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霞霞

摘要：克里姆特和席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表现主义画家，两者的作品使我们产生的不止是对艺术哲理性的思考，更多的是对生命“本真”的理解。克里姆特的作品哲理性强，而席勒的作品更多展现的是对自我的一种解放。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法，总结、归纳两者作品形成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以及师承关系影响因素，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感悟他们艺术作品的内涵，从对比作品中受到艺术的启发。

关键词：克里姆特  席勒  分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1-0020-04

任何一位艺术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都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和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及艺术思潮息息相关。所以，要想更深刻地理解艺术家的作品就必须分析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克里姆特和席勒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为“新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克里姆特和席勒是师徒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两个人的个人生活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受到的文化思潮等层面均有相似之处。

一、个人成长经历对作品的影响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金银雕刻手工艺匠的家庭，接受学习传统的学院派风格绘画。1888年和1889年，他绘画了大量戏剧史壁画和美术史博物馆的壁画。1897年以后，他的画风大变：第一次突变是因为父亲的死亡，让克里姆特亲眼目睹了死神的镰刀如何从他耳边经过，令他终身难忘。另一重大“挫折”是由于他以象征主义手法创作了《哲学》《医学》《法学》三幅壁画遭拒，成为当时饱受流言蜚语攻击中伤的维也纳艺术大丑闻。壁画被拒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叛以往的學院派风格，运用了在当时比较前卫的象征手法，明确表达了对自己过去遵循的学院派“历史传统主义”的离经叛道和分离的迹象。著名美术史学家维克霍夫（Wickhoff）认为：“在人们指责作品充满色情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其思想内涵的排斥。作品流露着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悲剧主义，带着很强的未来主义色彩”。如同印象派的前辈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被当时的沙龙艺术团体被拒一样，克里姆特的绘画风格不被当时主流艺术承认，他认识到腐朽的学院派艺术再这样下去，绘画将会陷入停滞状态，追求新的表达形式，表达自己对绘画的认识对于克里姆特来说更重要。45岁时克里姆特结识了另一位新艺术运动的中坚柯克西卡，接受了表现主义思想，自此，他在思想上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手法，表现出他的哲理性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画面具有平面化、装饰化以及哲理性的特点，几何化的构图形式给他的绘画作品注入了强大的活力。1918年2月6日，克里姆特逝世，享年55岁。

1890年，席勒出生于奥地利图伦的小镇，时年克里姆特正好28岁。席勒曾去由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所开设的学校学习绘画。1905年1月1日，席勒父亲去世，造成了席勒死神笼罩的童年。在1918年席勒的妻子埃迪特因一次流行感冒死亡，席勒茫然地凝视着埃迪特临终前的痛苦模样，被自己也许立即会死去的恐怖所缠绕;他关紧家中所有的窗户和门，还加上了锁，试图阻止所有的感冒病魔的侵入。那时，与其说他是被妻子的死所震撼的男人，不如说他是因恐惧疾病而浑身颤抖的二十八岁“小孩”。可以说死亡笼罩了席勒短暂的一生。他曾经说：“是死亡将我塑造成艺术家，死亡是我作品的主题”。他的恐惧体现在他的艺术作品上，就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到希腊人对于生命的态度，认为“这一类人的生命之强健已经到了这一地步，以至于他们对于丑的渴望超过了对美的渴望，他们对可怕的、邪恶的、神秘的、毁灭性的、危险邪恶、痛苦的东西着迷远远超过了对优雅的、轻松的、善良的、了然的、安全的、快乐的东西的喜爱，着迷于这些东西并战胜它们成为这一群强健者实现自己的权利意志的最高方式”。同样的，席勒通过自我对生命本真的理解，从他生活的恐惧当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同时也给予世人以精神上的慰藉。

1918年10月31日席勒去世。在写到席勒时，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说“在充满腐朽气息的阿谀奉承之中，他闭上了他的双眼”。与此同时，席勒也意识到作为人的痛苦：“我只能说，因为我要……牺牲我自己，像殉道者一样生活”。

克里姆特和席勒作品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是在命运开始都遭受了失去父亲的经历，造成他们心灵的巨大创伤。第二次重大转变是对传统学院派的反叛和分离，作品因此从象征走向表现的转变。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识形态、艺术思潮因素对作品的影响

“新艺术运动”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发展成熟，这一运动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艺术思潮的影响。“新艺术运动”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称谓，其中法国称为“新艺术”，奥地利称为“分离派”，出现了以克里姆特等为代表的“装饰画”艺术家。新艺术运动从意识形态上看，它的兴起说明了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是一次“革命”的艺术运动，它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的语境，很快这一运动就消沉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是19世纪下半叶提出的，对后来“新艺术运动”在思想上奠定了理论基础，认为美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力量，告诫艺术家要回到大自然中去，发现拯救心灵的艺术表现形式。工艺美术运动强调的简单、朴实的中世纪风格，为“维也纳分离派”及其他团体或画派奠定了美学基础。另外，19世纪末法国的象征主义以及后印象派绘画艺术对新艺术运动也有很大影响。象征主义表现主要体现在曲线风格的运用上。日本的浮世绘也随着当时的经济交流，流入欧洲，被欧洲印象画派所发现并汲取其中“单纯”的元素，浮世绘以干净、明丽的画面，特有的平面装饰感，影响了众多的画家。

新艺术运动为克里姆特的艺术思想带来一次次的突破和转变，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思想。但克里姆特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还是古典主义学院派写实艺术的年代，绘画因刻意模仿古代风格，因此缺乏生气。克里姆特所能接受到的教育范本，只是奢华眩目的历史画，或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学院派大腕自命高雅的历史画。克里姆特28岁之前的绘画作品受到学院派基本功写训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品（包含28岁的作品）有《男人体习作》作于1877-79年间（15-17岁）、《青年时代》素描稿1882年（20岁）、《寓言》1883年（21岁）、《田园诗》 1884年（22岁）、《伦敦环球剧院》 罗密欧与朱丽叶1886-88年（24-26岁）、《Taormina古代剧院》1886-1888年（24-26岁）、《卢森堡街头演出的喜剧演员》1884-1892年（22-30岁）《金衣妇女像》1886-87年（24-25岁）、《维也纳老城市剧院观众席》1887-88年（25-26岁）、《少女与夹竹桃》1890（28岁）、《钢琴家Josef Pembaur像》1890（28岁）。从《金衣妇女像》开始，其作品的风格开始具有明显的装饰性，但仍未摆脱古典风影响。从他的三组画：《哲学》《医学》《法学》被当时沙龙艺术团拒绝之后，他作品的风格大变。之后的作品《妇女的三个阶段》《吻》《生命之树》《生与死》和《处女》等可以看出他风格的变化，同时受曲线风格、简单朴实的工艺美术的中世纪风格、印象派等艺术运动的影响。

19世纪初20世纪末的欧洲艺术思潮涌入，打破了传统艺术美的典雅气息，以内心的冲突、矛盾激发强烈的情感，艺术家“随着美的宝座地位逐渐被丑、变形、怪诞、空虚、断裂等范畴所取代，随着哲学对人深层意识中种种隐蔽力量和对人之巨大创造潜能的揭示和鼓励，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充满变革、标新立异、风格多元和个性突出的时期”。显然，维亚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气氛显得陈腐不堪，反对新兴的艺术，处于自身的艺术又不能再繼续发展下去的矛盾当中。当时埃贡·席勒也是分离派的一员，作品同样受到当时艺术主流画风的排斥和诋毁，由蒂姆和贝克尔编辑的德国艺术百科把席勒划分到色情文艺家的行列，因为席勒的艺术就是对人体赤裸裸的描绘和表现。他的男女模特表现出难以置信的直率、夸张变形。席勒自己说：“对他而言，没有什么‘现代性，存在的只有‘永恒”，他对新艺术家的定义是能在根本上发挥自己、建立自己的基础，并且不信赖过去和传统才是新艺术家。

三、艺术观念的传承

克里姆特和席勒在艺术观念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背离之处。相似之处：一是克里姆特和席勒早期都接受了正规正统的绘画技巧及基础训练;二是都参与了维也纳“新艺术”运动，使得二者的作品风格有相似之处，即富有强烈的装饰色彩;三是反叛当时保守的艺术主义，成立并加入“维也纳分离派”;但是随着二者在艺术表达方式、个人风格上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追求，克里姆特绘画艺术发展为典型的表现主义，个人风格主要以“装饰性”为主;而席勒在艺术上追求纯粹的艺术表达;克里姆特注重作品商业性和表现性，席勒则注重自我的解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陷入了一种对死亡和浪漫的“美丽尸体”的追求。尼采的“上帝死了”，人们顿时失去信仰，思想和精神处于极度的混乱和焦灼状态。画家们通过他们的画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力图找回自我、寻找信仰。克里姆特是“分离派”的发起人，起到了中坚的重要作用，他的作品给当时的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试图摆脱没有信仰的混乱思想的影响，实现他理想化的、哲理性的世界;席勒出生的时代较老师克里姆特的时代更不堪，因为欧洲当时处于一战之前，社会一片混乱，贫富差距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思想上处于无信仰状态。席勒的时代造就了他走向自己的内心，表现出纯粹的绘画本体语言。从克里姆特的《生与死》，席勒的《死神与少女》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绘画艺术的追求不同。

克里姆特的《生与死》用绘画的方式展示了生命的轮回，画面中有刚出生的婴孩，妇女，老妪，男子和骷髅头，这些挤成一团的形象组成了“人肉盛宴”，预示死亡寓意的骷颅头，都展现了他在寻找一种心灵的安顿。人物层层叠加，使空间增加、层次丰富，使人在有限的空间背后感知到生命的意义，不断超越死亡的界线，是一种生存欲望的延续。画家抛弃对传统题材的表现，而是用一种悲观主义的眼看待这个世界。

席勒的《死神与少女》取之于希腊神话，画家是以自己和妻子埃迪特的形象创作的。画面中心少女紧紧地搂抱住死神，少女红黄相间的连衣裙与死神黑褐色的衣服，呈现热烈与宁静的对比。席勒从题材的选择，到内心追求“基督式”的怜悯情怀，他的精神诉诸于纯粹的绘画作品中，脱离了哲理性和理想的追求，回到他的内心世界，实现单纯的表达自己。

两者作品背后都对“永恒轮回”和死亡进行思考，克里姆特用画面金银辉煌的装饰性手法和平面特征上表达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席勒更加注重的是自己内心的表现，绘画回到画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克里姆特其一生仍然没有摆脱“权威的光环”，始终享受这世俗社会的名声和财富。1912年席勒的作品《隐士》暗示了席勒和克里姆特分道扬镳。画面中两位艺术家都穿着黑色长袍。为了突出画中自己的落难状态，席勒把自己和老师克里姆特看作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着重凸显了作品中的人物痛苦、无助、困惑。

四、结语

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正处于时代动荡不安、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思潮转型的背景下，克里姆和席勒勇于突破腐朽的传统思想观念。在充满诋毁和恐惧的时代气息下，克里姆特和席勒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挣脱思想和生活的束缚，没有辜负艺术对艺术家的教养，始终保持对绘画艺术的纯粹性。席勒学习老师克里姆特的绘画方式从他大学时期就已开始，克里姆特一度成为席勒绘画艺术上崇拜的偶像，包括艺术风格、绘画题材的选择等等都追随老师。他们的作品风格和面貌在一定时期具有相似性和共同性，但是随着他们的审美情趣不同各自也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

在今天，处于世纪之交的两位艺术家克里姆特和席勒，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所展现出来的超前性以及对于自身存在、价值得以永存、体现的强烈意识。“生”与“死”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由此衍生出来的恐惧、焦虑、痛苦、危险感意识，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自身如何应对和重新评估，过去和未来亦是如此。真正的艺术或多或少蕴含着生命和死亡意识，蕴藏着对有限生命的无限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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