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比往年都阴冷。回老家的第三天，是腊月二十七，也是我们南方的小年。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小年对于父亲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可是在那时，我脑子里对于小年的记忆，除了能吃上一顿美美的猪肉，就只是和父亲一起去上坟山了。

吃猪肉自然是欢天喜地。小年这天，母亲总要淘上比平日多一倍的米，盛饭时母亲也总是把一碗饭堆到足够高，有时还要操起锅铲在碗里压一压。这对于几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大米饭的我来说，已经足够奢侈。母亲炒出来的肉黑里透红，浓浓的酱香漫过来，让贫油惯了的鼻子一时激动得无法自已。

可是要吃上这頓美美的猪肉，必得付出一番奔走的辛劳。那就是和父亲一起去上坟山。

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显得极其武断和独裁，不容任何商量的余地。

头晚上一场大雪让那一年的小年猝不及防。母亲给我在破棉袄上又套了件夹袄，虽然远远看起来有些像大冬瓜，但确实添了些暖，自也不懂得去计较美丑了。

父亲不紧不慢地抽着旱烟，偶尔抬起头看向屋檐上的天空。铅灰色的天空，看不见一片云彩，只有阴冷的风时不时卷过，吹得大门上去岁的春联啪啪作响，像是传说中先生用很沉的戒尺体罚淘气的学生时，打在手掌上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自然觉得无聊而且可恶。然而对于父亲来说，却像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催逼得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下了决心似的，伸出烟袋杆在椅子靠背上狠狠敲了几下，接着发出了低沉却浑厚的声音“走吧”，仅仅两个字，像是命令，也像是自我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