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彦

关键词孙吴政权 正统性 天命 符瑞 国山封禅

王朝的正统性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理论的古老命题，它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保证。在“天命论”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王天下”并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天意的安排。因此判断一个王朝是正是僭，不能单看其政治势力的大小或军事武装的强弱，而要看其是否获得了绍续古圣治统的天授资格。在古代文献中，常有“天之历数在尔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天命不可违”一类的表述，它们都是对皇权合法性的宣示。而曾对古代政治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正统、合法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理论工具。马克斯·韦伯曾说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传统型、神授型、法理型三种不同的政治权威。中国古代的一切政治权威都可归类为神授型，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政权转移的方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即“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①但不管政权以何种形式转移，新崛起的政治权威都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向世人证明“王天下”是出自于“天命”的安排。

一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是三个独立的政权，在建立政权的时刻，各自都面临着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问题。② 曹丕以上古尧舜禅让为依据，逼迫汉献帝禅位于己，以中古社会最合法的程序顺利完成了汉魏禅代。① 曹丕称帝，给刘备提供了口实与样板，刘备立即蹑迹效尤，建帝号于岷峨。刘备自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②又曾受汉献帝诛曹密诏，绍汉颇具名分优势，故立国颇显“义正”。刘备在蜀称帝，声称自己再次中兴汉朝，而且其即位诏书继续沿用建安纪年。③ 其《告天文》中也说自己即位是因为“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由于“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才“受皇帝玺绶”，并祈求上苍“祚于汉家，永绥四海。”④

在魏蜀吴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首先孙吴政权很难构建起自身与汉朝的连接。蜀汉和曹魏都将本身政权与汉朝构建了链接。曹魏通过禅让的方式，表示魏承汉统;而蜀汉以血统和政治口号，表示要兴复汉室、恢复汉朝。从江东孙氏本身来说，《吴书》说孙坚“世仕吴”，⑤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太平御览》卷559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云孙氏“孤微发迹”⑥之所本。可见孙氏出身寒微，家世不详。在汉末普遍重视家世的环境中，孙氏家族在江东无地位可言。而且孙权在汉朝的官职也并不高，取荆州、擒关羽后，曹操才表其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⑦吴王的封号还是接受魏天子曹丕的册封。这就导致孙权没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在构建政权时，无论从家世与大义上，都无法从继承汉朝上构建自己的正统性。

其次从五德上，孙氏也难有作为。曹丕以禅让为名，在天命上承接汉朝，以五德相生说而言，魏以土德取代汉朝火德，走的是传承汉朝之路;刘备以继承汉献帝法统为号召，不仅沿用汉的国号，在五德终始上也继续沿用火德，属于恢复汉朝的模式。孙氏自认为是周的后裔，⑧若孙权自称接续周德，无论是五德相生或五德相胜说，都不可能以此宣称继承汉朝之德。即便孙权以五德相胜的木德取代曹魏土德，同样需要承认曹魏曾为正统。换而言之，孙权难以使用五德之说宣示孙吴的正统性。

第三是疆域，中原一直是王朝正统的默认地域，两汉旧都洛阳与长安皆在曹魏手中。孙吴立国江东，秦汉以来江南一直处于帝国政治的边缘，远不能与中原相比，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以江东、江南为统治地域，依靠江东大姓，建立与中原对峙的王朝，历史上孙吴首开其端，之前尚无先例可循。如何在非传统的统治地域，构建合法合理令人信服的正统性政权，以面对北方的压力并争夺天下，是一个需要孙吴统治者苦苦思索的问题。虽然孙吴政权先天不足，建国途径最为困难，⑨但孙吴统治者仍然苦心孤诣地解决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此事诚属不易，值得我们探究。

《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魏略》云：“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乎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孙权本是极有雄心壮志之人，但更能韬光养晦。群臣曾劝说孙权在江东称帝，但孙权拒之未允。瑏瑠当时曹魏处中原之地，拥兵数十万，三分天下有其二。刘备自称是汉室宗亲，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因而曹、刘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具有优势。孙权自知不及，瑏瑡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政治意图。直至公元229年，曹、刘死后，东吴的政局比较稳定，孙权认为条件具备，才称帝登基。据说，孙权当皇帝早就有符瑞，“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昌门，出天子。”①作为“天命”来临的象征，符瑞在吴地屡屡出现，黄初二年五月，建业言甘露降，黄武元年（222）三月鄱阳言黄龙现，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木连理，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黄龙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② 于是，公卿百官一再请求孙权正尊号，孙权遂于武昌（今湖北鄂城）登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吴录》载孙权《告天文》曰：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轈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③

从孙权称帝的《告天文》中，我们可找到其构建正统性的策略。文中首先痛斥曹魏“纂夺神器”，以此否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然后指出“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孙氏由于行德政，“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这样就为孙吴政权找到了获天命的理由。《告天文》刻意忽略孙吴与汉朝的关系，并无视蜀汉的存在，设立了“汉室已亡、汉德已衰”的大前提，来解决孙吴无法与汉朝连接的问题。文中又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历数在躬，不得不受”等，其实是迎合“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所谓的“紫盖黄旗”，是云氣占术的表现。《宋书·符瑞志》记载：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斗、牛分野主吴越，属扬州。因此斗、牛间出现紫盖黄旗的云气，象征着东南将有天子出。晋元帝兴起前，岁、镇、太白、荧惑四星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将四星交汇视作王者兴的吉兆。其实有关“东南有天子气”之说，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秦汉之际，“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氏却能找到刘邦，是因“季所居上常有云气”。④ 范%在鸿门宴上劝说项羽杀刘邦时曾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⑤除了“紫盖黄旗”外，《周易》中“帝出乎震”，也被孙吴频频引用。

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个政权都声称自己获得了“天命”。曹魏居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禅代后一直标榜己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但其对自己是否是天下正统之所在，以及日后能否统一天下，并无十分把握。孙权曾以郎中令陈化出使曹魏，曹丕设宴款待。席间，“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⑥《吴书》中记载陈化论证孙吴之天命，用了“帝出乎震”的理论与“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谶语。《周易》中“帝出乎震”，指的是八卦中“震”的方位在东方，而且有紫盖黄旗的云气做证据，说明真龙天子出自东南。其实这一系列的理论链接，都是为了把孙权称帝和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⑦ 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讹言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作用的。

毫无疑问，“符瑞之应”对维护与巩固皇权是有一定作用的。孙吴统治期间，仅据《吴志》记载，就先后有过四十余次符瑞记录，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孙吴政权是通过不断地运用符瑞，来强化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从其年号就可以窥见一二。孙吴行用的年号颇不同于曹魏、蜀汉二国。如果从孙权称吴王时的黄武算起，孙吴立国江东凡五十九年，前后四帝共使用十八个年号。其中十一个年号取之于符瑞，即孙权的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孙亮的五凤，孙皓的甘露、宝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在数量和时间上均占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曹魏和蜀汉的符瑞年号比较少见。曹魏立国共用十个年号，符瑞年号仅二例，即明帝时的青龙和高贵乡公时的甘露。蜀汉用的五个年号中，仅有后主时的景耀与符瑞有关。相比之下，孙吴年号的符瑞色彩尤为突出，以下我们试举数例：

孙吴用黄龙为年号，共计三年（公元229—231年）。龙是帝王和尊贵的象征，《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记载：“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①其中黄龙，为“四龙之长”，②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蕴涵，在汉魏时期特别受到重视。孙权称帝时改元“黄龙”，不仅因为龙是符瑞之兆，更因为“黄”代表土德，能取代汉之火德。故而黄龙年号颇为孙吴所重视，孙权称帝后曾命人制作黄龙大牙舰，还让胡综作《黄龙大牙赋》以颂之，其文中称：“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③其中隐隐表现出孙吴有以西周自况的意图。

孙吴黄龙年号行之三年后，改元嘉禾（公元232—238年）。嘉禾符瑞，从表面上看主要强调帝王的“德”。《白虎通义·封禅》说：“德至地则嘉禾生。”但同时嘉禾符瑞的渊源还与西周有关，“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时有三苗异亩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几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访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天下当和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矣。”④使用嘉禾年号，是孙吴继“黄龙”之后，开始宣扬君主的德行德政，为了进一步论证孙吴政权的合法性，又在代汉之后将孙吴与西周联系起来。

孙吴嘉禾七年，改年号为赤乌（公元238—251年）。《吴主传》曰：“（赤乌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⑤赤乌元年（238）八月的改元议论，有司奏称以麒麟为号，理由是麒麟为“太平之应。”但孙权却主张其所亲见的“赤乌”，因为赤乌具有特殊的符瑞意义。《宋书》卷二十九《符瑞志下》解释：“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说明武王伐纣时有赤乌之祥，又是与西周有关的符瑞。与赤乌相比，麒麟的意义就显得较为普通。选择赤乌年号显然更能为孙吴政权提供法统上的号召力。

由于魏、蜀、吴三国都声称自己得天命，是正统所在，故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亦无所适从，不知三国之中哪一国是正朔。如刘备新丧，南中大姓雍即恣睢于永昌，“李严与书六纸，解喻利害，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⑥雍桀傲狂妄，既不认同蜀汉是正统，亦不承认曹魏是天下的正朔，公然降吴。辽东公孙渊叛魏联吴，在其上孙权的表章中，称自己“犹知符命未有攸归”，言外之意竟然是贬魏尊吴，并祝孙权能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⑦三国之中，也互不认同对方是正统，如蜀将黄权降魏，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⑧

二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不复存在，变成了魏吴的南北对峙。魏吴二国究属哪一方为正朔呢？魏居中原之地，国力强盛，又并吞蜀汉。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更是自诩为天朝正统，而将孙吴视为割据江左一隅之地的僭伪之国。此时，孙吴国内形势也发生变化，吴主孙休于永安七年（264）薨殂，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立乌程侯孙皓为帝。

司马昭得知孙吴易主，孙休去世，孙皓新立，觉得这是一个使吴国纳土歸降，和平统一天下的好机会。遂一面让魏主曹奂下诏于江东，①一面亲笔写信给孙皓，他派遣原来吴国寿春城的降将徐绍、孙携带书信，前往吴国，向孙皓陈述利害，剖析天下形势。为了加强和平攻势，司马昭又命荀勖、石苞等大臣分别作书于孙皓。书中颇多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之语。吹嘘大魏如今是“百僚济济，俊硋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师也。”②总之，就是要孙皓认清形势，及早归顺，否则司马氏就要诉诸武力，一旦大军南下，兵临江左，则孙吴政权必然“宗祀沦覆。”③

孙皓虽然残暴，但他并不昏庸，对于司马昭等人的来信，孙皓也不示弱，他遣使随徐绍、孙到洛阳，并亲自修书答复司马昭：“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宣明至怀。”④孙皓保持一定的克制态度，答词不卑不亢，这也说明他对曹魏迅速击灭蜀汉感到一定的震撼。尽管答词文辞柔顺，但孙皓态度仍很明确，对司马昭要吴国称藩之事置之不理，不作任何答复。书中说自己是继承先人的遗业，将与贤能之士共同治理吴国，今特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前来贵国。因为司马昭是魏国的宰辅，所以孙皓写信时并未以吴国皇帝自居，而是“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⑤徐绍本是孙吴降将，此次奉司马昭之命，前来劝降，并“称美中国者。”孙皓怀恨于心，在徐绍返回洛阳的途中，“绍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⑥孙皓杀徐绍，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司马昭，孙吴政权绝不会屈服于北朝。

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天下大势发生重大改变。故而孙亮、孙休时期受到冷落的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

面对司马昭展开的大棒加橄榄枝的政治攻势，孙皓不仅未向司马氏屈服，反而在江南频频制造声势，声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⑦意谓孙吴将北伐灭晋，一统天下。孙皓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暴君，其即位以来，施行暴政，所做之事乏善可陈，但他却做了一件巩固孙吴政权、提升吴国人心士气的要事，就是大力宣传孙吴有“天命”，吴国不是偏安江南的小朝廷，而是正统王朝。孙皓在位十七年，一共使用八个年号，除去即位时短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兴与行用三年多的建衡之外，其余六个均为符瑞年号。这种大规模行用符瑞年号的做法，与孙权时期颇为相似。

更令人惊讶的是孙皓通过符瑞来构建天命正统，在孙吴天玺元年（276）国山封禅的仪式中达到顶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进行的封禅大典。

史载，“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⑧吴兴阳&国山，位于今江苏省宜兴市著名旅游景点善卷洞上，此处有一块孙皓天玺年间所立的国山碑。这是孙皓与晋武帝司马炎争夺天命的有力证据。国山本名离墨山，以孙吴时司徒董朝封于此，故又名董山。山在宜兴县张渚镇北十里，碑即立于山顶之上。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券7“国山碑”条谓：乡人又俗呼此碑为“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形如米廪云。”国山碑为圆鼓形，高2.34米，围宽3.3米。四周刻封禅文，内容为祥瑞颂德之辞，碑文从东面读起，再转向北、西、南各面，计43行，每行25字，共1075字。但经1700多年的风雨侵蚀，国山碑的文字如今仅能看清60余字。碑为篆书，为吴国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所书，碑末还有刻工殷政、何赦姓名。其内容为立碑起缘、瑞应祥兆、歌颂孙吴之德。

国山碑文并不长，碑文以吴骞校释为佳，①兹节录碑文的部分内容：

帝出芼震，周易实著。遂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皇帝。玉质青黄。角思理洞彻。拜受祗悚。夙夜惟寅。而大！宜报，大命宜钦。乃以柔兆縩滩之岁。钦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纪号天玺。用彰明命。于是丞相禮。大尉趚。大司徒燮。大司空翰。执金吾修。城门校尉歆。屯骑校尉悌。尚书令忠。尚书昏直晃昌"史莹核等。亦以为天道玄旷。吕瑞表真。今众瑞毕至。四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川。九垓八埏，罔不被泽。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纪勤天命。遂于#兴国山之阴，告祭$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②

众所周知，自古举行封禅大典总要找出一大堆的祥瑞，如凤凰出世、麒麟现身之类，而在孙皓封禅留下的国山碑中，吴国却前无古人般地开列了足达千余项的祥瑞清单。宋人赵彦卫记录了众多的祥瑞，兹节录如下：

神人指授金册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被宫阙，显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凤龟龙，衔图负书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鸾凤鱼鸟，二十有二;白虎、白獐、白麂、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乌、白鹊、白鸠一十有九;赤乌、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鸾二十有七;神鱼吐书，白鲤腾船者二;灵絮神蚕，弥被原野者三;嘉禾秀颖，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干连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大珠，璧流离三十有六;大贝、余%、余泉七十有五;大宝、神璧、水青三十有八;玉燕、玉羊、玉鸠者三……天平地成，天子出东门鄂者四;大贤司马微，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事兴运会者二;其余飞行之类，植生之伦，希古所觌，命世殊奇，不比瑞命之篇者，不可称而数也。③

碑文中一共列举出了1274项祥瑞，可谓惊世骇俗。白虎、赤乌、神鱼……孙皓将如此大数量的符瑞写入封禅碑文中，以强化其政权正统性，应该看到，这是孙吴应对变化的南北局势的一种特殊方式。

史家悉知，封禅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時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已有封禅的传说。帝王封禅，最早出现于《管子·封禅篇》，后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引用《管子·封禅篇》中的内容，并对其内容加以演绎，唐代张守节解释《史记》时曾对“封禅”进行了释义，并指出了封禅的目的，大意是说，在泰山顶上筑圆坛以报天之功，在泰山脚下的小丘之上筑方坛以报地之功，即《史记·封禅书》中的“登封报天，降禅除地。”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为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举行过封禅大典。《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所以封禅活动实质上是强调君权神授的手段。

据《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的记载，帝王历来的所“封”之地均在泰山，而所“禅”之地却不拘场所，无固定地点。然而孙皓为何要把“封禅”之所放在吴兴国山举行？笔者认为，不外乎二条理由：其一，因为泰山在西晋境内，孙皓不可能到敌国境内去举行封禅大典，故必须采取变通的措施。其二，吴兴有“吴国兴盛”之义，④其名十分吉祥，孙休在位时，孙皓被封为乌程侯，乌程即在吴兴境'，吴兴实质上就是一个扩大了的“乌程侯国”，所以吴兴乃是孙皓的龙兴之地。国山位于太湖西岸，山中有洞穴，被认为是“龙神”所居之处。晚唐人李頒云：“洞门对斋堂厨库，似非人境。洞内常有云气升腾，云是龙神所居之处。臣太和中，在此习业，亲见白龙于洞中腾出，以为雷雨。”①所以在吴兴国山上举行封禅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并不令人费解。封禅大典本应由皇帝亲自祭祀，为何孙皓自己没有亲往，只是派了几位大臣代祭。我认为这也不难理解，一般而言，举行封禅的君王都必须建立？赫的文治与武功。自战国以降，只有秦始皇、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少数几位皇帝才举行过封禅庆典。宋真宗封禅泰山之时，因文治武功不足，欲借天意来威慑外敌，故导演了一幕“天书由天而降”的闹剧，结果被后世传为千古笑柄。

三国时期，曹魏也有过封禅的动议，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建议封禅，魏明帝诏曰：“闻蒋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最终“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②所谓“天下未一”，即指蜀汉与孙吴未灭，太平之世尚未到来。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分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终于在晋武帝时代完成了统一。“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谦让弗许。”③连晋武帝统一天下都不敢去封禅，孙皓这个偏霸之主又怎敢冒昧地亲自前去封禅。所以孙皓派大臣前去祭祀天地，也是一种通权达变的方法，其意图是通过封禅之举来强调君权神授，论证孙吴政权获得“天命”的眷顾。

国山碑文中有“吴真皇帝”四字，其中的“真”字颇费猜详，秦汉时期，已有“真”与“假”之区分。当然，此处的“假”是“摄”之意。如楚汉战争时，韩信定齐地时，向刘邦请为“假王”。刘邦虽然恼怒，但为了灭楚的政治需要，仍然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④立即封韩信为齐王。王莽篡汉前，不敢一步到位直接做皇帝。他立孺子婴为太子，自己当“摄皇帝”。不久，“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⑤ 然而，孙皓本身就是孙吴政权合法的皇帝，并非如王莽那样有一个从摄皇帝到真皇帝的渐进过程。他为何要强调“真皇帝”的身份呢？史载：“孙皓以建衡元年铸一剑，文曰：‘皇帝吴王，小篆书。”⑥仔细推敲起来，“皇帝吴王”四字似包含二层意思，“皇帝”可以作为天下之主，抑或是占据中原地区的君主。“吴王”则是偏安于江南之地的君王。如孙权虽建都于建业，但却对洛阳心向神往，想当中原王朝的君主。嘉禾元年（232）冬，吴国“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在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⑦所谓“郊祀当在土中”，指的就是郊祀须在河洛。⑧ 可见，统一天下才是“真皇帝”，才能致“太平”，这是汉晋之际人们的共识。习凿齿曾言：“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⑨以此比照，孙皓铸剑的铭文“皇帝吴王”四字，其意则不言自明，即孙皓想从吴国的偏霸之君上升到主宰“天下”的皇帝。这是“吴真皇帝”“皇帝吴王”的内涵，也是孙皓在位时期，“天下平”“青盖入洛阳”等符瑞频频出现，最终导致国山禅礼的缘由。

天玺元年（276），吴郡有传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堵塞，如今却已疏通。长老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宽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孙皓改元天玺，大赦。所谓“天下平”，当然不是指孙吴建国，而是指孙吴要统一天下。此外，鄱阳郡又发现“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瑏瑠自孙权称帝，历孙亮、孙休，至孙皓，吴国恰好经历四代君主，吴国虽有荆、扬、交、广四州之地，但其核心区域是长江下游的扬州，扬州是孙吴的腹心之地。楚以九州作渚，吴以九州作都。这些谶言皆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吴主孙皓将扫清六合，开创太平之世。《江表传》对此事有更详尽的记载：

历阳县有石山临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相传谓之石印。又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阳长表上言石印发，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曰：“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从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重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①

孙皓为维护其统治，时常“刻勒铭题，赞吴功（。”②并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又伪称天降神谶而刻《天玺纪功碑》。碑文云：“深甄历数，永归大吴，上天宣命，昭告太平，文字炳），天囗在诸石上。”③这些碑文中提到的“太平”，有其特殊的含义，乃指皇帝圣明，嘉瑞屡臻。而对于三国政权而言，要致太平之世，就必须统一天下。《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记载，孙皓“时钱塘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孙皓居然对此深信不疑。

三

孙皓大肆宣扬天命在吴，西晋当然也不会熟视无睹，与此同时，西晋也制造天命在晋的符瑞。汉武帝之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说成为官方哲学后，它笼罩、统治着汉代数百年，弥漫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东汉以降，谶纬学更为盛行，在民间广为流布。而且，谶语、骨相在所謂的“受命之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魏晋之际，有关司马炎有“天命”，该当皇帝的谶纬是这样记载的：

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馞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向）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④

这段记载比较晦涩，需要解读。早在刘备欲称帝时，谯周曾与杜琼一起劝进，大肆宣扬刘备的名字见于河图、洛书和五经谶纬，以此作为刘备当受命称帝的证据。但在蜀汉后期，他们却从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琢磨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刘备的“备”字可解释为具有、用完、用尽，而刘禅的“禅”字就是“授予”“禅让”。其意就是刘氏政权到刘禅已是尽头，应当禅让给他姓了。

景耀五年（262），谯周见蜀汉宫中一棵大树突然无故自折，以为不祥，竟然在宫中的柱子上题字：“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解释道：“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⑤“众而大”就是期待曹魏（西晋）统一。“具而授”，即蜀汉政权当授予他姓，“若何复？”即天命早已不在汉室。蜀汉尚书向充在蜀亡后，效仿杜琼、谯周故技，说蜀汉最后一个年号“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恰巧魏相国晋王司马昭的长子就是司马炎，这说明司马炎要“炎兴”，司马昭听了当然十分高兴，他最后下决心立司马炎为晋世子，代魏建晋，极有可能与谯周、杜琼、向充等人所作的谶语有关。⑥ 魏晋之际，还有不少司马氏得天命、统一天下的谶语与童谣，其中以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最为离奇。兹录之如下：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嬉游者，日有十数。永安二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飊飊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恶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锄，司马如。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视之，若引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司马如矣。①

干宝的《搜神记》历来被人视作荒诞怪异之小说，但作为晋朝国史的《晋书》也有相似的记载：“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②除此之外，司马昭死，司马炎袭晋王位，总摄百揆之后，亦有吉兆出现。咸熙二年（265）八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③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此争夺天命也必须有军事实力的支撑和保障。由于汉晋之际战争频仍，军事上的胜负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盛衰兴亡，对诸政权而言，可谓是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故吴晋二国争夺天命不仅体现在封禅大典、符瑞年号及谶纬的制作，而且争天命还常以军事行动配合之。在吴晋战争中，孙吴一方虽然较为弱小，但面对强大的西晋，孙吴并非一直处于守势，而是积极进攻，有时甚至给西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司马炎即位时，孙皓遣使臣张俨、丁忠前往祝贺。此时西晋刚受禅，无暇顾及边境。使节丁忠返吴后，劝说孙皓道：“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孙皓十分高兴，于是询问群臣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不可谓其求援于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车骑将军刘纂说：“天生五才，谁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④孙皓虽然赞成刘篡的说法，但他考虑到蜀汉刚亡，有所顾忌，不过，也决定从此与西晋断绝关系，要同司马氏争夺天下。

孙皓不仅不向西晋屈服，在皇位巩固之后，他还多次派兵主动向西晋进攻。宝鼎三年（268），孙皓派遣丁奉与诸葛靓攻打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征还。”⑤“东关之役，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⑥可见，东关之役吴军取得了胜利。西晋泰始四年（268），“吴主出东关，冬十月，使其将施绩入江夏，万寇襄阳。诏义阳王（司马）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屯龙陂，为二方声援。会荆州刺史胡烈拒绩，破之，望引兵还。”⑦ 泰始七年（271），吴主孙皓又亲率大军进攻寿阳，晋武帝遣司马望屯兵淮北以拒之。

交州本是孙吴疆土，蜀亡后，吴交趾郡吏吕兴叛乱，导致交州沦陷，落入西晋之手。公元269年，吴主孙皓调遣十万吴军⑧以海陆两路并进的方式对西晋控制下的交州发起猛烈进攻。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至公元272年，吴军终于夺回被晋军攻陷的交州。“是岁，（虞）汜、（陶）璜破交趾，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①西晋最终在交州争夺战中失利。

泰始八年（272），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陆逊曾云：“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②步阐家族经营西陵数十余年，一旦携郡归晋，对孙吴的打击可想而知。吴主命镇军大将军陆抗率军平叛，西晋派名将羊祜率八万大军前来救援，陆抗所率的吴军仅有三万，但陆抗以少胜多，在西陵大败晋军。这些都使得孙皓对孙吴的军事实力和天命之说充满信心。史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③孙皓“有窥上国之志”，不仅是基于军事实力的自信，还有天命所归的假象而带来的自我膨胀。

建衡三年（271），孙皓居然亲自率军北伐，携其母及后宫嫔妃向晋都洛阳进军。史载“孙皓举大众出华里，皓母及妃妾皆行。”④为何孙皓会如此张狂，不顾晋强吴弱的政局而执意北伐呢？《江表传》记载曰：“初丹阳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訥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结果途遇大雪，道涂陷坏，寒冻殆死，士卒怨怒，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⑤孙皓听到后，这才害怕起来，只得仓皇班师。这段记载依现在的逻辑来看非常荒诞，当时西晋十分强大，东吴面临亡国的危险，但孙皓仍然要北伐，宣扬“青盖入洛阳”，自己将最终夺取天下。

孙皓制造的吴国当有“天命”的舆论以及其主动向西晋发动军事进攻的举措，使西晋君臣颇感政治上的被动。例如孙皓制造的吴国当有“天命”的舆论，在中原地区也颇为流行。《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载：“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为吴方强盛，未可图也。”由此可见，西晋内部对于这一谶语也是颇为认同的。又如西晋博士秦秀曾言：“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⑥从秦秀之语，我们可以得知，司马昭时期，司马氏发动和平攻势，冀图凭藉灭蜀之后的强大国力，迫使孙吴屈服的策略未奏其效。而在武帝时期，西晋与孙吴争夺天命的政治举措也遭到了失败。

结语

孙皓时期大量符瑞的制作、符瑞年号的行用、封禅国山运动等等，都是在宣传自己是正统王朝和孙吴要一统天下的意愿。因此孙吴这个正统性、合法性最差的政权，反倒成为三国中生存时间最长的国家，并且以一国之力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虽然晋人也重视“天命”的政治宣传，但这并不能使孙吴屈服。孙吴这一系列构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策略，虽然有神秘主义色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江南俗尚巫鬼、好淫祀，恰好成为孙吴崇尚符瑞的民众基础;其次吴地大族学风保守，符瑞也是一种他们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方式。正因如此，孙皓偏居江左，在国力远不如西晋的情况下在国山封禅，并通过封禅、制作谶纬等活动与西晋争夺天命。既然在与孙吴的政治较量中，西晋都处于下风，那么西晋若要灭吴，扫平四海，统一天下，也就只剩最后一种途径，即动用武力，采取军事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