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晶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文物古迹中的陵寝祠庙等祭祀相关类的保护虽然早有出现，但真正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建立起对文物古迹本体的价值认知确离不开民国时期与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等多方面的交流学习。而相继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各期间的改革和举措为文物古迹价值认知提供了土壤。

1 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的学术思想解放

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文科作为高等教育中国学领域的核心，聚集多位中国正统的桐城派古文家，如吴汝纶、严复等。稍晚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一派相继加入，一时间音韵考据之学大盛，但仍执著于经典古籍。1918年，蔡元培继任北大校长，即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之后又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留学西方现代文史学家，不仅为北大的文科注入新鲜血液，也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推动下，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史学思想变革的领导前沿。

1919年，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的汹涌澎湃和西学科学理论的强势输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擎“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方法的转变。同时，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和《谈谈实验主义》(1919年)，提出一种“评判的态度”，开始了对治学方法的反思。在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影响下，胡适接连提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论述，而形成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疑古思想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