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研究

2021-02-21朱洪军，何子豪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朱洪军，何子豪

摘要：体育旅游是展现生态文明的载体，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会成为我国绿色发展的“龙头”与“示范”。我国体育旅游治理体系经过探索开创、破旧立新、转型完善、升华初成四个阶段，多元主体共治基本确立。然而当前正面临多元协同目标异化、治理主体角色转变难、多主体利益博弈激烈、主体间治理权责失衡等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激励监督机制缺乏、官本位思想侵蚀严重、协同治理意涵偏失、主体价值取向多元。突破传统理念束缚、整合多元主体力量、统筹多元目标诉求、推动主体权责匹配、强化顶层制度设计等是克服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困境，实现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能级提升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体育旅游;多元治理;路径建构

中图分类号：G8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21）04-0001-09

Multi-subject governance of sports tourism i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ZHU Hongjun， HE Zih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Sports tourism is the carrier to show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 subject governance pattern of sports tourism will become the "leader" and "model" of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governance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abolish the old and build up the new，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multi governance. At present， it is faced with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dissimilation of multiple collaborative goals， difficulty in changing the role of governance subjects， fierce game of interests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imbalance of governanc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subjects， etc. The reasons are the lack of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serious erosion of official standard thought， deviatio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aning， and multiple value orientation of subjects. Breaking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ideas， integrating the strength of multiple subjects， coordinating the demands of multiple objectives， promoting the matching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ubjec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are the important path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multi subject governance of sports tourism and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sports tourism; multi governance; path construction

隨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旅游作为体旅融合形成的新兴市场，正逐渐成为新时期我国居民健身、娱乐消费的新热点。新兴体育旅游打破走马观花式的传统出游方式，以体育运动、竞赛表演等为产品载体，推动旅游业从“游娱购”向“运健学”转型升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健康产业、乡村旅游，全面促进消费等政策建议，多方面为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发展释放需求潜力，提供广阔空间，增添发展动力。面对我国广阔的体育旅游发展前景，实施多元主体治理才是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体育旅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然而当前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体系面临着众多困境。本研究通过对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演变历程进行梳理，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成因，提出体育旅游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建构逻辑，探寻体育旅游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建构路径，旨在推动我国体育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增强人们在体育旅游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演变历程

梳理和总结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演变历程（如图1所示），是发现我国体育旅游治理困境的前提，是构建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路径的关键所在。

1.1探索开创：政府单一治理

新中国成立不久，受1953年琼哈顿带领的英国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历史性胜利的影响，我国现代体育旅游以登山运动形式拉开序幕，于1956年组建第一支国家登山队，同年5月25日首次完成人类从珠峰北坡登顶的伟大壮举，成为向全世界展现新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当时登山队的组建由国家体委领导，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归属国家体委建制[1]，登山运动在体育职能部门的直接管理下，以坚决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重大登山任务为使命，为祖国登山事业和我国科学勘测、体育外交工作做出重大贡献[2]。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指引下，以登山运动为代表的体育旅游逐步形成政府一元管理的发展模式。登山运动在相关政府部门“计划运作”稳步发展，登山运动转化为“弘扬民族精神”“为国争光”的工具。由于该时期政府几乎全权管理和调控资源配置，完全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开展，行业激励政策匮乏，群众登山运动普及受到抑制。

1.2破旧立新：政府绝对主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旅游产业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发展势头迅猛。体育逐渐由注重“奥运工程”的竞技体育事业转变为面向市场的体育产业，快速扩张趋势显现。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良性增长推动我国体育旅游快速发展[3]。1984年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旅游发展进入政府与企业治理的二元时期，标志着登山运动逐渐走进日常百姓的视野。尽管处于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但政府主体受官本位意识深远影响，在体育旅游治理工作中强化本体行政职能，从政治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支持、市场运作等宏观层面直接推动体育旅游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政府主體绝对主导治理下，体育旅游资源配置、市场标准、开发与保护等受到强有力的管治。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的作用就是为政府提供产品（或服务），体育旅游企业形成对政府治理的单向依附，呈现出“依附式”治理模式。在管治过程中政府绝对的主导地位，削弱了企业参与程度，往往对体育旅游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1.3转型完善：政企同行治理

进入21世纪，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催动下我国体育旅游迅猛发展。2001年，前国家旅游局将其设定为“中国体育健身游”主题年，为我国体育旅游在新世纪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在《2001年中国体育健身游活动方案》中推出60项大型体育健身旅游活动和11大类80个专项体育健身旅游产品和线路[4]，其部分活动由体育旅游公司、实业公司等有关企业主办或承办，借此契机企业主动参与到体育旅游治理过程中来，由此催生出“政企同行”的治理模式。《方案》以红头文件形式，打破传统政府与体育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体育旅游企业不再是传统的被治理者，而是体育旅游共同治理主体。政府主体在治理中把握体育旅游发展方向、厘清市场开发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引导企业参与体育旅游治理。企业成为体育旅游治理体系中一个能动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参与制定体育旅游治理目标，并根据目标采取相应措施。在“政企同行”的治理模式中，“同行”体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平等互动关系。由于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在同行治理中仍面临结构问题，一方面体现于企业在体育旅游发展中弃被动为主动，大搞体育旅游开发，导致体育旅游发展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过度开发，造成能源大量消耗以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另一方面体现为政府对具有旅游和体育双重特征的新兴业态治理的无奈，导致在体育旅游治理过程中出现多重领导、管治混乱的现象，整体治理效能大幅下降。

1.4升华初成：多元主体共治

迈入新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战略的高质量推进战略。为适应体验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单纯依靠传统以行政为主，市场为辅的治理机制难以提升体育旅游质量，实现治理目标[5]。为此2014年国务院颁发《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大力支持水上运动、登山攀岩、射击射箭、马术、航空、极限运动等群众喜闻乐见和有发展空间的体育旅游休闲项目，放开群众性和商业性体育赛事审批权;2016年《山地户外运动产业规划》《水上运动产业规划》《航空运动产业规划》等相继颁布，加快政府在体育旅游领域的职能转型，引导非政府主体参与体育旅游治理就成为历史必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积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走进历史中央舞台的体育旅游企业理应在体育旅游治理体系中承担主体责任，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专业体育设施或装备，以人性化、舒适化、专业化为核心，开发“强体验式”体育旅游项目。体育旅游治理更与社会组织及所在社区息息相关。在全域旅游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社区必然参与体育旅游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等过程，并享有收益分配权。在行业协会商会行政脱钩背景下，体育运动项目协会作为政府与体育旅游企业之外第三种力量，在行业监管、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新时期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体育旅游是展现生态文明的载体，有序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的加速确立，会成为我国绿色发展的“龙头”与“示范”[6]。

2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困境与成因

尽管新时期体育旅游多元主体共治初步确立，但仍存在大量结构性矛盾，分析这些困境与成因能为多元主体治理建构提供逻辑起点与路径指引。

2.1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困境

2.1.1目标困境：多元协同目标异化

体育旅游是体育与旅游、文化、商业等融合而形成的综合性业态，体育旅游设施的专业性，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个性化、高端化和体验性等特征，需要体育、旅游、生态、经济、文化等多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力量分工负责、协调联动。体育部门着力优化赛事与培训等产品与服务体系，旅游部门重点做好体育旅游空间布局与服务质量保证体系;市场监管部门注重规范与维护户外俱乐部、旅行社等体育旅游市场运营秩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则着重于保护修复生态环境与优化资源配置。各职能部门间治理目标存在差异，从而影响治理协同性。体育旅游企业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企业逐利取向与治理责任相冲突，在治理过程中基于成本投入与收益回报的考量，更多的关注自身经济效益的短期目标[7]。体育运动项目协会无疑是普及和推广登山、滑水、高尔夫等体育旅游项目，加强和改善体育旅游行业治理和市场管理的重要支撑，但也服务于体育旅游企业，维护企业合法经济效益，这种双重目标往往难以平衡，治理行为易发生偏移。体育旅游开发增加居民受益，提供良好的运动休闲设施，赋能乡村振兴，但不慎利用面临过度商业化，生活空间被挤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主体内部，主体间目标矛盾的冲突，极易成为多元主体治理难以有效实施的障碍[8]。

2.1.2角色困境：多主体角色转变难

新时期多元主体治理逐步取代过往“政府一元”治理、“政企同行”治理，但这一时期并未能完全实现多主体纵向协调、横向联动，而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领导下多元主体服从。多元主体治理语境下，各主体基于互相平等的合作关系开展治理工作，但受长期权威政府行政惯性影响，新时期政府角色观念难以从“集权”走向“分权”，将权力下放简单理解为责任下放，无法赋予体育旅游企业、体育运动项目协会与社区组织平等治理地位，难以实现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区组织平等合作共治。政府不是全能治理主体，在体育旅游治理中政府部门难免存在业务短板或缺口，体育运动项目协会是政府补充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当前体育运动项目协会与体育部门的互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协会对政府部门的依附，体育运动项目协会在参与体育旅游治理时，习惯将自身视为体育政府部门的“附庸组织”，管理依然沿用命令、指令等行政式管理模式。而体育旅游所在地社区基层组织，隶属于当地人民政府管理，故其必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区延伸出来的“腿”，成为政府及其基层政权组织的“附属物”[9]，因而二者在短时期难以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配角”到“主角”，主动承担体育旅游治理责任，推进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形成。

2.1.3利益困境：多主体利益博弈激烈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转变，体育旅游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央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格约束体育旅游开发中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地方政府在“GDP论英雄”考核机制影响下，更加注重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伴随乡村全面振兴、北京冬奥倒计时，户外运动、冰雪运动等高端性消费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然而环境治理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搭建天然冰雪场地、打造步道马道等户外线等都将引致生态环境改变，造成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在多元主体治理结构下，体育旅游企业既是被治理对象同时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在践行绿色发展中，无疑增加了成本投入，如冰雪企业降低天然冰雪场地利用率，转向加大人工雪场以及室内冰雪场地建设，必然增加高额的能源成本，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补偿机制缺失，企业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与其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特性相违背。此外，体育旅游治理对当地社区会产生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体育旅游治理得以优化当地生态环境，同时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体育健身设施;但与此同时势必造成当地社区吃、住、行、游、购、娱等体育旅游周边产业的整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社区经济效益，直接引发社区居民对治理行为不满，进而导致社区参与治理意愿的分化。

2.1.4权责困境：多主体治理权责失衡

新时期体育旅游治理模式强调主体多元化，但并不否定政府部门在处理体育旅游事务治理中的主导权力和主要责任的主体地位，然而现实治理行动过程中政府部门管制与行政执法权力实施较多，而组织、引导及监管其他主体参与治理等责任履行不到位，致使多元主体参与体育旅游治理的目标不清、路径受阻，标准缺失，政策扶持不到位，出现治理权力大于治理责任的失衡现象。如瀑降、潜水、热气球、蹦极等体育旅游项目风险极高，但却缺少严格的认可和明文规定的资格门槛，频发的户外运动事故背后政府仅简单关停禁止有关体育旅游企业，留下较大监管盲区。体育旅游企业作为市场力量参与体育旅游治理责任在于改善地区生态环境、优化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等，然而体育旅游企业在治理中并未获得相应的保障权、收益权等权利，治理责任大于治理权力。治理压力自上而下不断累积，治理责任自下而上相对集中，体育旅游治理权责集中化，体育运动项目协会与社区居民在体育旅游治理中有责任完成由上级政府部门下达的治理任务，但这些主体社会监管权、表达权长期遭到政府主体漠视，大多数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处于“有责无权”的尴尬地位[10]。各主体间治理权责失衡，治理效能降低，难以形成多元主体高效治理格局。

2.2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困境成因

2.2.1激励监督机制缺乏

治理是一种集体行动[11]。在集体行动中，缺少监督激励机制，行动者会增加对集体的索取，而减少对集体的回报，这会导致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12]。从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治理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特征来看，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居民的观念、意识、素质以及自觉性、积极性、组织性[13]，在一定条件下是我国体育旅游治理的中坚力量，为现行体育旅游治理方案提供新思路、新视角。然而由于政府部门长期主导，加之相关激励政策供给缺乏、宣教工作开展不足，社区居民普遍存在治理惰性心理。体育旅游企业对滑雪、游艇、高尔夫等专业的场地设备与配套设施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但相关补偿机制尚未完善，经济激励缺失，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特性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难以调和，致使企业参与治理意愿低下，出现不负责的形式化治理行为。与此同时，现阶段我国体育旅游治理监督体系问题同样突出，因体育和旅游的双重属性，现行法律法规尚未覆盖体育旅游行业，体育旅游监管部门存在执法弹性大、监管不力等弊端，致使监管失灵，难以实现对治理行为有效监督。

2.2.2官本位思想侵蚀严重

官本位思想严重制约着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的协同配合。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治理体系转型升级，权力分配由集权向分权转变，催生宏大的权力让渡的弹性空间。坚持“人民为本”，培育群众治理主体意识，激发多元主体内在动力是新时期推动体育旅游治理体系建设的重点及难点，受官本位思想影响，体育运动项目协会、体育旅游企业等非政府主体习惯于依赖政府治理，对自身在体育旅游治理中责任与价值认识甚少，政府职能部门在条块分割的管理框架“大包大揽”，不注重联动共享共治，不注重发挥体育旅游市场的自我调节和社会主体自我治理能力，不注重培育市场机制和发挥体育运动项目协会的作用。权力下放似有似无，行政干预手段无处不在，体育旅游中各种准入和经营的隐形门、旋轉门、弹簧门大量存在，如运动游艇保证金高，考取驾照费用不菲;航空运动空域管治严格;户外运动自然保护区红线难以逾越等，行政化治理依然过度集权，严重破坏我国体育旅游治理多元主体权责结构，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呈现出治理权力“放不下，接不住”的窘境。过度集权导致只有官对民进行自上而下单向控制关系的存在，而不可能存在民对官进行自下而上监督的正当法律关系的存在[14]，非政府主体治理意识和积极性遭到破坏。

2.2.3协同治理意涵偏失

当前体育旅游产品需求规模、产品内容及形式都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特征，使得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不能积极有效应对体育旅游治理公共事务，出现治理失灵现象。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旅游治理，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正是对政府治理失灵的补充，但“新主体”在治理过程中不免都陷入行政化的困境，成为政府的助手，政府主导的治理局面并未根本改变[15]，原因在于参与体育旅游治理各主体对治理内涵认识不清、了解不全面、把握不准确。体育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公共利益意识缺失，“本位主义”盛行追求各自利益，治理目标出现异化;政府部门治理顶层设计不足，尽管当前体育旅游需求旺盛，但除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与原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的《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外，体育旅游政策法规不足，体育旅游业务主管部门缺失，体育旅游要素多部门分割，致使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平台缺失，治理行为规范机制供给短缺，多元主体各自为主、各行其是，难以实现多主体共同治理;体育运动项目协会与体育部门职能边界交融模糊，难以区分，对体育旅游治理问题容易产生认识偏差，治理行为呈现出“官派作风”，不足以发挥协会桥梁与专业优势来实施精细化治理。

2.2.4主体价值取向多元

价值取向是基于特定的思维感官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反映了人们的社会认知和利益需求状况，并且个体总是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集体的社会活动[16]。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这一时期全社会发展以国家经济增长为总目标，价值取向单一。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在全球化大浪潮下，受多元文化影响，单一价值取向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体育旅游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不同主体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念，基于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在体育旅游治理行动中必然表现出不同治理目标。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趋向协同治理，协同语境下要求不同主体价值取向达成共识，治理目标表现出内在一致性。然而在体育旅游治理实践过程中，主体自利性与利益公共性对立，政府提供的休闲绿道、自行车道、登山步道、户外营地等体育旅游基础设施服务全社会，户外运动俱乐部、旅行社等则以自利的目的尽其所用，不同主体以获取自身权益为价值取向参与治理工作。体育旅游协同治理过程中充斥着冲突，主体价值诉求难以融合，治理体系内部价值取向混乱，协同联动“链”破裂，难以形成高效能协同治理格局。

3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建构逻辑

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共治确立，既是新时期社会环境变化的作用结果，也是推动体育旅游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内在需要。

3.1动因逻辑：环境变革的现实推动

治理体系不是任意选择或单纯人为设计的过程，而是与行业发展历程有着密切关系[17]。面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环境发生实质性重大变革，必然对体育旅游治理主体间关系产生结构性影响。“十四五”开局，党中央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审时度势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我国体育旅游应积极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把握双循环契机，加速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我国居民对科学健康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认知正全面革新，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彰显[18]。后疫情时代，基于体育旅游与健康产业高度关联性，在健康理念驱使下人们更多选择参与体育旅游，进而激发体育旅游市场消费升级，对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体育旅游供应链长，要素涉及面广，面对新时期消费需求升级，多主体只有群策群力疏通国内体育旅游发展“堵点”，引导国外体育旅游消费回流，才能实现高质量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供给。这需要体育旅游企业与社区积极联动，借鉴欧美等体育旅游发展的先进经验与模式，以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为指引，依托《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政策利好，赋能乡村振兴，聚焦“体育+旅游+乡村”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乡土资源和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顺应市场日益高端化需求，丰富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供给，开发体育旅游“一站式”服务，在满足国内体育旅游消费需求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体育旅游市场，促进入境体育旅游消费。体育运动项目协会则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体育旅游诸多项目如冰雪、潜水、漂流等项目需要参与者具备一定的运动技能，因此体育运动项目协会需积极组织开展体育旅游运动项目技能培训活动，提高体育旅游公众参与度，推动运动项目更大范围融合旅游发展，助力体育旅游产品结构持续升级。政府要深入推动“放管服”，加强体育旅游政策集成创新，为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且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智慧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一盘棋”布局，顺应体育旅游治理现代化“智治”需求，助推经验化治理走向精细化治理。

3.2实践逻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

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迈向高质量发展仍面临消费需求升级、群体利益冲突、产业融合风险扩散等诸多挑战，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要顺应体育旅游发展规律，响应党中央发展新要求，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确保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解放，就难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新时期多元治理体系构建根本在于治理主体思想解放，即思想创新，相较于传统治理体系，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辐射带动下，治理主体积极转变思维方式，秉承以人为本大局意识，多元共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处理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行动是发展的途径”，行动不协调，极易引致失衡发展进而落入发展陷阱。新时期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治理二字正是协调发展理念的映射，强调各主体在立足本职前提下，打破主体边界壁垒，通过协调消除发展矛盾与分歧，统筹兼顾增强整体性，引领分散治理走向集中治理、碎片治理走向整合治理，推动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形成均衡结构。“开放是达成高质量的提速器”，开放不止步，发展不停顿，强调开放包容是实现我国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因社会环境变革驱使社会主体参与体育旅游治理正好切合新时期以开放姿态构建多元治理的愿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弥补传统治理主体不足，让各主体联系更加紧密，更顺应新时期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实现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方案。“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唯有坚定不移贯彻绿色理念才能如愿實现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文明理念驱动，“两山理论”逐渐融入体育旅游治理，内化于主体意识，外化于准确行动，为人和自然共生关系处理提供指引，同时也为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奠定基调。“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初心”，共享发展，改善民生。新时期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本质，光复生态，利好人民，提质生活，立足共治共享理念落实全面共享，不仅是多元主体间治理信息、技术、经验共享，更是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果惠及各利益相关者。

4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建构路径

审视当下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困境，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要以建构逻辑为统领，建构多措并举的治理路径（如图2所示）。

4.1转变角色：突破传统理念束缚

角色重新定位是开展合作的基础[19]。伴随着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治理模式发生演变，单靠政府主导体育旅游治理难免“捉襟见肘”，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首要任务即是突破传统角色观念束缚，实现角色转变。政府部门必须多方面着手清除官本位意识，深化“放管服”改革，推進政府职能由“包办型”政府向“协同型”“服务型”政府转变，主动服务冰雪、户外、越野跑等项目协会开展体育旅游人员培训，产品开发和竞赛组织，丰富体育旅游供给方式。此外，政府从“施策者”转向“研究者”，联合体育、旅游、环境等职能部门针对体育旅游空间布局、生态环保等问题加强理论研究，破解体育旅游理论落后于发展的事实，以理论支撑体育旅游专项治理实践，引领我国体育旅游企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主动克服追求利益最大化与主动承担旅游治理责任内生矛盾，引导体育旅游者绿色低碳出游，坚持走高质量和生态发展之路，积极建设体育旅游精品路线，打造绿色生态体育旅游品牌。体育旅游协会要积极淡化社会组织官方色彩，促其去行政化达成，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公益性、自治性。充分发挥自身纽带作用，密切联系体育旅游目的地社区，协助配合体育部门，以开展体育旅游文化活动、体育旅游博览会为契机，加强体育旅游治理宣传引导工作，进一步壮大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旅游治理。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背景下，作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治理应消除自身“受众心理”，社区参与“去形式化”的困境，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努力开拓与创新，为体育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治理提供新路径，推动体育旅游基层治理迈向新台阶。

4.2互补联动：整合多元主体力量

整合多元主体是提升我国体育旅游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关乎治理目标实现，其互补与联动即为整合主体力量的核心要素。互补在于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结构效用，各取所长，互相弥补在治理过程中的不足或空缺。在治理中，体育与旅游部门合力推进体育旅游发展，如江西武功山名胜风景区，相关部门整合并合理规划体育旅游资源，全力打造“云中草原户外天堂”旅游IP[20]，创办武功山国际帐篷节、武功山越野赛等多项体育旅游活动，提高体育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此外，体育部门还须联合生态环境部门攻关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不充分难题，高质高效完善体育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体育旅游服务质量。体育旅游企业要充分了解体育旅游者参与动机，精确对接体育旅游需求，同时明确体育旅游产品定位，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当体育旅游资源，切实担负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责任。体育运动项目协会要在环境监察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对体育旅游目的地体育活动开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与监测、对体育旅游企业以及周边附属产业市场运营实施监督与管理，以促进体育旅游市场健康发展。体育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作为“东道主”通过对周边自然环境、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感等的多维感知判断当地体育旅游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方向，以此对其发展提出建议或意见反馈。联动则围绕新时期多元主体多维诉求，支持各地加强体育旅游发展规划引领，建立户外营地、船艇码头、航空运动基地、体育休闲步道等重点项目投资目录清单，以“互联网+”为技术依托，通过信息公开、资源共享，整合体育旅游多元主体力量，搭建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平台，纵向形成政府部门、体育协会组织、体育旅游企业、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多主体资源互通垂直结构;横向形成体育、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多部门互联机制，实现体育旅游目的地全方位资源集合、共享，为多部门多主体治理化解“信息闭塞”“资源孤岛”等困境，构建一体化行为机制。

4.3利益共容：统筹多元目标诉求

目标是多元主体共进的方向，利益则是关乎多元主体合作是否顺畅的标志，只有主体利益得到满足，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治理涉多重利益关系，加强治理价值观念引导，构建利益兼容机制，增进多元主体间利益共容并使之转化，为多主体治理目标协同提供指引。（1）引导治理主体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科学正确的利益观谋求包容互惠，整体利益并非绝对“凌驾”个体利益，“牺牲”个体利益。新时期体育旅游治理追求生态环境“追清逐绿”、高质发展的整体利益，因此多元治理个体利益取向应当服从于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总体框架，确保人的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协调发展，不可偏废[21]。（2）构建利益协调机制，体育部门要牵头并联合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多主体利益表达途径，建立主体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对纳入地区体育旅游发展规划的重大投资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坚持民主协商与统筹兼顾原则，充分考虑各主体利益诉求内在联系，并依据体育旅游目的地人文、经济等环境，适度调整体育旅游专项财政分配，大力支持体育旅游企业生态投入，给予社区居民治理专项补助，从而间接实现主体利益共容，为统筹多元主体治理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4.4责任共担：推动主体权责匹配

治理体系的优化过程需要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实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显其能[17]。制定体育旅游专项治理活动责任清单。各职能部门应承担在实施协同治理行动起始阶段对激励、标准、监督、审计等制度供给、政府内部机构职能划分、引导和培育非政府主体力量、营造良好体育旅游治理环境等体育旅游治理工作整体安排。体育运动项目协会应联合体育部门、体育旅游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性较强的优势主动担负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支持等责任。体育旅游企业作为生产者，应自觉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等类公共利益维护的责任，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实现企业体育旅游业务转型升级。社区居民应切实履行加强体育旅游治理理念、提升体育旅游治理能力的责任与义务。（2）制定基于责任清单的权力清单。以清单形式将各职能部门权力入单，制约其在体育旅游治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以及治理工作执法权行使界限。体育旅游企业作为治理实施重要主体，在治理路径、手段选择上应具备自主权，在事务商议中应具备合法决策权，拥有这些权力能够使体育旅游企业更加合理配置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明确体育运动项目协会的监督权与保障权，有助于监督职能部门良性运作，并集中表达体育旅游企业的权力与利益诉求，保障体育旅游企业私权利实现。社区居民以“微权力”形式参与体育旅游治理，主要体现在对体育旅游目的地治理问题及治理对策的决议权、对体育部门和体育旅游企业治理行为监督权，以及对自上而下分配非理性治理事务拒绝权。权责清单不仅限定各职能部门职权边界，还提高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积极性，从根本上维护了非政府主体治理权益，实现体育旅游治理权责匹配。

4.5精细治理：强化顶层制度设计

精细治理制度设计应当是以我国体育旅游治理问题为导向，以回应体育旅游治理现实需求为目标，通过加强专项立法、建立治理补偿制度等制度设计，服务和应对新时期我国体育旅游治理并促其实现精细化治理。（1）加强体育旅游专项立法。要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基础上明确体育旅游治理主体、治理准则、治理总体目标以及对违反体育旅游治理条例治理行为的处罚标准等，推进落实体育旅游依法治理，防止出现粗放式治理现象。（2）建立体育旅游保护补偿制度。依据《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强化保护补偿理论研究，完善体育旅游产品定价机制，厘清补偿主体与受益主体的相对关系，体育旅游企业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应向当地社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补偿;积极应对治理问题的体育旅游企业则以受益主体身份获得体育政府部门专项治理补助。另外，在体育旅游补偿制度中需明确补偿标准和补偿形式，使体育旅游治理贡献者得到公平公正的补偿。（3）完善体育旅游治理监督管理机制。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在体育旅游治理行动中相互监督，强化提升各主体监督意识与能力，坚决预防体育、旅游、环境等政府部门强加治理责任于体育旅游企业、社区群众，防止新时期体育旅游治理出现“多元治理，一元权力”的失范行为，从多元治理结构内部提升监督效率。

5结语

在新时期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政策利好不断涌现，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为我国体育旅游转型发展提供强大政策指引和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对体育旅游提出新目标新要求。站在百年历史交汇机遇期，积极构建多元主体治理已成体育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突破传统治理理念束缚，破除传统利益藩篱，加快角色意识转变，优化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强化顶层制度设计，方能激活多元主体内在潜力，推进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共享的体育旅游治理格局，增强体育旅游多元主体治理活力，提高体育旅游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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