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

摘要：当前，基层融媒体建设日益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议题，而资源的集中化整合是实践中的难点。对此，山西省在县级融媒体建设中进行了系统规划，利用政策、资本、技术、人才等多元力量的交织互动，探索出了“四屏两声”、资源互通、多元业务等实践形式，实现了受众全面覆盖、信息全效传播、跨界联动服务，建构出富有特色的地方媒体生态系统。不过，在县级自主空间、资金人员分配、平台功能完善方面，山西实践仍然有值得反思与进步的空间。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集约化 山西模式

当前，我国媒体融合建设正在自中央向地方下沉延伸，基层融媒体建设成为各地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县级媒体在融合建设上存在资源不足、人才短缺等天然劣势，更需要自上而下进行集中化的调度与整合。自2018年以来，山西省在县级融媒体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加强实践，推进了政策、资本、技术、人才等多股力量的整合动员，建构出一套富有“集约化”概念的地方媒体生态系统，实现了受众的全面覆盖、信息的全效传播，并且提高了线下的跨界联动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媒体实践成效。

一、山西省县级融媒体实践中的多元力量

媒体融合的过程并非遵从单一的线性逻辑，而是在政治、技术、市场、人才等多元力量的交织互动下推进而成，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复杂、多维的力量网络。山西省在县级融媒体建设实践中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划，政策、资本、人才在整个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无一不扮演着重要角色。

1.政策：方向指引与实践背书。县级融媒体建设是一场从中央到地方的意识形态工程。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明确了这一议题在国家层面的战略价值。同年11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对县级融媒体建设做出了指导性的战略部署。随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范》等细则标准相继颁布，为县级融媒体的具体运行提供指导。中央精神下沉到地方，山西省政府对县级融媒体建设开设了专题研讨，因地制宜设计实施方案，部署“县级台联盟”试点工作，为省内县级融媒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加速融合步伐。截至2019年1月，山西省39个县融媒体中心作为首批启动项目已经全部揭牌。党中央和省政府的全方位政策支持，为山西省县级融媒体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资源支持以及实践背书，让县级媒体在“敢作敢为”的同时也能“有的放矢”，在引导县级媒体主体性和主动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资本：内部整合与外部引入。山西广播电视台和山西日报社共同发起成立山西云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各自占股51%和49%，随后共同建成山西媒体智慧云平台，在承担省级“中央厨房”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山西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总控中心。“广电+报业”的共建模式，有效地将省市县级资源进行集中化整合，充分发挥广电和报业各自的优势与资源。云平台起到总指挥作用，统一引导县级融媒体建设发展，避免了重复建设下的职责不明；不同层级的内容汇聚于此，可以更好地进行内容向县级融媒体的分发与传播；广电与报业以几乎对半的股权成立公司，不仅有利于县级融媒体实践中媒介多元形态的融合，也更有利于适应数字化转型升级，生产以受众为导向（利润驱动）的优质内容。

除了整合内部资源外，山西省还积极引入外部力量。山西媒体智慧云平台和山西联通、华为等企业签署协议达成合作，搭建视频业务研发基地，推出了融媒体智慧TV等终端服务产品，共同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作为一家电信运营企业，山西联通覆盖乡村的全光纤双向互动网络有利于基层舆情传播生态的建设，而华为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也为资源共享帶来便利，有利于实现县级融媒体智能化服务。山西省积极引用企业技术资本的举措，有助于把5G、大数据等互联网新技术投入到实践中，更好地开展信息服务，改善当地居民的内容体验。

3.人才：基层力量的优化与释放。作为走在业务最前端的一环，人才决定着融媒体建设落地基层的适用性、创造性和实操性，是县级融媒体建设中的关键力量。对此，山西省展开了优化融合人才的工作和计划，架构出一套立体多层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一，强化理论学习。山西省宣传部定期开设融媒体相关培训和讲座，组织县市两级人员进行学习，强化对理论思想的掌握。第二，加强实践调研。山西省县级基层领导多次组织员工到沿海较发达地区实地调研，并在每个市里选取一处作为“样板”，着力打造带头模范，增强人才动员力量。第三，培育人才转型，山西省各县市纷纷开设相关课程，提高员工融媒体技术操作能力，培养其处理图片、文字、音视频、网络等工作技能，向全媒体人才转型。第四，引进新鲜血液。山西媒体智慧云平台积极争取人员编制，对外公开招聘融媒人才，截至2019年11月，公司员工平均年龄29.8岁，全员学历本科以上，其中还包括一名山西省学术带头人。第五，加强激励机制。在人才管理上，山西省建立了更为完善的薪酬激励机制，加速人才和广电、报业的内部流动，并且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度，全方位对员工进行评估考核。

二、山西省县级融媒体的集约化实践形式

在上述多方资源和力量的整合下，山西省县级融媒体探索出了“四屏两声” 、资源互通、多元业务等实践形式，实现了受众全面覆盖、信息全效传播、跨界联动服务，建构出富有特色的地方媒体生态系统。

1.受众全面覆盖：“四屏两声”交叉传播策略。融合实践中，地方媒体的传播技术和硬件设施不断提高，为适应用户不同的终端类别，山西省采用交叉覆盖的媒介策略，创造性地提出“四屏两声”模式，“四屏”为电视屏、手机屏、车载电视屏和电脑屏，“两声”指室外大喇叭和室内小喇叭，多媒体融会贯通，形成了一个多样、动态、渗透的传播生态圈。在省级融媒体中心的统筹下，山西省县级融媒体找到着力点，依托“四屏两声”的渠道模式，实现了空间和渠道上的受众全覆盖，使信息嫁接到群众多样的生活场景之中，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黏性和惯性，牢牢占领了新兴媒体舆论高地。

2.信息资源共享：专题矩阵全效共享传播。山西省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优势，加强县级媒体与上级媒体的信息互动，依托新媒体平台建立山西传媒矩阵，助力全效传播。依托山西云平台的调控，省市级的报道都会即时推送至县级媒体，解决了县级媒体资源匮乏、力量薄弱的生产压力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一年来》等内容作品的下沉推广。而且山西云平台打通了县级媒体信息向上输送的渠道，县级媒体制作的H5、短视频、动画等内容，也借助平台内部的共享模式得以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如截至2019年，河曲县上传素材总计近2500条。在这样上下联通的传播格局中，山西省构建出一套极具影响力和引导力的传播矩阵。

3.业务多元经营：跨界服务线上线下联动。山西省县级融媒体积极拓展业务领域，主动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媒体+政务+服务”的智慧媒体形态，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以山西省石楼县为例，作为市内选定的县级融媒体试点县，石楼县开设了“爱石楼”APP和微石楼公众号，整合县内拥有的各项资源，细分出新闻、服务、政务、广播、电视等不同栏目，极大地延伸了县级媒体的功能定义。在山西媒体智慧云平台的调度下，山西省还在2018年春节举办了“在云端 守护回家路”的線下公益活动，与交通部、宣传部等部门合作，为春运期间高速路段事故伤者提供及时免费的救援服务。山西省县级媒体在民生服务、移动政务、信息公开、公益教育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有利于加速其转型升级，树立公信力、拓宽影响力。

三、集约化视角下山西县级融媒体的实践反思

尽管集约化的县级融媒模式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机制、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来，值得引起反思。

1.县级媒体个性化受限。集约化的融媒实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县级单位的个性化创造。县级资源生产力本就相对不足，山西传媒智慧云平台成立后，县级媒体对于国家和省市级新闻的播报从“定时”转向“即时”，丰富的素材和惰性思维冲淡了县级媒体生产本土原创新闻的动机，容易形成“省市级—县级”的单项输送模式，沦为“空壳”复读机。此外，截至2019年4月，山西省共有96家县级广电媒体，而云控平台作为省内唯一的调度机构，并不能及时响应各个县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在县媒适用性融合方案的定制上，极容易出现“缺位”状况。

2.资金和人员协调困难。在山西省的融媒实践中，针对县级媒体的资金和人员的协调分配仍存在问题。尽管有山西媒体智慧云平台的调控与引导，但落实到实践层面，县级融媒体中心主要还是依靠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自主运营的营收。然而，一些县级媒体发展水平较落后，财政支持不足，在自身难保的前提下，建设融媒体中心更是显得有些“不接地气”，贫困县更是难以响应融媒体建设的要求。此外，具体到业务层面，融媒体涉及音视频、直播、互联网等多项领域，也存在许多跨界合作项目，因此在具体的对接和分配上，也存在人员不够用、项目盯得不够紧的问题。

3.技术平台功能待完善。目前，山西省县级融媒体建设如火如荼，各地一窝蜂地开设了自己的公众号、服务号、微博号、抖音号，有条件的县级媒体还自行开发了APP客户端。地方媒体的服务应用看似“五脏俱全”、应有尽有，但实则存在功能和运营不完善的问题，如信息更新滞缓、功能按钮架空等。值得注意的是，融媒体依托新兴技术驱动，大部分产品需要投入相应的开发力度，不断迭代升级，以用户体验为中心进行内容打造。因此，在横向扩充服务疆域的同时，县级融媒体也要精心开垦每一片“耕地”，规避功能缺陷，更好地服务人民。

四、结语

山西省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最大特点在于集约化思维框架，有利于以较高的性价比达成一定的规模效益。结合山西自身的发展特点，山西省县级融媒体调动多元力量，整合多方资源，以政策为引导，以资本为驱动，以技术为支撑，以人才为鞭策，在山西云媒体的总控协调下，打通媒体融合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在基层舆论阵地中占领高地。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县级融媒体建设也逐渐暴露出自主性差、个性化低、功能匮乏等问题。对此，山西省可加强构建更有针对性的科学发展方案，对模范省份的融合模式进行实地考察，诸如县级主导模式、市场引导模式等，再结合本土特点弥补当下传播机制中的桎梏与不足，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融合路径，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作者系山西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2019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B419）、2018年度山西传媒学院校级青年基金“互联网思维下山西广播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谢新洲，朱垚颖，宋琢谢.县级媒体融合的现状、路径与问题研究——基于全国问卷调查和四县融媒体中心实地调研[J].新闻记者，2019（03）.

[2]沙垚.资本、政治、主体：多元视角下的县级媒体融合实践——以A县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样本的案例研究[J].新闻大学，2019（11）.

[3]王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山西实践[J].新闻战线，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