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斌 叶 兵

一、引 言

大量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巨大的经济成就源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经济管辖权和财权下放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要素竞争，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Qian和Weingast，1997；Qian和Roland，1998；张军和周黎安，2008；张五常，2012)。在现实层面，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的是财政包干体制频繁变化。尽管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中央与省份之间确立了固定税收分享体制，结束了运行十多年的“财政包干制”，但对省份以下的财政体制尚没有做出统一规定。从实际运行来看，省份以下仍就保留了国家“财政包干制”的普遍做法，其事实上是一种地方财政包干体制。

单一制国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在谈判和安排财政比例时上级政府拥有相机修改合同的权力，体现出财政包干体制的灵活性。财政包干合同肇始于市场要素缺乏的20世纪80年代。彼时，灵活多样的包干合同可以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阻力，获得地方政府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从而推动改革进程(Shirk，1993)。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越发重要。对此，一些学者认为，不应过高估计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去的分权付出了很高的长期代价，基于规则的稳定性，财政分权才是经济长期成功的前提条件(Sachs等，2000；黄佩华和迪帕克，2003)。如何理解上述分歧？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经验层面加以检视的问题。……