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佳 汪 泽 袁 芳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20年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变迁，带来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调整的新机遇(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在中国要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国际经济环境巨变的背景下，“促进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良性互动”(巴曙松，2020)已经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均衡重构进程的重要着力点。中国能否通过提升企业的出口质量来有效促进其积极稳妥地去杠杆，以外贸高质量发展助推国内债务结构优化，在微观层面实现“双循环良性互动”是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虽然我国的“去杠杆”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单敬群等(2020)发现2018年我国的宏观和企业杠杆率依然高于最优杠杆率(尤其是企业杠杆率)。关于如何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国内学者进行了相关探讨。有研究认为，去杠杆的方式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路径，消极的去杠杆方式强调控制作为分子的债务，以这种“减债”方式去杠杆会导致企业资产规模的缩小与生产经营能力减弱，是一种不利于增长的去杠杆方式；积极的去杠杆方式侧重扩大作为分母的股权融资并借助股权结构的调整来改善公司治理，这种“增权”方式去杠杆则能够促进资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经营能力的增强，是一种具有持续性和相对更为“积极”的去杠杆方式(毛振华和陈静，2019；周茜等，2020)。

从使用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衡量微观企业出口质量指标的相关研究来看，在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推动之下，企业在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升级层面的诉求日益增多(张健和鲁晓东，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