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

提要：中共中央分配给江西三位六大代表名额，显示出其对江西苏维埃运动振兴的认可。江西省委选定了三位六大代表，从他们的身份来看，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既有江西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又有当时江西工农革命运动较为活跃的永修县、万安县的主要领导人；既服从了中央的命令，又兼顾了江西的特殊情况。三位江西代表在会上畅言献策，积极介绍和推广了江西的斗争成绩与经验，扩大了江西的政治影响，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在会后均返回江西，积极宣传六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了江西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

中共六大于1928年六七月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所确定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1)《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在会后的两年时间里，全党上下都在认真贯彻执行六大决议与精神。中国革命自遭受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严重挫折，又迎来了复兴和发展的新局面。应特别指出的是，此次会议对于江西此后开展的革命斗争，如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江西也派出代表参会，他们在会上畅言献策，积极介绍和推广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斗争经验。目前学界仅限于简单介绍他们在会议前后的情况。(2)代表性成果如孙伟：《参加中共六大的三位江西代表》，《党史文苑》2018年第11期；刘红兰：《胸怀救国志 碧血染洪城——记革命先驱张世熙》，《党史文苑》2015年第21期；高继民：《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与井冈山斗争二三事》，《当代江西》2010年第10期；王阿寿：《张世熙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协万安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室编：《万安文史资料》第24辑，内部发行，2008年版；刘峯：《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及其对江西革命斗争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等等。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出席中共六大的江西代表的名额分配、选定缘由和与会表现等内容，以考察江西苏维埃运动在国际舞台首次亮相的成效及其对江西乃至中国革命的影响。

一、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振兴：中央分配三位六大代表名额

中共六大从酝酿、准备、确定到最后召开，前后经历了近一年时间。为了及时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决定，“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3)《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1927年8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六大原计划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4)《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85页。，后会期定在了3月底。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内已很难找到一处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地方开会。后得知1928年春夏要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等多个重要会议，考虑到中共届时均要派代表参加，此外也为了迫切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中共中央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六大比较切实可行。

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向共产国际发去请示。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5)《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会议第3号记录》(192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3月底，共产国际正式来电通知，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6)《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第185页。六大召开事宜大体敲定了，不过最后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与上述决定稍有出入。4月2日，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紧急开会，专门研究六大相关问题，特别拟定了参会的各省代表名额，其中广东代表名额最多，共4人；江西与上海、顺直、湖南、湖北四省一样，均为3人。(7)《中央决定六次大会各省代表名额》(1928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江西被分配了三位六大代表名额，在全国算是靠前的。这体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江西革命工作的重视与肯定，也是江西苏维埃运动振兴的真实写照。1928年2月16日，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同其他中央委员谈话时指出，“有组织的如海陆丰”，“江西万安、莲花等四县，已组织苏维埃政府。现在南中国，已有五个苏维埃共和国”。(8)《中央委员谈话会(节录)》(1928年2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8页。可见，当时中国已有5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中包括江西的4个县。米夫于3月1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江西省，根据地方同志的来信，永新、莲花和全南县组织了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农民运动的开展，它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9)米夫：《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1928年3月1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从中共那里得知中国农民运动高涨，特别是江西永新等数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高兴之余，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将会迎来新的高潮。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通讯不畅，加上一段时间内江西的负责同志未能向中央作详细的报告，导致中央一度对江西的情况不了解，对江西的工作不够重视。江西省委发觉此种状况之后，于1927年11月30日致信中央：“此次报告的意义，一方面要除去中央对于江西许多的隔膜；另方面挽回中央负责同志对于江西不正确的观察”，因为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江西实实在在是整个的革命环境，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亚于两湖广东，尤其是农民方面曾自动的发生许多零碎的斗争及大的暴动”。汇报完近况后，信中还写道：“中央若再抱着以前对于江西工作的观念，我们无话说。”(10)《江西省委致中央信——目前军阀混战下江西工作的情形与最近的策略》(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经过反复沟通，中共中央对江西革命情况的认识终于有了较大改观。1928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中乐观地指出，当时江西“农民的暴动已经普遍全省”，“江西农民暴动之猛烈与范围之广大为江西历来所未有”，这是“一个革命的好时期”，并得出“江西确是一全省总暴动的局面”的结论。(11)《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全省总暴动与地方割据等问题》(1928年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3页。在此，中共中央提出同意江西举行全省总暴动计划。虽然该指示存在脱离江西主客观条件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但也表明中共中央对江西的革命现状比较满意。数月后，随着万安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及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撤出遂川等，江西省委对江西的革命局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作出新的估定：“江西目前不是总暴动的局面，是要尽量发动各地的斗争，以发动暴动。”(12)《江西工作大纲》(1928年4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46页。

其实，大革命失败前江西省的党建工作和农民运动就开展得有声有色，江西是全国少数几个革命影响较大的省份。后来江西各项工作有了一定的恢复，加上南昌起义的爆发及起义部队南下对江西革命的辐射与推动作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余部在赣西南的武装割据产生了较大影响等，这些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认可，分配三位代表名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代表性和典型性兼具：江西选定三位六大代表的缘由

各地的六大参会代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早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就专门针对六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作了五条规定，例如：“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13)《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85页。决议对选举办法、候选人标准等作了大致的规定，以便各地遵照执行。

原本上述决议还规定了各省党部会议的召开期限，即“各省党部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由各省省委决定之，函知中央。但是各省党部会议，至迟当在第六次全党大会两星期以前”(14)《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86页。。各地接到中央的开会及代表名额等通知时，已经到了1928年4月初，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极为险恶，加上时间仓促，代表即刻就要启程。而此时大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根据既定的办法进行选举。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1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同样，江西省委亦未能严格按照原定的选举程序召开全省代表大会，而是根据中央分配给江西的代表名额及其身份要求，最终推选了王凤飞、张世熙、曾文甫三人。中央给江西分配代表时，特意指明“省委一人，赣西南一人，南浔路工一人”(16)《中央决定六次大会各省代表名额》(1928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38页。。那么，这三人都符合要求吗？经梳理，他们的大致情况如下：

参加六大代表简历调查表(1928年6月)

第一，是江西省委常委王凤飞。1927年11月，根据长江局关于江西省委应有工农委员的意见，江西省委增补南昌郊区农民王凤飞为省委委员；同年12月下旬，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的要求，新增王凤飞为省委的五位常委之一(17)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 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主要负责省委组织科的工作。

第二，是永修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曾文甫。中央高度重视南浔铁路的重要作用，原本希望能推举一位工人代表，但当时铁路的党组织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1927年12月13日中央通过的《江西工作计划》写道：“南浔铁路为江西最重要产业，应当马上恢复并发展各站党的支部。”(18)《江西工作计划》(192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2页。然而1928年4月30日的《江西工作大纲》中指出：“南昌、赣州、景德镇、南浔路不独不能行动，连工会的组织都没有”，“江西党在组织方面最大的缺点，是工人成份太少，以后要极力注意城市的工作，在党中扩大工人同志的成份，尤其是在南昌、九江、赣州、南浔路、吉安、景德镇等地”。(19)《江西工作大纲》(1928年4月30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47、158页。可见，较长一段时期内南浔铁路职工中的党员数量极少，以至江西省委未能找寻到合适的工人代表。

那么，为什么替换为一位永修县的农民代表呢？这是因为在南浔铁路沿线的地区中，永修县党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江西省委在各种文件中有关永修的介绍不在少数。如《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提到：“在过去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份，如星子、德安、永修、余干、永新、万安、临川、乐安等县……”(20)《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1927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31页。可见，永修在全省一直属于农运基础较好的县份。据1928年2月18日的一份组织材料显示，江西全省在一月份约有4000名党员，其中永修(涂家埠)有450人，万安有2300人。(21)《中共江西省委王××同志关于江西组织的谈话》(1928年2月18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87页。据统计，永修的党员人数在全省居第四位。江西省委于1928年4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永修农民在过去曾和土豪劣绅经过屡次的激烈斗争，‘八·一’革命后，农民竟向党邀〔要〕求暴动，当被党的负责人阻止。现在省委已与永修县发生了关系，并改组县委。于是在一个星期中竟发展了九十多个同志。据该县负责人估计，全县农民在党指挥之下能行动的约有五万人，并准备于不久的将来发展一大的斗争。”(22)《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节录)》(1928年4月1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40页。永修的党组织得到了明显的恢复，而且该县农民能主动地开展斗争，并迅速集结数万人于党的领导之下，以备将来暴动之需。1928年5月23日，江西省委就江西的政治局面等问题去信中央，再次指出：“南浔各县的工作，永修有很好的发展，党员人数已增至四百人以上，农村亦不断暴发小的斗争。”(23)《江西省委致中央信——目前江西政治局面与各地群众斗争情况、省委对中央职工运动及农民运动方法大要的意见》(1928年5月23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63页。

在江西省委看来，一方面南浔铁路在江西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南浔路区是全省政治的中心区域”(24)《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江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1928年2月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32页。；另一方面南浔铁路线上的永修县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因此，江西省委就选定了一位永修县农民出身的游击大队长——曾文甫，作为出席中共六大的江西代表。

第三，是来自赣西南的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其实，在江西省委的诸多报告中，永修与万安经常同时被推介，而专门表扬万安的材料也屡见不鲜。1927年10月的《江西省委书记报告》中写道：“接到中央秋暴政策以后，在江西客观上大有实行之可能，但因党的力量太弱，至今尚无成绩。后来决定西以万安，北以星子，东北以鄱阳，东以临川为暴动的中心。”(25)《江西省委书记报告》(1927年10月)，《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42页。可见，省委在此将万安作为江西预计暴动的西部中心。江西省委于1927年12月12日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在涉及近几个月江西民众革命高潮的内容时表扬了万安：“万安群众最为勇敢，也经过几次斗争。打豪绅事时有。农妇极勇敢，每见一二兵士单行，一个农妇即能前去缴械。此类事屡屡发生，农家藏有不少的枪弹。”“万安在十月革命十周纪念，有万余群众的大会，农民都是武装——旧式的——参加，热烈的接受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党的主张。”(26)《江西省委报告》(1927年12月1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62—63页。万安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作战勇敢，还保存了不少武器弹药。1928年2月2日，《江西通信》中的一篇题为“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的文章，热情歌颂赣西南的革命火焰已成燎原之势：“群众有组织的地方，以万安、吉安、泰和等处为最”，“万安农民有组织的约十万人，计有区农协六个，乡农协三百余个，组织与纪律极严，完全具有斗争的能力。各级农协之执委，均系农民，并且秘书之职，亦均由农民自任(因为万安的文化程度较高)，工作的紧张，实令人钦佩无以。农民对农协，都绝对而诚心的拥护与信仰”。(27)《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江西通信)》(1928年2月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第107页。可见，万安农民不仅人数众多，组织化程度较高，纪律严明，而且革命积极性完全被调动起来，对敌英勇，很有战斗力。

根据中央的具体指示，江西省委精心选派了三位六大代表。从他们的身份来看，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既有江西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又有当时江西工农革命运动较为活跃的永修县、万安县的主要领导人；既服从了中央的命令，又兼顾了江西的特殊情况。他们出席会议，能客观反映大革命失败以来江西的革命历程与现状，并能介绍江西苏维埃运动获得的成绩、教训及遇到的困惑，这些都便于中央日后作出更科学的决策。

三、可圈可点：三位江西代表在六大的表现

三位江西代表的行程大致如下：1928年4月中下旬，他们由南昌经九江到达上海；5月上中旬，由秘密交通护送，与全国其他省的代表一道，经大连、海参崴进入苏联；6月上旬到达莫斯科。(28)参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为了安全起见，中共中央将在上海集中的各地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分批赴苏。从周恩来等人留下的史料来看，这段旅途异常艰辛，甚至有人遇险。(29)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人民日报》1985年8月14日，第4版。

江西三位代表从南昌到上海再到莫斯科的经历，留下的一手资料很少，不过我们通过爬梳历史文献，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4月15日，江西省委给中央发去了一份综合报告，其中对选派代表一事只字未提。十日后的《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写道：“两次来电及张同志送来的信均收到，此间出席六次代表早已首途。”这表明中央在六大安排确定后，立刻两次给江西省委发去电报并派专人送信，江西省委业已收悉并确定了具体参会代表人选，他们约于4月中下旬赶赴上海。报告末尾还指出：“中央的通信处和接头处，希即告去！”“前次派赴出席国际大会的王风飞(30)即王凤飞。同志来信，谓自中央机关破获后，就没有办法找你们，他现住在(脱漏)请你们即派人去找。”(31)《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朱毛红军发展情况》(1928年4月2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第228、230页。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其一，王凤飞没有与另两位江西代表在一起，而是分头赶去上海；其二，三人是一起到的上海，为安全起见，暂时分开住宿。由于中共中央原来的接头地点被敌人破获而更换了，导致王凤飞一时联系不上，情急之下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江西省委。所以，江西省委催促中央，尽快派人去找到他们。当然这个难题很快被化解，江西的三位代表都与上海中央接上了头，经组织安排，全部安全抵达苏联，按期参加了中共六大。

为了确保大会顺利召开，筹备处在会前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6月16日发布的《大会筹备处第二号通告》指出：“各代表及各参加同志均已编定号码。请于今日下〈午〉一时至四时到主席团室(在楼下)查询，以后在大会发言等及领取一切文件物品均用号码，不要用真名姓。”(32)《大会筹备处第二号通告》(1928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4页。大会秘书处于6月18日发布了《中共六大大会会场规则》，其中明确写道：“愿发言的同志应用纸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号码代替)提交值日主席，到开始讨论时，由值日主席指定发言”，“发言之先应先报告自己的号码”。(33)《中共六大大会会场规则》(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8页。可见，出于会议安全的考虑，所有代表在会场都不能自称或互称姓名，而是采用编号形式，如王凤飞15号，曾文甫87号，张世熙93号，在发言前都要自报编号。故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许多大会相关材料中虽未出现名字，但根据编号一查便知是谁。《中共六大大会会场规则》还对发言的次数与时间也作了规定，如“讨论之发言每人至多三次”，“对于政治报告之讨论：第一次至多四十分钟，第二次十五分钟，第三次五分钟”，“对于其他问题：第一次二十分钟，第二次十分钟，第三次五分钟”等。(34)《大会秘书处通知(节录)》(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22页。

6月18日下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正式开幕，7月11日闭幕。出席的代表共142人，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根据有关表决权问题的规定，即“各省正式代表(有表决权者)有表决权有发言权”(36)《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记录》(1928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69页。，所以江西的三位正式代表具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他们全程参加了近一个月的议程，根据大会的规定在有关会议上进行发言，阐述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此外，三位代表还根据要求填写了调查表等相关资料，并对党的政策及党务共同提出了以下意见：“最近对党的政策很满意。已〔以〕往的上级党部对党的政策的方法缺少指导，自去年秋暴后上级党部对军事工作未免缺乏计划和指导，至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和土地问题为何解决，均无真确的系统的指示。”(37)《代表对于党的政策及党务的意见总计》(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88页。六大进行了很多全国性的统计，如各省党部组织、各省常委和委员的数量与成分、各省苏维埃区域、各省罢工、各省暴动、各省党员的数量与成分、各省白色恐怖下党员牺牲的数目、各省白色恐怖下死亡及在狱人数等，其中有关江西的相关数据信息，基本上是由江西代表提供的。根据新的六届中央明确作出的“江西代表，回国工作”(38)《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1928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48页。之决定，三人在会议结束后都陆续返回国内。

从总体上看，他们在六大的表现可圈可点。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三人在会议期间及会后的相关情况。

首先是王凤飞。6月17日下午召开的各地代表团书记联系会议第一次会议，推选出19位大会主席团成员，王凤飞是唯一当选的农民代表。(39)《各地代表团书记联系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记录》(1928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6页。6月18日晚召开的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将主席团成员分成了五组，每天两组工作。王凤飞被分在了第一组，与斯大林、布哈林、苏征兆、项英同组。(40)《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记录》(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66页。根据大会会场规则，“开会时会场秩序由主席团值日主席维持，值日主席有权调节一切举止行动。主席团值日主席由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逐日议事日程由主席团拟定宣布之”(41)《中共六大大会会场规则》(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8页。，王凤飞于7月8日下午六时以轮值主席的身份主持了大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听取了选举委员会对新的六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50人的介绍，与会人员对其中的少数人选进行了讨论；其二，“米夫代表国际代表团提议：应将现在所组织的各种问题委员会改散，暂时停止工作”(42)《大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记录》(1928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79页。，并给出了三个理由，该决议在会上获得了通过，且瞿秋白提议当日下午停止工作，亦通过。

王凤飞担任了大会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青年妇女、湖南、南昌暴动问题、广州暴动问题等九个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加大会各种活动，并对党的政策及党务提出了意见：“过去的党差不多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党。”(43)《代表对于党的政策及党务的意见总计》(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88页。他做了两次大会发言，提交了一次书面意见，幸运的是这三份资料都被保存下来，即《王凤飞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7日)、《王凤飞发言的补充》(1928年6月27日)、《江西农民代表王凤飞的信》(1928年6月)。

王凤飞在6月27日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从江西省委的角度着重汇报了八七会议以后江西党的工作的大致情况。“‘八七’之后到十月才开始工作。从十月到现在党的工作稍有成绩。江西共有八十一县，其中以前有党的组织者七十余县，现在有组织者六十多县，成分是农民占多数。”八七会议后江西党的工作因种种原因曾停滞不前，从1927年10月以后才有所好转，大体上恢复到大革命期间的水平，而且党员以农民为主。王凤飞认为，盲动主义在“江西工作之中也是有的”，尤其是“在南昌近郊及外县中却都可以见到”，“江西各县都有盲动倾向”。他认为这种现象要引起党的高度重视，今后必须要用有效方法去引导他们的斗争，但是不能强迫群众。他还提到：“乡村中的豪绅地主对于农民又怎样呢？江西的情形：他们以前是没有团结的，现在有了，他们有警卫团、靖卫团、民团等等的武装。为了压迫农民(尤其是贫农与雇农)。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段，引起农民大的革命的要求，在这几点看，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向高的方面。”(44)《第十五号王凤飞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50页。八七会议后，江西革命形势暂时陷于低落，导致各地土豪劣绅沆瀣一气，从表面上看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强了；但另一方面，又引发了江西农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因此，他得出结论：江西与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样，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他在当日的补充发言中提到了两点：第一，重申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目前的形势，以全国来说，仍向上升涨，而不是中间的烦闷时期，更不是低落时期”；第二，分析了盲动主义的产生原因，“据我个人的观察，是由于党内的训练过于缺乏，大家对于自己的行动，都不了解，所以才在斗争中表现出盲动主义来”。(45)《第十五号王凤飞发言的补充》(1928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51页。

会议期间，王凤飞还提交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中央工作的某些看法：“目前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是土地革命。但它应该在城市工人领导下进行，不能只靠农民群众。过去中共中央的策略表现在尽量把注意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忘记了城市工人运动，所以农民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遭到多次失败，而城市工人没有帮助他们。”(46)《江西农民代表王凤飞的信》(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23页。这一提法与六大通过的决议精神基本一致，仍然强调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加强中共中央和各级党部领导人中的工人成分。虽然他是农民出身，但上述判断反映了当时包括其在内的许多人的认知水平。

7月9日，大会通过了《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选举法》，规定：“大会主席团决定下届中央会正式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十一人。由主席团提出超过此数的名单(五十一人)交各代表团讨论之。”(47)《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选举法》(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836页。王凤飞以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江西代表身份的良好表现，不仅进入了51人的大名单，而且被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他在六大结束后并未留苏参观，而是直接回国到达江西，参与领导筹备中共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王凤飞仍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长。他后来深入九江、吉安等地巡视指导党的工作，参与省委领导，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建设，并于1928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至1931年1月)。(48)《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184—185页。

其次是曾文甫。根据会前“请从速组织代表团并举出负责书记为要”(49)《大会筹备处第二号通告》(1928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4页。的要求，曾文甫被江西的三位代表推举为江西代表团书记。在6月17日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预备大会上，先是以多数票赞成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由19人改为21人。当时提出了三位农民身份的候选人，经表决胡福田38票、朱松寿26票、曾文甫30票，曾文甫增补为大会主席团成员。(50)《中共六大第一次全体预备大会决议》(1928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17页。在6月18日晚召开的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曾文甫与邓中夏、蔡和森、徐锡根一起分在了第五组。(51)《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记录》(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66页。他参加了大会组织、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青年、湖北、南昌暴动问题等六个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党的政策及党务提出的意见是“过去的指挥是不激烈的”(52)《代表对于党的政策及党务的意见总计》(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第188页。。曾文甫在大会结束后，曾到苏联各地参观。回国后，曾文甫任中共永修县委书记、江西红军游击第八纵队纵队长。他还参加了中共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于1928年12月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审查委员会委员(至1929年11月)。(53)《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243页。

其三是张世熙。他在会议期间参加了政治、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宣传、财政审查、广州暴动问题等七个委员会的工作。目前保存下来的有关张世熙的历史文献有三份：《张世熙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5日)、《张世熙在农民土地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2日)、《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这些文献(特别是第三份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6月25日，张世熙在讨论瞿秋白的政治报告时作了发言，他以长期从事万安县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工作的领导人身份，谈了自己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关于机会主义，“八七会议以后提出与机会主义奋斗的口号，可是机会主义的来源和实质是什么，没有明白指出来，我们是很模糊的”，“党的下层群众根本不明了什么是机会主义，如何可以肃清机会主义”。对于盲动主义，“在暴动政策之下，固然要与盲动主义儿戏暴动奋斗，但绝不能因为盲动主义而怀疑或减少整个的暴动政策之意义”。在分析目前革命形势与今后的任务时，张世熙指出，“敌人的结合，我们只说他们不能避免冲突，这还不够，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说他们不会因结合而减少冲突”，通过江西军阀的事实，“可以证明他们并有〔不〕会因一致反共而减少他们的冲突”。他在发言结尾处说道：“万安的暴动经过五个月才失败，组织县苏维埃一个月。本来想要向同志们报告一下，将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和其中的错误，和盘贡献大家，使大家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批评，可是时间不够了，只有等到有机会再说罢。”(54)《第九十三号张世熙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556—557页。

针对李立三所作的农民土地问题的两个报告，张世熙也结合自己在万安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经验，于7月2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观点很鲜明，“我主张要没收整个地主土地，包括地主经济在内，同时要分田地给雇农”；“我是不主张平分土地的”，“我在万安就曾经验到这一点，譬如肥瘠问题，就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也不主张在现在一切土地国有。因为这不能使农民的争斗情绪加长〔强〕”，还“必将引起耕农的误会”；“游击战争中是一定要转变到组织游击性红军，万安过去没有十分注意这一点，所以失败后就不易冲出去，盖此不仅在失败时可以避免损失，而且可以帮助其他附近区域的发展”。(55)《第九十三号张世熙在农民土地问题讨论时的发言》(1928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第682—683页。

早在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就提出：“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56)《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27年9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93页。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着重关注的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未曾想在中国农村也爆发了数十次起义。万安暴动发生较早，影响较大，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也颇具特色，它无疑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大缩影。暴动领导人又来参加六大，而且多次表态要好好汇报一下具体情况。这不仅引起中共中央及国内代表的高度关注，更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兴趣。故在六大结束的次日(即7月12日)，经中共代表团推荐，张世熙受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成为了江西代表此行的最大亮点。他作了题为“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长篇报告，全文共9个部分，约1.3万字。该报告理论与实际结合，事实与数据兼具，内容丰富，语言鲜活，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故受到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的热烈赞扬。

1928年1月9日工农群众占领万安县城，1月11日召开群众大会并成立了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后因敌人反扑，敌我兵力悬殊，1月23日部队撤出万安县城，2月8日苏维埃政府被迫停止工作，暴动前后历时一个月。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土地、军事、交通、建设、教育、财政各委员会，以人民委员会委员为主席；还设有惩办反革命委员会、清查逆产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宣布了28条内容的政纲，颁布了没收地主土地通令、废除债务条例、惩办反革命条例、通缉豪绅反动派通令、全县戒严令、教育计划，以及告民众书、告城内小商人贫民书和布告等。万安县城一度成为了“红色世界”，农民被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革命积极性高涨。党员人数从暴动前的500余人增至2300余人。据统计，全县人口共13万人，在万安暴动中，参加实际斗争的群众大约4万人，若连妇女、小孩一起算，约有10万人。暴动中，群众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57)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71页。，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总结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内容大体一致，可见两者曾相互启发。

在《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1928年1月到3月)这份只有写作时间却无署名的档案(58)根据文中对万安暴动的熟悉情况，特别是行文语气、写作时间等进行综合研判，基本可以断定是张世熙在参加中共六大前写给江西省委或代江西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汇报材料。中，张世熙热情洋溢地写道：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革命的局面”，“万安暴动的胜利，是全省苏维埃革命胜利的信号”。(59)张世熙：《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万安暴动的胜利》(1928年1月到3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31、33页。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是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也是全国建立最早的五个苏维埃政权之一，在江西乃至全国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此外，万安暴动也大大推动了全省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赣西南各县工农群众所受的影响更大。遂川的群众继万安之后，奋起从事苏维埃政府之建设(正月初四日成立，存在一周)”(60)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第83页。。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世熙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主要领导者、直接亲历者，客观、及时、准确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开展武装暴动的经验宝库，也为共产国际下一步科学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大会结束后，张世熙曾到苏联各地参观。1928年9月，张世熙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再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江西，向江西省委传达汇报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此前不久，江西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多位领导人被捕，机构已不健全。在此情景下，张世熙又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江西问题委员会”，与中央领导人一道研究加强江西省委领导的问题，被确定为江西新的四位省委常委之一。1928年12月5日至12日，中共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口召开，张世熙不仅在会前积极筹备会议，而且参与主持了会议，在会上再次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并当选为新的江西省委书记。(61)《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252页。会议根据国民党统治暂处于稳定的局势，认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在江西已见，但不可过分的估量”，确定江西党的总路线是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坚〔艰〕苦耐劳的去夺取广大的群众围绕党的周围以及影响之下，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62)《江西省委通告赤字第一号——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1929年1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47—48页。。围绕这一总任务，大会提出了加紧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中心区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多项举措，还根据中共六大制定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通过了江西的《苏维埃区域决议案》。

结语

江西作为中国革命较早的省份之一，具有斗争历史久、暴动范围广、党员数量多、群众觉悟高、苏维埃区域大等特点，各项工作在六大前有了较快的恢复，不少方面在全国还取得了较大影响，故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在六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和主席团成员增补等方面给予了特殊照顾。江西的三位代表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启程，风尘仆仆，历尽艰险远赴莫斯科，认真负责地参加六大的讨论等各项事宜。他们在会议前后表现出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较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大力宣传推广了江西的斗争成绩与经验，扩大了江西的政治影响，展示了江西代表的风采。会后，三位代表均返回江西，又积极地宣传了六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了江西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人此行既是对一段时间以来江西革命工作的总结与汇报，更是江西苏维埃运动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的展示与检阅。特别是张世熙受邀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会场上向世界各地的代表作有关万安暴动的专题长篇汇报，如此高的礼遇在江西党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共历史上亦不多见。江西苏维埃运动第一次走出国门，便产生了较好的反响，给与会代表和共产国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江西各苏区的发展壮大，更加注重对朱毛红军探索出的井冈山道路的推广与传播，这也是江西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