年4月，其专门成立股权投资公司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哈勃投资”）。仅在2020年，哈勃投资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数量已经超过17家，投出总额超9400万元，投资风格以10%持股以下的财务投资为主，涉及材料在内的半导体产业链诸多领域。

灯塔与胡杨

2017年和北大教授陈春花的谈话中，任正非被问及“华为成功的核心点是什么”时，他给出的答案是“财务体系和人力资源体系”。孟晚舟正是一路参与和带领华为财务体系搭建完成的核心人物之一。

1992年，20岁的孟晚舟自建设银行总行直属的常州财经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深圳市建设银行的一个营业网点从事基层工作。一年后孟晚舟来到父亲的公司，成为华为早年仅有的3位前台文秘之一，主要负责总机转接、文件打印、安排展览会议等行政工作。

那一年在华为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当时成立仅5年，员工仅有二三百人的华为，依靠自主研发的 HJD48和C&C08两款小交换机拳头产品，成功突围，让华为在1993年底摆脱了困境并掌握了高端化的数字技术。

1997年，孟晚舟从华为短暂离职，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攻读会计专业硕士，一年半后，她毕业回到了华为做财务相关工作。

1987-2002年，華为连续经历了15年的快速增长，海外业务突飞猛进。为了让全球的财务运作更高效且更低成本，2003年，孟晚舟负责建立全球统一的华为财务组织，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包括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财务制度和IT平台的改革及建设。2005-2009年，在华为全球账务系统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建设中，孟晚舟主导建立了5个账务共享中心，覆盖和支撑全球的会计核算工作，并推动华为全球集中支付中心在深圳落成。

2007年，孟晚舟接到一项重任，与IBM合作实施华为IFS（集成财经服务）变革。彼时，华为利润率开始逐年下滑。根据华为年报，公司营业利润率从2003年的19% 下降到了2007年的7% ，净利润率则从14%下降到了5% 。任正非当时发现，财务成为华为的成长障碍。在2007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任正非不无忧虑地说道：“我们的确在海外拿到了不少大单，但我都不清楚这些单子是否赚钱。”

IFS在7年间构建了数据系统，并在资源配置、运营效率、流程优化和内控建设等方面建立规则，使华为开启了精细化管理之路。在此期间，孟晚舟于2011年出任华为CFO，并在2012年出现在华为业绩预发布媒体见面会上，其任正非长女的身份才开始在网络上广泛曝光。

2013年左右，孟晚舟主导项目财务队伍建设，他们需要跟随项目团队，参与合同谈判、测算和优化成本、协调工作效率，提交可行方案、跟踪交付计划与回款。到2017年，华为项目财务已有1500人。

与直接的业务增长相比，财务优化给公司带来的好处不那么直接，拿捏不好，有时候还会遭遇反弹。2015年，华为内部刊物《管理优化报》刊登的一篇名为《一次付款的艰难旅程》的文章，直指财务审批流程复杂、财务人员常设阻力。任正非随后签发总裁办电子邮件斥责：“据我所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不知从何时起，财务忘了自己的本职是为业务服务、为作战服务，什么时候变成了颐指气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华为财务部门至此再次开启对内改革的步伐。

孟晚舟为人低调，但透过华为财经的变化，可以窥见其本人的成长与蜕变不可谓不精彩。多年来，孟晚舟负责的华为财经经过系列变革，已成长为一个极高效、自动化、智能的队伍，除了每天处理高度庞杂的传统财务工作？华为内部年平均员工费用报销就有120万单；全球259家子公司要出具按照本地会计准则、中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三种财务报告；170多种货币、1万亿美元的流通量，差错率比银行低100倍；负责支付的员工高峰期每天要盖3000个章，每15秒一个……

华为财经还完全融入了华为公司的所有业务活动中“，从合同概算到项目回款、从产品规划到市场分析、从出差申请到费用报销、从资产管理到存货管理、从销售融资谈判到融资规划落地、从税务筹划到定价设计……”知乎上，经常有求职者拿华为财经的工作offer与四大会计事务所比较。

2018年3月，华为董事会完成换届，孟晚舟升为副董事长，并继续担任华为公司CFO。

任正非也低调，但同时也给外界留下了极其鲜明的谋略与精神领袖特质。任正非曾强调，今日技术与经济的繁荣，与英欧美日俄当年的技术灯塔作用分不开。过去，华为以美国为理论基地，依托全球化的平台，实现了技术与经济效益的双突破。

“如果有人拧熄了灯塔，我们怎么航行？”2020年7月末任正非在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发言中提问。

2020年11月华为与多家企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出售荣耀的原因，是“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明示麒麟芯片的断供。

早在2020年8月，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 年峰会上，余承东公开确认，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自研的麒麟系列芯片在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将成为绝唱。2020年10月30日下午，华为发布Mate 40系列手机，未来如果美国禁令没有撤销（甚至升级），这将成为最后一部搭载自研麒麟处理器的华为旗舰手机。2021年1月，有消息称华为手机业务将被整体出售，但很快被华为内部辟谣。

“华为短期的困难，我们有能力克服，但分布在170个国家的代理商、分销商，因渠道没有水而干枯，会导致几百万人失业，供应商也因为我们不能采购，而货物积压，销售下滑，拖累股市。”2020年11月26日，华为专门举办了一场荣耀送别会，任正非在送别会上称。

接手荣耀的，是由30余家荣耀代理商、经销商与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华为不再持有荣耀公司的任何股份。与华为“离婚”后的荣耀将如何“获得可持续的技术要素”，是未来需要被公布的细节。

最新Mate40系列手机首次引入胡杨树皮版。在两个小时的发布会演讲中，余承东多次提到生长在内蒙沙漠深处的胡杨树，强调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老外不懂这个，所以海外版发布会我只说这是黄色和绿色。”余承东说。

2020年11月23日，孟晚舟引渡案第二阶段法庭听证会当日，加拿大联邦国会两位众议员？来自新民党的尼基·阿什顿（Niki Ashton）及绿党的保罗·曼利（Paul Manly）宣布，他们支持要求释放孟晚舟的主张。这是现任国会议员首次公开表示支持释放孟晚舟。随后，温哥华市议员安妮·罗伯茨（Anne Roberts）也宣布，支持释放孟晚舟。

2020年12月1日，孟晚舟失去自由两周年，华为加拿大公司发声，“华为仍然坚信孟女士是清白的，并相信加拿大的司法体系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