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靖

（湖南工商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一、风险刑法：安全感法益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现有法律不足以规制高空抛物。虽然侵权法第87条规定了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亦有学者将此种侵权法认为是风险侵权法[1]，但单纯依赖民事立法规制高空抛物不能达到预防和救济的功能。截至2020年9月20日，在1240件民事案例中，绝大数案件是物业合同纠纷、相邻纠纷、劳动纠纷，仅有140份是不明抛掷物坠落物损害责任纠纷[2]，纠纷的本质是居住权和行人安全期待权之间的冲突[3]。但案件大多数是找不到具体侵权人，不能有效惩处高空抛物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回应实务难题，吸收理论成果[4][5]，完善高空抛物具体制度，具有立法的逻辑性和规范性[6]，强调公安机关依法及时侦查，确定具体行为人。与高空抛物一样容易引起公共危险的就是危险驾驶。基于公共风险的控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即行为人一旦实施醉酒（80 mg/100 mL）驾驶，即既遂，故该罪属于危险犯，同时基于人权保障，限制危险犯适用[7]，防止刑法圈的不当扩大。

安全感法益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不应给予保护，但“足以型”故意高空抛物侵犯的法益是公共安全。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简易程序治罪条例》将高空抛物明确为犯罪行为[8]。有学者认为对高空抛物入罪应谨持刑法谦抑理念[9]。但笔者认为刑法应介入并予以规制故意高空抛物行为。为衔接民事规定，维护“头顶上的安全”，合理限制刑事权力，最高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